試論漢傳佛教的僧官製度
內容提要：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由于種種曆史原因，統治階級建立了一套對僧人的統治和管理機構，這套機構就是我國佛教的僧官製度。僧官製度也可以說是佛教中國化的産物。本文從僧官製度産生的曆史背景、發展、完善、衰敗及其時代意義作了全面的介紹。僧官製度雖然早已消失，但它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重要側面，我們有必要去認識它、了解它。
關鍵詞：僧官製度、統治階級、管理機構
作者：釋能靜，比丘尼，閩南佛學院第六屆畢業生。
前 言
原始佛教僧團沒有權威的崇拜，也無行政上的領袖，即使至高無上的佛陀，與弟子也只是一種師生關系、平等生活。佛陀對弟子們在修持上的教誡是：自依止、法依止。即以律儀軌範僧團，整個僧團都是建立在律儀上。大家以戒律爲行爲准則，以六和共住，修習佛法，志在求解脫、證菩提，任在弘化度生，僧團呈現出祥和、民主、團結的氣氛，受到世人的尊重。
佛教傳入中國後，受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製、君主製和禮法之製的叁重製約，在教義和組織上都發生了些變化。佛教僧團在中國曆史上雖然基本上保持了它相對的獨立性，但是佛教雖然在教義上精神上是超世的、非人化的，而在實際組織與活動上又必然是現實的、人爲的，決不能脫離社會，更何況中國一向是皇權至上的國家，佛教的傳播發展要靠統治者的扶植，僧徒的衣食住行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作保障。由于這種種原因，使中國佛教團體演變成了一個既有政治性質又有經濟性質的特殊的社會團體，爲了統治和管理好這個團體，同時也爲了恰當地處理世俗政權與這個帶有特殊性質的社會組織關系，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統治和管理機構。這套機構便是我國佛教的僧官製度，它是佛教與政治錯綜運動的産物，也可以說是佛教中國化的産物。中國的僧官製度初創于兩晉十六國時期，爾後經曆了曲折發展的演變，延續了一千余年，至清結束。這套製度的産生和演變的曆史，是中國佛教發展史的一個重要側面，我們有必要去認識它、了解它。
僧官製度産生的曆史背景
佛教早在兩漢之際便已傳入了中國，但在初期，佛教基本上是作爲一種外來學術思想乃至神秘道術，在宮廷和貴族上層社會中小規模地傳播，在一般群衆中並未産生影響。《佛圖澄傳》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製，亦循前軌。”[1]可知東漢魏晉時期，佛教在中國尚未奠定社會基礎，寺院數量極少，中國出家僧尼更是微乎其微。政府把佛教作爲一種外來宗教，反允許外國人在京城都邑建立寺院，禁止漢人出家。政府對佛教寺務的管理，由職掌外國賓客朝觐之事的鴻胪寺兼領。
西晉時期，國家取得了短暫的統一。中原內地與西域的交通較前便繁，經西域而來的外國僧人大量增加，他們帶來和譯出了許多佛教的經典，增進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另一方面，西晉政治黑暗，各種社會矛盾尖銳複雜，正統的儒家學說被沖決，玄學盛行，爲佛教的普及提供了極有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于是各階層人士紛紛到佛教中尋找精神寄托，舍私宅、出私財造寺及漢人剃度爲僧尼的現象日益增多，禁而不斷。京城洛陽成了佛教傳播的中心，一時佛教甚是繁榮。《釋氏稽古略》卷一載：“西晉翻譯經典共有道俗十二人，譯出經律六百卷，建寺一百八十所，度僧叁千七百人。”由此可知，在西晉時佛教已相當興盛。
東晉十六國時，南北分裂，長期戰亂，社會動蕩不安，苦難的生活正是宗教滋長的溫床。另外，在北方佛教又得到統治者的公開提倡，後趙主石勒、石虎，前秦主苻堅和後秦主姚興都狂熱地崇信佛教。特別是前秦主和後秦主爲了獲得著名高僧鸠摩羅什，竟不惜興兵征伐，引來一場著名的戰爭。後來後秦主得到羅什後特地在京城長安爲他設置巨大譯場，讓羅什主持盛大的譯經事業。《姚興載記》載：“興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圖于永貴裏，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座禅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單單自外地彙集到長安一地的僧侶就達五千余人，那麼後秦疆域內寺、僧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以上講述的是十六國時期北方佛教發展的狀況。在南方東晉的統治下，佛教的發展也蒸蒸日上。南方佛教雖然沒有得到統治者的公開提倡，其實東晉諸帝，無不信奉佛法，結交僧尼。特別是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允許僧尼出入宮廷，幹預政事，他和琅琊王司馬道子尤敬妙音尼。妙音顯赫一時，公卿百官競相奉承交結，門口常有車馬百余輛。東晉王朝的政權，實質上掌握在世家大族中，世族名士喜好清談玄學，他們很多都是佛教的支持者，許多著名的文士如許珣、戴逵、王羲之、孫綽、謝靈運等都曾向當時高僧問學，或執弟子禮。名士和名僧交往密切，由此爲佛教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皇室貴族競相造寺建塔，促進了教團的聲譽擴展。
以上展現了兩晉十六國時期，南、北中國佛教教團的急劇發展，僧俗文獻沒有給我們留下這個時期寺院和僧尼數量的完整統計數字，但據唐法琳《辯正論》記，東晉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即以這個數字來說，東晉十六國時的寺僧尼數比西晉多十倍以上，與晉以前的“漢人皆不出家”狀況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僧官製度的醞釀和産生
(一) 僧官製度的醞釀
佛教教團的飛躍發展，僧尼人數猛增之後，如何治理好僧團的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佛教界和統治者雙方都在爲如何管理好這急劇膨脹的教團而尋找對策，對此僧團本身與封建官府方面各有各自的想法，各自實行了一些初步的措施。
僧團方面主要想通過完善佛教戒律製度，實現僧團以戒律進行自治。但因在經律論叁藏中，律典傳入較遲，當時僧人無有完備的律典可遵。爲此兩晉之際許多高僧都曾做過努力，其中以道安和慧遠兩位大師的貢獻最大。
道安是兩晉之際著名的漢族佛學者和僧團領袖。約生于永嘉六年(312年)，卒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是佛圖澄的弟子。道安之時，漢地雖有戒律，但很不完備，道安在邺從佛圖澄受習戒律時，每每都以世亂未能盡習爲恨。在東晉中葉，道安、竺法汰等大師均曾爲戒律的完備而努力尋求過，法顯因此而西行求法。道安對戒律非常重視，對于流行戒律的訂正和新戒律的譯出寄以高度的熱情和厚望。但當時畢竟“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缺”，[3]針對這種情況，他參照已有的戒律結合當時僧團的具體特點，製定了“僧尼軌範”，宋僧贊甯《大宋僧史略》卷中載：
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威儀之多缺，故彌縫其缺，埭堰其流，立叁例以命章，使一時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講；二、六時禮忏；叁、布薩等法。過逾此法者，則別立遮防。
這叁方面有效地維護了當時僧團的秩序。當時他領導的僧團：“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4]道安治理僧團的法寶，除了自己修持有素和威望外，主要靠的就是他製訂了“僧尼軌範”對當時佛教界僧團也産生了巨大影響，當時佛教界把它看成是“佛法憲章”，“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5]。
慧遠是道安的弟子，公元365年，隨道安至襄陽，是道安得力助手。公元378年，前秦圍攻襄陽，道安分遣徒衆，慧遠奉命率徒東下，至廬山留步，建立了廬山僧團。慧遠律己甚嚴，對僧團的管理卓有成效。他製定了僧團行用的《禮寺節度》、《外寺僧節度》、《比丘尼節度》等具體規章製度。《慧遠傳》雲“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余化，于斯複興”，因此“謹律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其中出家弟子就有一百多人，“皆端正而有序”，[6]得到東晉各種統治力量的支持，就連反對佛教的恒玄也對廬山教團高度贊賞。故恒玄在東晉元興二年沙汰僧尼的命令中，特別關照：“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7]
可見當時僧團大德已非常重視和尋找製定統率僧團的軌範章約了，世俗政權如能承認和尊重僧團領袖的這些措施，佛教教團逐步加強完善自治職能。但是，中國的國情與印度不同，世俗政權一直高于教權，教權一直在政治控製之下，過去政權明令：“漢人皆不得出家”，就是政權嚴格控製教權的一種表現。待至僧禁廢馳，僧尼急速增多後，政權也不可能容許教團完全自治，它必須要尋找一種重新把教團置于自己掌握之中的途徑。
爲了尋找控製教團的方法，十六國和東晉統治者紛紛進行了各種嘗試。後趙石勒和石虎尊崇佛圖澄，稱它爲“大和尚”，譽爲“國之大寶”，石虎下書“衣以绫錦，乘以雕辇。朝會之日，引之開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此。”[8]這是在佛圖澄“榮爵不加，高祿不受”的情況下，對佛圖澄的一種格外優寵，實際上還是含有給予佛教領袖以爵祿的意味。世俗君主所以要給佛圖澄這麼高的禮遇，自然與佛圖澄的“弟子遍于郡國”的佛教地位有關。無庸諱言，石勒、石虎無不通過籠絡佛圖澄而控製諸郡國之意圖。
道安大受前秦主苻堅的崇奉，性質類同二石崇奉佛圖澄，也是因爲他實際上成了前秦的最高佛教領袖，苻秦統治者通過拉攏道安得以間接地影響前秦教團。這些都是比較客氣的做法。而東晉統治者控製僧團的做法則屬于另一種類型，那就是企圖迫使僧尼放棄自己的特殊的禮儀，歸化于儒家的綱常禮教之中。晉成帝時，庾冰主張僧尼行跪拜禮，認爲“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出于此矣。”僧尼是晉民，且是常才，不應“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而應盡敬君主，使王教畫一”。[9…
《試論漢傳佛教的僧官製度(釋能靜)》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