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传佛教的僧官制度
内容提要：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统治阶级建立了一套对僧人的统治和管理机构，这套机构就是我国佛教的僧官制度。僧官制度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本文从僧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完善、衰败及其时代意义作了全面的介绍。僧官制度虽然早已消失，但它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有必要去认识它、了解它。
关键词：僧官制度、统治阶级、管理机构
作者：释能静，比丘尼，闽南佛学院第六届毕业生。
前 言
原始佛教僧团没有权威的崇拜，也无行政上的领袖，即使至高无上的佛陀，与弟子也只是一种师生关系、平等生活。佛陀对弟子们在修持上的教诫是：自依止、法依止。即以律仪轨范僧团，整个僧团都是建立在律仪上。大家以戒律为行为准则，以六和共住，修习佛法，志在求解脱、证菩提，任在弘化度生，僧团呈现出祥和、民主、团结的气氛，受到世人的尊重。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君主制和礼法之制的三重制约，在教义和组织上都发生了些变化。佛教僧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它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佛教虽然在教义上精神上是超世的、非人化的，而在实际组织与活动上又必然是现实的、人为的，决不能脱离社会，更何况中国一向是皇权至上的国家，佛教的传播发展要靠统治者的扶植，僧徒的衣食住行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由于这种种原因，使中国佛教团体演变成了一个既有政治性质又有经济性质的特殊的社会团体，为了统治和管理好这个团体，同时也为了恰当地处理世俗政权与这个带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组织关系，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统治和管理机构。这套机构便是我国佛教的僧官制度，它是佛教与政治错综运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的僧官制度初创于两晋十六国时期，尔后经历了曲折发展的演变，延续了一千余年，至清结束。这套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有必要去认识它、了解它。
僧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佛教早在两汉之际便已传入了中国，但在初期，佛教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外来学术思想乃至神秘道术，在宫廷和贵族上层社会中小规模地传播，在一般群众中并未产生影响。《佛图澄传》载：“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1]可知东汉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尚未奠定社会基础，寺院数量极少，中国出家僧尼更是微乎其微。政府把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反允许外国人在京城都邑建立寺院，禁止汉人出家。政府对佛教寺务的管理，由职掌外国宾客朝觐之事的鸿胪寺兼领。
西晋时期，国家取得了短暂的统一。中原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较前便繁，经西域而来的外国僧人大量增加，他们带来和译出了许多佛教的经典，增进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另一方面，西晋政治黑暗，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正统的儒家学说被冲决，玄学盛行，为佛教的普及提供了极有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于是各阶层人士纷纷到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舍私宅、出私财造寺及汉人剃度为僧尼的现象日益增多，禁而不断。京城洛阳成了佛教传播的中心，一时佛教甚是繁荣。《释氏稽古略》卷一载：“西晋翻译经典共有道俗十二人，译出经律六百卷，建寺一百八十所，度僧三千七百人。”由此可知，在西晋时佛教已相当兴盛。
东晋十六国时，南北分裂，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苦难的生活正是宗教滋长的温床。另外，在北方佛教又得到统治者的公开提倡，后赵主石勒、石虎，前秦主苻坚和后秦主姚兴都狂热地崇信佛教。特别是前秦主和后秦主为了获得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竟不惜兴兵征伐，引来一场著名的战争。后来后秦主得到罗什后特地在京城长安为他设置巨大译场，让罗什主持盛大的译经事业。《姚兴载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座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单单自外地汇集到长安一地的僧侣就达五千余人，那么后秦疆域内寺、僧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以上讲述的是十六国时期北方佛教发展的状况。在南方东晋的统治下，佛教的发展也蒸蒸日上。南方佛教虽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公开提倡，其实东晋诸帝，无不信奉佛法，结交僧尼。特别是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允许僧尼出入宫廷，干预政事，他和琅琊王司马道子尤敬妙音尼。妙音显赫一时，公卿百官竞相奉承交结，门口常有车马百余辆。东晋王朝的政权，实质上掌握在世家大族中，世族名士喜好清谈玄学，他们很多都是佛教的支持者，许多著名的文士如许珣、戴逵、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都曾向当时高僧问学，或执弟子礼。名士和名僧交往密切，由此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皇室贵族竞相造寺建塔，促进了教团的声誉扩展。
以上展现了两晋十六国时期，南、北中国佛教教团的急剧发展，僧俗文献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时期寺院和僧尼数量的完整统计数字，但据唐法琳《辩正论》记，东晋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即以这个数字来说，东晋十六国时的寺僧尼数比西晋多十倍以上，与晋以前的“汉人皆不出家”状况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僧官制度的酝酿和产生
(一) 僧官制度的酝酿
佛教教团的飞跃发展，僧尼人数猛增之后，如何治理好僧团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佛教界和统治者双方都在为如何管理好这急剧膨胀的教团而寻找对策，对此僧团本身与封建官府方面各有各自的想法，各自实行了一些初步的措施。
僧团方面主要想通过完善佛教戒律制度，实现僧团以戒律进行自治。但因在经律论三藏中，律典传入较迟，当时僧人无有完备的律典可遵。为此两晋之际许多高僧都曾做过努力，其中以道安和慧远两位大师的贡献最大。
道安是两晋之际著名的汉族佛学者和僧团领袖。约生于永嘉六年(312年)，卒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是佛图澄的弟子。道安之时，汉地虽有戒律，但很不完备，道安在邺从佛图澄受习戒律时，每每都以世乱未能尽习为恨。在东晋中叶，道安、竺法汰等大师均曾为戒律的完备而努力寻求过，法显因此而西行求法。道安对戒律非常重视，对于流行戒律的订正和新戒律的译出寄以高度的热情和厚望。但当时毕竟“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缺”，[3]针对这种情况，他参照已有的戒律结合当时僧团的具体特点，制定了“僧尼轨范”，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载：
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缺，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讲；二、六时礼忏；三、布萨等法。过逾此法者，则别立遮防。
这三方面有效地维护了当时僧团的秩序。当时他领导的僧团：“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4]道安治理僧团的法宝，除了自己修持有素和威望外，主要靠的就是他制订了“僧尼轨范”对当时佛教界僧团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佛教界把它看成是“佛法宪章”，“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公元365年，随道安至襄阳，是道安得力助手。公元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奉命率徒东下，至庐山留步，建立了庐山僧团。慧远律己甚严，对僧团的管理卓有成效。他制定了僧团行用的《礼寺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具体规章制度。《慧远传》云“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因此“谨律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其中出家弟子就有一百多人，“皆端正而有序”，[6]得到东晋各种统治力量的支持，就连反对佛教的恒玄也对庐山教团高度赞赏。故恒玄在东晋元兴二年沙汰僧尼的命令中，特别关照：“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7]
可见当时僧团大德已非常重视和寻找制定统率僧团的轨范章约了，世俗政权如能承认和尊重僧团领袖的这些措施，佛教教团逐步加强完善自治职能。但是，中国的国情与印度不同，世俗政权一直高于教权，教权一直在政治控制之下，过去政权明令：“汉人皆不得出家”，就是政权严格控制教权的一种表现。待至僧禁废驰，僧尼急速增多后，政权也不可能容许教团完全自治，它必须要寻找一种重新把教团置于自己掌握之中的途径。
为了寻找控制教团的方法，十六国和东晋统治者纷纷进行了各种尝试。后赵石勒和石虎尊崇佛图澄，称它为“大和尚”，誉为“国之大宝”，石虎下书“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开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此。”[8]这是在佛图澄“荣爵不加，高禄不受”的情况下，对佛图澄的一种格外优宠，实际上还是含有给予佛教领袖以爵禄的意味。世俗君主所以要给佛图澄这么高的礼遇，自然与佛图澄的“弟子遍于郡国”的佛教地位有关。无庸讳言，石勒、石虎无不通过笼络佛图澄而控制诸郡国之意图。
道安大受前秦主苻坚的崇奉，性质类同二石崇奉佛图澄，也是因为他实际上成了前秦的最高佛教领袖，苻秦统治者通过拉拢道安得以间接地影响前秦教团。这些都是比较客气的做法。而东晋统治者控制僧团的做法则属于另一种类型，那就是企图迫使僧尼放弃自己的特殊的礼仪，归化于儒家的纲常礼教之中。晋成帝时，庾冰主张僧尼行跪拜礼，认为“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出于此矣。”僧尼是晋民，且是常才，不应“假服饰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礼，而应尽敬君主，使王教画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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