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世与晚明佛教复兴的人文取向

　　编辑：陈永革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晚明佛教由出世解脱到经世利生、从山林佛教到世间佛教的现实取向，把传统佛教隐修苦行、觉心悟道的宗教修证，通过禅教归净的普世修行，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强调佛教修行中即生成佛、即世教化的社会内容。晚明佛教修证所表现出的社会教化内容，籍自利修行而广行利他法门，体现了晚明佛教的人文取向。这一取向，既是当时儒佛调和论思潮的现实要求，也是当时丛林改革的现实选择。晚明丛林基于佛教心性论对儒家思想及现实生活的接纳，是晚明佛教经世人文取向的重要内容。晚明居士佛教人间化、经世化、社会化的现实特征，促进明末佛教经世思潮的展开与落实。晚明居士佛教护法情怀与现实救世相结合，关注佛法义理的知性探究，注重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与宗教宗教信仰的自我成就，具体表达了晚明居士现实经世的人文导向，并成为近代佛教走向人间佛教、世间佛教的重要阶段。

　　关键词：晚明佛教、佛教经世、儒佛交涉、居士佛教

　　作 者：陈永革，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浙江社科院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晚明佛教指1567—1644约九十年的佛教历史，其中以万历佛教复兴(1573—1620)为主体内容。晚明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使正处于“天崩地解”之际的晚明社会弥漫着一种末世感。社会末世感与佛教特有的末法感，使晚明佛教丛林面临双重的现实危机：此即世法的末世感与佛法的末法感。如何重振末世时代的末法佛教，成为晚明佛教的现实课题。晚明佛教必须在现实救世与救法拯教的双重担当中，才能真正实现佛教的全面复兴。更进一步具体地说，晚明佛教必须肩荷着现实救世的时代使命与觉心解脱的佛法慧命，使佛教能够为现实世间提供生命意义的终极价值，成为具有某种普世性的社会理念。晚明佛教从出世解脱到经世利生的现实取向，从儒佛交涉中所表现出的佛教经世的思想转向，无不都是以现实世间的人道社会为归趣，体现出晚明佛教经世的人文取向，而晚明居士佛教的兴盛，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晚明佛教复兴的人文内涵。

　　从出世解脱到经世利生

　　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后，朝政纲纪废弛，内乱外患。就晚明丛林的现实情形而言，法病、世病与人病共存，度牒混滥，僧品芜杂，寺院荒废，佛教正遭逢末世的末法时代。晚明丛林面临救世与救法双重担当。佛法救世的根本关键在于救法、拯教，而佛教乃是以修证成佛为其根本理念的宗教类型。因此，晚明丛林救法拯教之实现，必须落归于修证成佛的出世之行，离不开佛教性空无我的世界观，仍以涅槃解脱为其修证理想。正基于此，晚明佛教丛林明确表达了以无我为体、以利生为用的佛教经世观念，籍此区别于儒家经世思想。如万历三大师之一的憨山德清(1546－1623)指出：“由无我，方能经世；由利生，方见无我，其实一也。”由即生成佛的佛教理想，到即世成佛的现实修证，体现了晚明丛林的修行观由出世解脱的个体修证落归到普度众生的现实世间，表明世间人道成为出世修证解脱的根本所在。为此，憨山德清明确主张，佛教“出世之法在即世而成”。出世之法即世而行，故而成佛转化为即世成佛，如此佛教修行也就必须相应地转化为即世修行。憨山德清上述对修行成佛的理解，出于惠能南禅即佛行是佛的修持观。在佛行与佛心之间，在佛心与佛性之间，晚明丛林认为都具有相即不二的内在关联。因此，佛性这一成佛的根本理据，与成佛的具体修行(即佛行)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相即不二的现实关联。基于此，憨山德清指出佛学即是学佛之行。他说：“学佛者以吾人之心体佛之心，以日用之事效佛之行，是以自心之佛心，学自心之佛行，断自心之烦恼，度自心之众生。……若返求之，吾心无不具足，自不假于外也。”佛在众生心中，即众生心成就现实佛心，佛行即在于众生现实修行之中，度生佛行即是觉心自悟的过程，从而表达了现实救世与觉心佛行之间的现实关联。

　　憨山德清认为成佛乃是现实的觉心佛行，这也就是说成佛是现实人间的事情。他认为舍人道无以立佛法，非佛法无以尽一心；佛法以人道为肇基，人道以佛法为究竟。而这也就是佛教菩提与众生之间的关系。佛教认为，菩提所缘，缘苦众生；若无众生，则无菩提。憨山德清所理解的人道，“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据此，所谓佛法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佛法与儒家日用伦常之道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所隐含的基本前提，则是佛法处于人伦社会之中，而非脱离人伦社会而独存。这也是憨山德清反对佛法与世学内外之分的理由。分立佛法与世俗之学为内外二学，既有违于佛法立场，同时也给儒家以拒斥佛教的口实。佛教修行的本源问题直接关涉到佛法与世法的相互会通，乃至佛法与世法的同一性问题。惠能明确指出即佛行是佛。那么，何谓佛行？对此憨山德清曾有一段真切的论述，他说：“(佛陀)成佛之后，入王宫而抬父棺，上忉利而为母说法，示佛道不舍孝道也；依人间而说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为外护，示处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师示现度生之楷模，垂诫后世之弘范也。”佛陀即世间修证佛道的典范，开示了即世度生的楷模。据此，憨山德清深叹说：“嗟乎！吾人为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处人间世，不知人伦之事。与之论佛法，则笼侗真如，瞒顸佛性；与之论世法，则触事面墙，几如梼昧。”憨山德清所理解的佛教乃是处世而不越世法、即世间而解脱的人道化佛教。这一理解反映了他试图纠正误入歧途的佛教修证观念，并涉及到即法救世与即世护法的现实关联问题。

　　据上所述，憨山德清所谓“佛法以人道为肇基，而人道以佛法为究竟”的思想，表明佛法与人道分处二个不同的层次。佛法不能离开人道，无人道则无佛法，这是佛法存在的的现实根据；人道以佛法为究竟，离开佛法所关注的生命觉悟、智慧解脱，人道的生存论意义就会缺失终极性，生命就会失去向上超升的归趣。其实佛法在世间的思想，一直深涵于中国佛教传统之中。如荷泽神会就曾答复“世间是否有佛？”的世俗疑问说：“若有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佛法即世间，无世间即无佛法存在，憨山德清正是基于禅宗佛法在世间、即佛行是佛的修证思想，进一步把修证佛法出世之学落归于现实人道社会。

　　晚明丛林的时代处境，使佛教面临着如何以佛教引导世俗生活的现实问题。因此，晚明丛林强调佛教修行对世俗生活的净化功能，关注佛教修证对于现实人生的价值作用，于此构成晚明佛教教化救世的佛教经世内容。根据宗教社会学的观点，任何宗教存在的合理性都表现在对于非秩序社会的不满及其改良主张，向往社会秩序的确立与健全。因此，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要介入社会生活的演变过程，回应于社会思潮的现实变迁。晚明丛林虽然并没有在社会学层面上探究晚明社会的无秩序感，也没有充分阐述佛教思想的合理性之所在，但面对某种新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晚明佛教应当而且必须作出自身信仰立场的思想回应。

　　然而事实表明，晚明佛教丛林的思想回应充满了非完满性和明显的局限性。从世俗社会与宗教权力的关系来看，中国佛教与西方基督教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情形。一部西方近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社会世俗化的历史。西方近代社会日渐摆脱了宗教神权的他力控制而走向人类的自我控制。因此，西方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伴随着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自律原则的确立。西方基督教的社会化与世俗化具有理性化的特征。然而，晚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却是在政教分离的社会现实中试图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佛教的社会化与世俗化，从而使佛教成为现实社会的意义中心、价值中心与信仰中心。因此相对于充满理性的西方基督教世俗化进程来说，晚明佛教的世俗化与社会化更多地表现出某种乌托邦色彩，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但晚明佛教从山林佛教走向世间佛教的现实取向，把传统佛教隐修苦行、觉心悟道的宗教修证，通过禅教归净的普世修行，在较大程度上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强调了佛教修行中即生成佛、即世教化的社会内容。晚明佛教修证的实践性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内容，籍自利修行而广行利他法门，体现出晚明佛教的人文取向。

　　儒佛交涉与晚明佛教经世

　　晚明丛林由佛教出世之学而为现实经世的思想转向，是当时儒佛调和论思潮的现实要求，也是当时丛林改革的现实选择。云栖袾宏(1535－1615)、紫柏达观(1543－1615)、憨山德清、蕅益智旭(1595－1653)等明末丛林高僧，以及永觉元贤(1578－1657)等晚明禅僧，正是在现实的儒佛对话中试图调整佛教修行观念。这虽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经世之学传统的影响使然，但完全可以说是晚明时期儒佛交涉对于丛林思想的深刻影响。晚明丛林基于佛教心性论对儒家及现实生活的接纳，当是晚明丛林佛教经世思想的一大契机。

　　从佛教心佛关系及其修行论思想而言，大乘佛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义理旨趣，使晚明佛教丛林得以超越佛教出世与儒家经世之间的思想疆界。佛教关注生死超越或解脱，这是其终极归趣所在。生与死属于此世的生命存在问题，根本地说，解决生死存在问题，也就是世间之学所应关注的问题。佛教如果把生死问题的解决推向未来世界，其实就是回避生死问题的此世解决。所谓出世间之出，并非仅仅意味着人生超出世间的非世间形态，而且还表明了佛教对生命理想追求的一种意向性态度。佛教对于自身的出世间之学并无真切的界定性说明，以致往往导致来自儒学及其他方面的误解乃至批判。同时，佛教生死解脱虽确为高远的生命情怀，但追求目标的高远并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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