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道者在成佛之道上完成其成佛历程。虽然良源以四相证成草木成佛，并不一定有事实的证明，但他的诠释确实付於草木全然不同的生命活力和灵性，足令人们对草木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良源称草木发心成佛是法华「本门」正意，反之为「迹门」权说，而所谓本门正意是指「迷情之事，与悟中之事合一」。也就是说世间出世间，异而不一，情非情不二，故皆有自行化他功德。若约中道而言，良源认为有情中道有缘了二因，草木中道亦可有此二因，若无者，则有二中道理之过，也违「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经教。总之，依天台的圆具义，一发一切发，一行一切行，万法无不皆备发心修行之德，一切法俱是发心修行成佛之觉体，草木成佛乃圆教的最终实义。
总而言之，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发展从五性各别(一阐提不能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最後到草木成佛，可说发展到了顶点。所谓「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注34)如此的佛性观，不但使人类对无情世界的草木国土不再以万物之灵的征服者自居，更使人对有情世界的其他众生平等视之，而将自然界视为「生命共同体」。建立在无情有性的佛教自然观，与现代西方发展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comy)、「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其思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许多倡导生态保育者曾受佛教影响，很值得深究。以下探讨「深层生态学」、「环境伦理」等的意义，这些含哲学性的生态新观念，是生态保育很重要的理论基础。
贰、深层生态学
二十世纪後叶，有二股生态保育运动产生一者是实际的环境保护运动，例如各种污染的防治、动植物的保护等，二者是从形上学、认识论、宇宙论、伦理学等建立生态保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这套理论有人称它为「生态哲学」、「基础生态学」(foundational ecocomy)、「新自然哲学」(new naturalphilosophy)、「大地伦理」(land ethics)等，不过还是以「深层生态学」(deep ecocomy)最为通用。
西方环境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的形成，乃因应生态环境的各种危机，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空气和水的污染、动物濒临绝种等。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知识份子等面对这些生态危机，从问题的根本加以反省後，将问题的症结归诸於西方文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anthropocentricworldview)和自然观，而这二种看法则源自基督教的教义，於是他们开始严厉地加以批判(注35)。其中最有名的和最常被引用的批评，当属历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所写的一篇「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怀特指出基督教的自然观基本是二元的人与自然是「主」和「属」的关系，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付於人对於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及事物的绝对支配和控制权(注36)，因此，在人与其他万物之间划下一道主仆关系的鸿沟，激起人类最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本能(注38)再者，当代西方批评家赫胥黎(A。Huxley)也曾说过
「比起中国道家和佛教，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是感觉迟钝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专横和残暴的态度。他们把创世纪中不幸的说法当作暗示，因而将动物只看成东西，认为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任意剥削动物而无愧。」(注39)
总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今日生态困境的根源，出自於基督文明视人类为万物主宰的「唯人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世界观，而其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和责任感，於是他们纷纷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寻求答案。怀特就曾说
「我们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完全根据我们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科技也无法解除目前的生态危机，除非我们找到个新宗教，或重新审视我们原来的宗教。那些富改革性的比克族(beatnik)对禅佛教即有强烈的认同。」(注40)
「比克族」是指五○年代的一些美国人，因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的不满和失望，转而追求东方思想和宗教，他们深受铃木大拙、瓦特(Alan Watts)等佛教学者著作的影响，尤其瓦特的名著《自然，男人与女人》(Nature，Man andWoman)使他们对大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有另一番的看法。
当环保运动开始後，曾受佛教影响的环保人士中，提倡最力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诗人斯尼德(Gary Snyder)，他广读铃木的著作，与瓦特有深厚的友谊，并且在日本习禅十年。斯尼德以佛教教义和美国印地安原住民的自然观架构他的生态伦理。他说「草木和动物都是人(people)」，就像人有人权，斯尼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如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他也相信草木有「解脱的潜力」。为了表达他的环保理念，斯尼德仿照《法华经》中的偈诵文体写了一部含环保意识的经典，题名为〈苏莫基熊经〉Smokey the Bear Sutra(注41)，经中的大日佛化身成为执金刚杵的苏莫基熊，象徵捍卫环保的战士。
艾肯(Robert Aitken)也是一个习禅的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的万物之间不应有隔阂，一切众生，包括草木皆处於开悟的过程中」。在他的环保伦理观中「瓦石和云都有其生命权」，人类必须与万物建立亲蜜关系，要如此的话，人必须先做到「忘我」和「无我」，才能敞开心胸容纳万物。(注42)
另一位美国学者拉斐尔(William LaFleur)连结了大乘佛教对自然的尊重与现代环境伦理的观念，写了一篇论文──〈西行与佛教的自然价值观〉(注43)。他在论文中讨论草木成佛论在中国和日本佛教的发展，并且对日本和尚西行的诗文中给予草木生命人格化的描述，有详尽的分析。拉斐尔指出「草木有性」在中日佛教历史发展中一再地被讨论，由此可见佛教对无情的自然界的重视。佛教不但认为草木瓦石自身有性可成佛，甚至能对有情众生产生启悟的作用，如禅宗所讲的「无情说法」。无情有性和无情说法，可谓是对自然界最高的尊重，与现代人剥削和破坏自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环保运动和生态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大乘佛教教义的影响，例如众生平等思想，草木瓦砾有情，华严宗圆融无碍的机体哲学，禅宗强调的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等。事实上，要建立环境伦理学和生态哲学，一方面必须反省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另一方面则有需要吸沙方宗教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而佛教自然观最高的发展──无情有性，当可作为建立现代生态哲学的启发。以下介绍二位建立生态哲学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很多地方与佛教的自然观不谋而合。
近代西方提倡生态保育的始祖当属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8)(注44)，他的经典之作《砂地郡历志》(A SandCounty Almanac)(注45)被生态保育界奉为圣典。李奥波对环境保育的最大贡献在於其对大自然的观察、研究和热爱，构思出的有异於传统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而《砂地郡历志》中的〈大地伦理篇〉(Land ethics)正是表达其思想的佳作。
李奥波将伦理关系分成三个层次(注46)
第一种伦理含盖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例如仁、义、礼、智、信等。
第二种伦理有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合而为一；民主主义则使社会组织和个人产生互动。
第三种伦理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前没有关於人与土地关系，或对动物和在大地上生长的植物的伦理。对人类而言，大地上的其他动植物只是财产，人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纯经济的，人对大地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因此，现代人必须建立新的大地伦理观。
李奥波诠释伦理关系时，用了一个很关键的字，即「社区」(community)，他认为每个人都身处一个社会环境中，成为该社区相互依存的一部份。以前的伦理范围只限於「人类社区」(humman community)，也就是说只重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环境伦理」把它扩展到包含无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动物等的「生物社区」(biotic community)，所以他说
「一切伦理演变到现在都基於一个大前题个人是某个社区相互依存的一个成员，他的本能促使他争取在此社区中的地位，但他的道德也促使他去合作。而大地伦理(land ethics)则是扩大此社区的领域，以包括土壤、水、植物、动物，即通称为大地。」(注47)
大地伦理的观念改变传统西方文明中人类的角色，即人类从大地的征服者、操纵者一变而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也宣示人类应对其他共同生存的一切有情和无情界成员给予应有的尊重，所以李奥波说将大地视为「生物社区」中最重要的一份子，是生态学的基本观念，而「认为大地是应该受到爱惜和尊重，则是道德观念的扩大」。在李奥波的「大地伦理」中，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天地万物合成一大社区。
李奥波这种「机体性的伦理整体主义(Organical ethicalholism)思想，乃是受到苏俄哲学家奥斯潘基(Ouspensky1878－1947)的影响。奥氏於1912年出版其大作TertiumOrganum，文中奥氏说道
「大自然没有任何东西是死的或机械性生命和感觉必定存在於万物中。山川、树林、溪中小鱼、滴水、草木、火等皆各自有心」(注48)
大概是受到奥氏所说「山的心」(the mind of amountain)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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