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时，阿旺曲沛将他的老师根敦彭措赐予的拉然巴的骨饰(修行密宗时所穿的法衣，最早用人骨做成，后来讲究的用象牙做成，为修持法器)悉数给丹贝坚赞戴上，高兴地说：“现在总算物归原主了！”1748年8月，任举曼扎仓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规范建立文殊金刚大轮、时轮等仪规，并新建了贡唐白楼。
1752年，丹贝坚赞出任拉卜楞寺主管全寺宗教事务的第五任总法台，这一年他25岁。当年，他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荣誉：七世达赖噶桑嘉措颁赐他的文书，“西热盖特诺门罕”(法台、法王的意思)的封诰及堪布衣饰用器。任总法台期间，他建树很多，教法事业蒸蒸日上，四方信众纷至沓来。1754年，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第二次赴藏求法，他应僧众的请求，再次出任拉卜楞寺第八任总法台，主持教学，升座讲经。辞去总法台后，住锡在拉卜楞寺北山后新建的益噶曲增静修院，勤奋苦修瑜珈，并向前来求法者传授灌顶、教敕和随许。
二世贡唐仓丹贝坚赞从拉萨来到夏河，不仅开始了历代贡唐仓以其甘丹赤巴的最高佛位竭诚护持拉卜楞寺的新历史，成为拉卜楞寺地位几乎与寺主嘉木样相当的赛赤大活佛，而且由于在藏、川、甘、青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清政府选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有寿者”、“化身”之意，是清政府在达赖、班禅之下选封的大活佛。中国藏传佛教不仅是藏、蒙等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且受到明清两代政府的崇信，尤其对其高僧活佛，更是优礼相待。仅明宣德十年，藏传佛教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国师、喇嘛就达690名，一些法王享受的待遇与王者不相上下。清代时，对高僧活佛更加推崇，顺治入关做了皇帝后，就特地派人到西藏问候达赖、班禅。公元1652年，顺治帝又派大臣前往西藏，请五世达赖来北京，并特地为他修建了黄寺。五世达赖到京后，顺治皇帝在太和殿为达赖洗尘，赏赐黄金550两，白银1。1万两，大缎1000匹及许多珠宝、玉器、骏马。
到康熙年间，五世达赖的弟子二世章嘉活佛阿旺却丹因成功调解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纠纷，被康熙皇帝请到京师弘扬佛法，并请他担任四阿哥(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老师。康熙四十四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为大国师，常驻于北京的蒿祝寺和内蒙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三世章嘉活佛，雍正皇帝时被请到北京，自幼与乾隆皇帝同窗，不仅与乾隆帝情深意笃，而且常常被乾隆受命于危难之时，奔波在大漠南北、葱岭内外、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当时的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京城内外的百姓对他的崇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每当看到章喜活佛所乘的黄车过来，人们争相把手绢铺在地上，让车轮从上面滚过，以此作为福运。章嘉呼图克图与主持外蒙宗教事务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当时清朝最大的两位呼图克图。
二世贡唐仓有幸成为清政府所封的呼图克图，是在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当时达扎济仲活佛圆寂，乾隆皇帝传谕代表清政府在西藏认定八世达赖的三世章嘉国师：“选一位好喇嘛以代替达扎济仲。”章嘉国师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转世学识广博、性情温良，堪当此喇嘛之任。”丹贝坚赞大师奉旨于这年四月启程，途经青海塔尔寺、佑宁寺，内蒙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前6月18日抵京，19日觐见皇帝。乾隆帝让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师面前参拜。闰6月13日，为皇帝做祈祷法事，皇上赐给狐裘、羯磨念珠、大缎、以及黄缎坐褥、靠垫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驾时，乾隆帝传谕；“贡唐呼图克图不必跪拜。”以后又特制“贡唐呼图克图免礼牌”立于宫禁。
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是清代皇室成员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在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的直接倡议下，由皇库直接拨款兴建的。1759年，丹贝坚赞任金刚阿奢梨(导师)，为雍和宫新建的三世佛像开光，在京期间，每次觐见，都深受皇上的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娴熟朝章礼仪的大臣惊讶不已。从此，赤钦·贡唐仓进入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列，雍和宫至今还保存着大师的寝舍。
这年冬天，丹贝坚赞不幸身梁时疫。乾隆皇帝派太医前来视诊，章嘉国师回京后也遵旨亲自做禳灾法事，均无效验，于藏历十二月初三日圆寂，时年平33岁。铁龙年(1760年)，贡唐仓大管家根敦智华将大师的灵骨舍利从京城奉迎到拉卜楞寺。水马年(1762年)，二世嘉木样大师为其灵塔隆重开光。
第二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坚赞大师一生，潜心学法，学识渊博，法行谨严，致力于拉卜楞寺的教学和护持，两度出任总法台，声名卓著，以后奉旨入京，备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更大的抱负。
然而*轮常轮，佛光永照。贡唐仓大师在人间弘扬教法的事业，却
生生不息
一团火球自天而来。耀眼的光芒中，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久美·丹贝旺旭降生
时轮飞转。第一世贡唐仓大师根敦彭措开创的弘法教业，经历二、三、四、五世贡唐仓大师的发扬，传到了第六世。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八日，第五世贡唐仓大师嘉样·丹贝尼玛圆寂。五年后，拉卜楞寺根据惯例寻访五世贡唐仓的转世灵童。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不同于其它宗教和别的佛教支派的最为独特的方面之一。作为法位继承的一项宗教制度，它来源于佛教的“三身说”理论。所谓“三身”即“报身”、“法身”、"化身”。佛教认为，“报身”时隐时现，“法身”不显，“化身”则随机体显现。一各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即可有若干个“化身”，在各地行化，“利济众生”。当他圆寂以后，灵魂便转移、化身为另一肉体的人。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于公元13世纪，最早起源于噶举派中的噶玛派。在此之前，藏传佛教各派的传承，有的采取家族世袭，有的师徒衣钵相传。曾经于1265年——1354年管理西藏地方政权达89年的萨迦派，就是后藏昆氏家族创立的一个教派，为了巩固其家族统治，该教派首领就在贵族中按世袭制传承。西康僧人堆松钦巴对噶举派学说有独到的见解，并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广授学徒，自创了噶玛噶举派。他于1193年去世后，信徒们把1204年出生，幼年出家学经，对噶举派教义有很深造诣的噶m巴希推崇为堆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从此，活佛转世制度开始出现。
1256年，噶m巴希会见了元宪宗蒙哥，蒙哥赐他金边黑帽一顶，后世便称这一派为噶玛噶举黑帽系。1283年，噶m巴希圆寂时，传法位于弟子邬仅巴并遗言：“拉杂地方，必出一黑帽系者，乃至未来之前，汝当代理一切。”说完把一顶金缘黑帽戴在邬仅巴头上。邬仅巴取法名让迥多吉，继承了噶m巴希的法拉，称为噶玛噶举第三世活佛。公元1333年，让迥多吉受元帝国皇室的邀请，赴京参加了元顺帝的登基典礼，受到元朝的青睐，噶举派遂于1354年推翻了“萨迦政权”，建立了“第司政权”。当让迥多吉第三次上京访问时，不幸染病圆寂，临终留下遗言说：自己将在西藏的工布地方转世。他的弟子据此并根据多种迹象和征兆，在工布地方寻访确认了他的转世。使其成为黑帽系第四代住持。
自此以后，藏传佛教各派竟相仿效。格鲁派在宗喀巴主持教务时，原实行座主制。随着形势的发展，格鲁派的首领们首先改变了以往各教派只是单纯依赖某一个地方势力的做法，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广泛建立联系，以争取整个藏族和蒙古族地区的支持。到了十六世纪，格鲁派势力发展到阿里、西康、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庙集团，而这个集团又以拉萨哲蚌寺的势力最为强大。1542年，担任哲蚌寺第十任赤巴(同时兼任色拉寺第九任赤巴)的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圆寂。1546年，哲蚌寺僧众从堆龙德庆地方找来了年仅3岁的索南嘉措作为前世寺主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在宗喀巴圆寂100多年后，正式开始了活佛转世制度，并形成了达赖、班禅两位最高的活佛转世全系。达赖从第一世到现在，经历了14世。班禅从第一世到现在，经历了11世。
活佛转世作为一种有效地避免传承争夺、防止教区和寺院的权力垄断在某个家庭中的礼制，它玄妙、神秘，有一整套复杂而严密的仪程。
活佛有高低大小之分，一般活佛的转世常常根据前世活佛圆寂前预示的征兆(如出生方向、地点等)，经寺院有地位的寺主、大堪布等降神、抽签、算卦，如占卜结果与前世活佛的预示相一致，便根据指点的方向去寻找。
对于达赖、班禅及一些有影响的大活佛的转世由乃穹降神、喇嘛占卜，或去圣湖看显影，以探求灵童产生的具体地点，其家庭的某些特征、父母姓名及灵童诞生必有的奇异征兆。如若寻访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还必须由拉萨三大寺的活佛、僧官到拉萨东南方向曲科甲地方的圣母湖看显影，大堪布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和宝瓶、药料等物，在湖畔诵经祈祷，然后向湖内观看灵童转生地方的村庄幻景，并将看到的影像详细图画，作为寻找活佛转生地的根据。这样以后，便派出很多活佛、堪布和政府官员按卜卦的方向和圣母湖的显影分路去寻访灵童。灵童寻访到后，取前世活佛生前最常用的器物，与相同形状和数量的其它器物真伪相混，让灵童辩认。如果灵童拿取的正是前世活佛用过的器物，就认为该灵童正是前世的转世。有时寻觅到条件相似的数名儿童，就要通过抽签、抓面丸或金瓶掣签来确定。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为了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保持公道，防止舞弊，清朝特赐一金瓶，用于对达赖、班禅及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此瓶保存在拉萨。这一制度明确规定：确认达赖、班禅转世灵童时，必须邀集四大护法王、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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