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可以接受他所传诵的。四、如果契经、律、阿毗昙、戒等四个标准都符合，那当然毫无疑虑地是佛法了[18]。
根据以上「四大教法」与「四大广演之义」的经义，后代的论师，将之整理成为三点，即：一、修多罗相应，二、不越毗尼，三、不违法性，称之为「佛语有三相」[19]。这三个条件，不仅用来作为佛法的判断标准，同时，也在勉励学佛的人，应当以经为量，以波罗提木叉为大师，以佛法三法印的义理，来作为自己修学的验证。
第二次经律结集
第一次结集刚性戒律的特性，使得某些规定，对于生活环境的变迁、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无法调适，终于在佛灭的百年内，发生了东、西方比丘「十事非法」[20]的争议。这个争议起因于一位来自西方摩偷罗地方，名叫耶舍迦干陀子的比丘，来到东方跋耆族的毗舍离城，见到了跋耆族比丘，以铜[金+本]向信众乞取金钱，并且继续发现，有其它九件不符合传统律制规定的情形，统称为「十事非法」，要求当地比丘们忏悔改正。然而，当地的比丘大众，并不认同耶舍比丘所代表的西方传统观点，还将耶舍比丘驱摈出去。耶舍比丘当然无法接受东方比丘大众的驱摈，于是，离开毗舍离城后，到处指责东方跋耆比丘的十事非法，寻求其他地方比丘的支持，最后终于演变成东、西方比丘的集会议决。传说西方有七百位比丘到毗舍离，由于人数众多，所以双方推出资深(上座)代表各二人，与会论决。会议投票表决的结果，四比○，跋耆族比丘的十事，被判为非法，显然，毗舍离地区的比丘大众，所托非人，才会连己方的代表，都投了反对票。会后，乘着这次集会的机会，对第一次结集以来，所陆续传诵流传的法与律，作了一次共同的审定[21]。由于结集的地点是在毗舍离，传说西方来了七百位比丘，所以，也称这一次的结集为毗舍离七百结集。
第一次、第二次结集，是各主要部派律典所共同有的记录，是教界公认的两次结集[22]。
第二次结集的内容
第二次结集出来的内容，法的部分，推断是《杂阿含经》(《相应部》)、《中阿含经》(《中部》)、《长阿含经》(《长部》)、《增一阿含经》(《增支部》)等四部阿含经以及《杂藏》(《小部》)。推断的理由是，部派分化后，各部派都拥有自部的《四阿含》与《杂藏》，虽然其编排的前后次序与内容，都不尽相同，但推断那是部派分化后，各部派分别整编的结果。律的部分，推断是《波罗提木叉分别》、《摩得勒伽》、《犍度》等一类的律典[23]。
第二次结集之后
经、律是不断地被传诵出来的，第二次结集后，表面上东方大众比丘承认了「十事非法」，暂时维持了教界僧团的和合，但是，东方的大众比丘，在生活环境的牵引、对律制看法的差异下，还是与西方僧团渐行渐远，最后终于脱离西方上座比丘僧团的节制，独立行事，开启了僧团分化之端。僧团分化了以后，像第一次、第二次那样，教界公认的结集会议，已经不可能再有，只能是各部派的分别集会结集了。例如，传说还有在佛灭后二三六年[24]阿育王护持下的第三次结集，在迦腻色迦王(约于西元一二八年至一五○年在位)[25]护持下的第四次结集，在缅甸敏东王护持下的第五次结集(西元一八七一年)，在缅甸政府护持下的第六次结集(西元一九五四年)，乃至泰国有第七、八、九次结集等[26]，这应该都是属于上座部系一些部派的自部结集，别的部派，别的地区的参与很少，甚至于没有，因此，所受认同的程度，自然也不及第一次与第二次的结集。
大乘经典的集出
西元前后，开始有讲求信愿、慈悲、般若智慧思想的经典传出，称为大乘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多，终于将印度佛教，带入了以大乘思想宏传为主流的时代。这类大乘经典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是不是佛说？在经典刚传出的初期，就留下不少的争议，乃至于到了今天，争议仍然没有完全平息。在时空条件的限制下，今天如果想要对这个问题有所厘清，从大乘经典本身去探求，尤其是西元前后传出的初期大乘经典，会是个重要线索之一[27]。在现今的佛教体系中，巴利语系的佛教，没有接受大乘思想的宏传，对这个问题所能提供的资讯，是微不足道的。西藏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要晚到西元七世纪才开始，距离西元前后的初期宏传太远，能提供的资讯，也显得朦胧。相对地，汉译的佛典，保留了许多初期大乘经典，对大乘经典如何传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讯息[28]。现存的汉译初期大乘经典，主要是从印度梵文本翻译过来的，也有部分是经由西域地区的译本翻译的，可惜的是，翻译的梵文或西域文原本，多数已在时空的无常中流逝了。从这些汉译初期大乘经典的记载中，可以归纳出初期大乘经典五类的传出情况：一、诸天所传授的，二、从梦中得来的，三、从他方佛闻，四、从三昧(禅定)中见佛闻法，五、自然呈现在心中。这五类中，前两类是梦境与幻境，文句也不可能太长，对大乘经的发展，并不重要。后面三类，是唯心所现，包括佛弟子的宗教体验，以及过去生中，学佛的记忆再现，是大乘经典传出的主力[29]。
论典的出现
第二次结集结束，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后，部派分化了。起初，只是对戒律的看法，有显著的歧异，分化日久，各部派对法义与修行的诠释与主张，也逐渐地传出差异。自西元前一世纪起，各部派陆续有许多论典的出现，这些论典的特色是，对法义与修行方法加以有系统的分别、解释，并且也对曾经出现过的论义，提出抉择或评破，而从中展现出自部的思想与风格。这样的典籍，都记载著作者的名字，与经典、律典都没有记载结集者名字的格式，有着显著的不同。部派时代的论典有很多，例如，现存汉译有「一身六足论」[30]、《大毗婆沙论》、《异部宗轮论》等等，巴利语也有「七论」[31]、《清净道论》等。大乘思想蓬勃以后，也出现了许多论典著作，例如《中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等。此外，论典还有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称为「释经论」，是以解释某部经为主的，例如，《大智度论》的另一个译名，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就是以诠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主的，再如《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有一部分是在解释《杂阿含经》的〈相应修多罗〉的。另一种典型，称为「宗经论」，这是掘发一部或多部经的经义，将之作有系统的综合和解说的，例如，《中论》就是「宗经论」的一个典型[32]。
由于论典，是作综合的、有系统的解说，对于佛法义理或修行的整体宏观理解，十分有助益，是学佛者可以优先考量选读的圣典。
对经律论的态度
经、律、论的出现，各有其不同的背景，也展现了不同的功用。古代的大德告诉我们：经典，是展现次第的，阅读、学习经典，应当注意经典所展现的次第，尤其是修学次第。律典，是展现相关因缘的，例如，记录了某个戒律，是佛陀在什么情况下制订的，用意如何。所以，学习律典，应当注意从中把握戒律的真正意涵与精神。论典，是展现法义的，学习论典，应当注意整体佛法法义的把握[33]。
其次，不论是出自共同的结集、部派自部的结集，亦或难以考证的集出，也不论记载的是佛说、佛弟子说，我们当以古德的「四大教法」、「四大广演之义」、「佛语具(有)三相」的判断准绳，作为我们对佛法抉择的标准。圣典传出的地点不是问题，传出时间的迟、早也不是问题，传出的方式不是问题，乃至于是谁说的也不会是问题之所在，因为只要是合于缘起三法印，就是佛法，就可以统称为「佛说」，不论是《阿含经》，亦或是后起的大乘经。当然，第一次与第二次结集出来的圣典部分，有着教界共同的审定，是特别弥足珍贵的。这一部分，很可能就存在于现存汉译四阿含经(Agama)，与巴利语四部(Nikaya)中，共同的经文里。所以，如果是汉译与巴利语共传的圣典与法义，应当值得我们特别的尊重。
无可讳言的，数量庞大的经、律、论，所传递法的讯息，是多方面的，似乎多到杂乱矛盾。然而，事出有因，这是为了照顾许多不同时空背景，各种性格喜好的人们，而产生的。古德说有「四悉檀」，即是说，有四类不同功能的佛教圣典：一、投其所好，使人们对佛法产生好感，愿意继续来学习的「世界悉檀」。二、鼓励人们善行的「各各为人(生善)悉檀」。三、矫正对治作用的「对治悉檀」。四、能契入解脱、成佛的「第一义悉檀」。我们如果能从这四个角度，来作分析理解，就比较容易在圣典的阅读，与佛法的修学上，有开阔、谅解的心胸，并且知道如何给自己作适当的抉择与提升，不致于矛盾与疑惑丛生，而退失了对佛法的信心[34]。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因为人们的各种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适应的教说，因此，更宽广地来看，不适合以真、伪来论佛经，因为佛经的目的，都是在引导人们来修学佛法，所不同的，只有合不合「第一义」(了义)的问题[35]。
经、律、论是佛陀与历代佛弟子圣哲，留传下来的珍贵「法宝」，是佛法流传人间的主要依据，佛弟子应当随分随力地学习、弘扬，保存与延续，在接纳、应用世界悉檀、生善悉檀与对治悉檀的同时，应该认知到第一义悉檀的「不可破、不可散」[36]，不要忘失了核心的第一义悉檀，才能营造一个正法流传人间的有利环境。
注解
[1]佛陀说法的年数，在各种经律的记载中，有些微的差异，并不一致，四十五年似乎是后来多数接受的传说。这个传说可能是依佛陀传记《僧伽罗剎所集经》中，对佛陀历年结夏安居处所的记载计算而来：「如是，世尊于波罗奈国而转*轮，初转此法时，多饶益众生，即于此夏坐，…
《学佛的基本认识 第三章 流传人间的佛法 第二节 佛教经律论的成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