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上座部佛教植根于华人区

　　引言

　　观净尊者：就个人所知，今天是玛欣德尊者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主题，这是大家的福报。我第一次与玛欣德尊者讨论这个主题是在缅甸帕奥禅林。帕奥禅林是个有近500位南传上座部比库(Theravada Bhikkhu)共住修行的地方。从1994年开始，华人逐渐至禅林修学。至今，平时华人比库及禅修者大約保持在50-80位。我们有缘在禅林第一次讨论这个主题已是2007年底的事。当时十几位华人比库多次聚会法谈及小型讨论，玛欣德尊者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

　　在帕奥禅林中，华人比库们彼此分享、相互支持。近年来，能够长期驻锡在禅林担任业处老师的华人就是玛欣德尊者。尊者对上座部佛教整体的理解、关心，以及客观的教法宣说和禅修指导，帮助这个主题在帕奥禅林和华人区的上座部佛弟子中，得到更深广的省思与实践。今天我很欢喜能够邀请到玛欣德尊者莅临台湾教授，开示这个主题。现在恭请尊者开示。

　　1. 序言

　　2009年7月份在新加坡期间，写了这篇名为《上座部佛教植根于华人区的三阶段》(曾刊于学院护法会刊第三期)的文章，以回应“台湾南传上座部佛教学院”的宗旨——植根上座部佛教于台湾。今天，又应观净尊者的盛情邀请，与诸位一起讨论上座部佛教应如何植根于华人区。

　　2. 三大佛教传统

　　佛教流传到现在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了，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逐渐形成了目前的三大语系佛教：

　　1.南传上座部佛教。

　　2.汉传大乘佛教。

　　3.藏传密乘佛教。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由于都是从印度往北传播，在地域上是往北传，所以合称为“北传佛教”；而上座部佛教由于是从印度往南边传播，所以叫做“南传佛教”。

　　中国人接触佛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的学者们把公元前2年定为佛教正式传到汉地的时间，所以，中国人对“佛教”这个名词并不陌生。

　　3. 上座部佛教在华人地区的传播发展

　　过去两千年以来，中国人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几乎没有认识。

　　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有北传梵语系的经典传到中国汉地并被翻译为汉文，例如四部《阿含经》以及律藏(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弥沙塞部的《五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的《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根有律》等等)，可是这些经典在中国都被视为小乘经、小乘律。翻译为汉文的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也被视为小乘论。中国佛教一直以大乘自居，这些经律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看现存的汉文大藏经，中国古德对《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都有很多的注解、疏钞。但是，却没有发现一部对《阿含经》的注疏，因为不被重视。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在古代也曾经被翻译到汉地，即：属于律注的《善见律毗婆沙》。不过，这部律注与南传上座部现存的版本对比起来还是有差别的。第一、这部《善见律毗婆沙》只是节译本，不是全译；第二、这部律注被僧伽跋陀罗翻译出来之后，被当时的僧猗(或僧袆)以《四分律》的观点进行整编修改过，不过，其中仍然有很多内容是相似的。就这样经过了一千多年。

　　由于地域上的隔阂，中国古代虽然有许多人曾经到印度去朝圣留学，但是却没有因缘系统地接触到南传上座部佛教。例如：东晋时的法显曾经在公元410-

　　411年到过斯里兰卡(锡兰)，但从他在那里取回的经典来看(例如弥沙塞部的《五分律》、《长阿含经》和《杂阿含经》等)，他不可能住在斯里兰卡大寺(Mahavihara)，而是住在思想开放的无畏山寺(Abhayagiri)。后来唐玄奘大师也去印度留学，本打算前往斯里兰卡，却正好遇到该岛发生饥荒，也没有去成。唐代义净大师也曾经到过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一带，但是当时其所到之处还不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可能属于说一切有部之类的。因此，从中国古代佛教史来看，中国人对南传上座部佛教还是很陌生。

　　直到上个世纪，由于交通比较方便，太虚法师(1889-1947)在1940年去了一趟斯里兰卡，回来后他感慨地说:“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小乘行。”“所以我认为说锡兰的佛教是小乘极为不当，锡兰应该是小乘教大乘行的佛教，和中国大乘教小乘行的佛教适得其反。”(《从巴利语系说到今菩萨行》)。1946年，太虚法师的学生了参、光宗等人到斯里兰卡留学。了参法师(叶均居士)在12年的留学期间，翻译了《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以及《法句经》。1957年，他回中国以后，在中国佛学院任教，但不久就还俗了。了参法师到斯里兰卡留学以学习教理为主，能将《清净道论》翻译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这些论典虽然被翻译成中文，但在几十年间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后来，台湾有一批出家众通过学律，发现上座部佛教国家的律法传承比较完整，于是有人到泰国等地去求戒、学法。之后又有人翻译了阿詹查、佛使比库等的著作，将泰国近百年来兴起的森林派禅师的作品介绍到汉地。这些译作引起华人对上座部佛教禅法的兴趣，吸引更多人到上座部佛教国家求法留学。于是，从文献的翻译开始，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前往南方佛国学法，并且邀请一些上座部禅师等来汉地弘法，上座部佛教的经典和禅法在华人区逐渐受到重视。

　　由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在地域上与泰国接近，他们较早地接触和认识南传上座部佛教。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多数是生活在多元文化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巫族(马来人)、华族(华人)和印度族(印度人)，当地的文化是以多元文化为主。当地的华人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开始接触到泰国系统的上座部佛教。不久，斯里兰卡和缅甸系统的上座部佛教也陆续传入该地。因此，新马一带的华人较早就接触和了解南传上座部佛教，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僧才。

　　作为更纯粹的华人区是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到上座部佛教国家求法的大陆人和台湾人在英语方面较为逊色，许多人必须依靠翻译才能了解。

　　就以中国大陆来说，虽然1986年11月中国佛教协会派出圆慈、净因等5位比丘到斯里兰卡留学，可惜他们学完回国后，也没有把上座部佛教完整地介绍过来。反而在台湾，更系统地接触上座部佛教要比大陆稍早些。1990年到1998年，元亨寺先后出版了《汉译南传大藏经》，开始比较完整地译介南传的经典体系。特别是1998年到2001年，缅甸帕奥禅师连续四年应邀到台湾来指导禅修，于是比较完整的上座部佛教止观禅法，特别是《清净道论》的实修传承就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华人所了解、接受和实践。从此，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流就更加频繁了。

　　４. 借鉴汉传佛教的发展经验

　　上座部佛教在华人区的传播，必须经过最初的萌芽时期，然后慢慢发展，才能有最后的独立，就好像汉传佛教一样。

　　从中国佛教史来看，佛教从发源地——印度传到中国，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其独立的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佛教在中国独立的时期是在隋唐，因为汉地的十宗全都是在隋唐成立的，没有一个宗在隋朝以前成立，也没有一个宗是在唐代以后成立的。隋朝在公元581年建立，唐朝在公元618年建立，而佛教传入中国是公元前2年，此间一共花了近六百年的时间。

　　佛教初传汉地，很多人用老庄、黄老的思想来看待佛教，佛陀也被当作神仙来崇拜。由于当时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对教义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所以无论在义理方面，还是在语言方面，常借助时人熟悉的儒道思想，以外学书论和用语来附会佛教。

　　汉灭之后三分天下，魏国统一中国，之后是西晋与东晋，后来又分为南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陈又被隋所灭；北朝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间，中国处于群雄割据的时期，那时适逢佛教大规模地传进中国。即使如此，由于当时的通讯、交通等因素，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未能一下子独立，于是从“附会佛教”发展为“格义佛教”。所谓“格义佛教”，即以儒道思想或外教义理来解释佛教。例如用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来配释佛教的五戒，用道家的“清净无为”来配释“安般守意”(“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大安般守意经注》卷上)等等。这种“讲肆格义，迂而乖本”的格义佛教一直到释道安(312-385)、鸠摩罗什(344-412)时才得以废弃不用。鸠摩罗什从龟茲(现在的新疆库车)来到汉地之后，翻译了大量的大乘经典，从此汉传佛教在义理和语言方面才慢慢走向独立。

　　南北朝时期，由于义学发达，形成了很多专门研究和讲授某一经论或某种教义的“师”，例如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成实师等。这些师的特点是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也授徒说法，但是一直到隋唐才形成“宗”。“宗”是在“师”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一、“师”侧重于师授徒学，但是传承体系尚不明显；“宗”往往由某个或几个僧人所创立，被奉为“祖师”，并由此形成自己的教派传承体系；二、所有“宗”都高抬某一部或某一类经论，并据此而发挥和开展出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三、每个宗几乎都有自己的判教[

　　大乘诸宗的判教有详有略、有繁有简，如天台的五时八教，贤首的五教十宗，法相唯识的三时说教，禅宗的宗门教下，净土宗的难行道易行道，密宗的显教密教等等。]，根据自宗的一己之见，对当时流传的各种佛教经典与学说进行分门别类，并把自宗抬到最高的地位。这些是“宗”的特点。宗派林立与宗义发达，标志着汉传佛教在中国已经到达兴盛期和独立期。

　　宋代以后，汉地佛教逐渐走向没落。明清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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