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慧文和慧思两代禅师的禅法思想和止观实践。认为，慧文一方面奉行北方普遍遵行的禅修，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将宗教理论悟解与大乘禅法实践加以结合。并指出，慧思早年偏重坐禅和苦行，但在师事慧文后，因受慧文影响，在保持北方禅僧苦行坐禅传统的同时，加入了“定慧相资”的止观内容，开始对“观”法的重视。从慧文重视《大智度论》，到慧思和智顗依《法华经》、《大智度论》，并逐渐转向以《法华经》为立宗经典，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这对于理解天台宗的形成颇有助益。文章最后论述了天台先驱者与早期楞伽师在禅法方面的相似之处，指出正是这种相似使得他们的禅法遭受到佛陀——僧稠系统为代表的北方禅师的排斥，转而向南方地区传播。
【关键词】 观心 因定发慧 定慧双开 止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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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天台宗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在它的实际创始人智顗之前，尚有先驱者慧文和慧思两位禅师。慧文和慧思早年在北方传授禅法，是众多的禅法派系之一，致力于止观实践。他们的禅法及其境遇都与早期楞伽师相似，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
有关慧文生平的资料很少，在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没有单独为他立传，因此他的籍贯、生卒年月等均已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只能从道宣的《慧思传》以及智顗、灌顶等人的有关著述中，了解慧文的大致面貌。在早期形成的天台宗传记著述中，如唐代慧祥的《弘赞法华传》、唐代僧详的《法华传记》等，都还没有提到慧文。所以，最有价值的还是道宣《慧思传》对慧文的追记。据《慧思传》说，“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乃往归依，从受正法”【《慧思传》，见《续高僧传》卷一七，《大正藏》卷五十，562c。】。从这一记载看，慧文是在北方地区聚徒坐禅且有一定影响的禅师。又由灌顶《摩诃止观》的缘起部分所说“文师用心，一依《释论》”，可知他主要依《大智度论》立说，并指导禅修。因此，慧文一方面奉行北方普遍遵行的禅修，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禅法思想，为天台止观学说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慧文的宗教活动时期大约在北朝魏、齐之际(535～557)，身后没有留下禅学著作。宋代天台宗史书《佛祖统纪》认为，慧文是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时的“行佛道者”。还认为，慧文于“高齐之世，聚徒千百，专业大乘；独步河淮，时无竞化；所入法门，非世可知。学者仰之，以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师以心观，口授南岳。岳盛弘南方，而师之门人在北者，皆无闻焉”【《佛祖统纪》卷六，《大正藏》卷四九，178c。】。这是志磐在综合当时存在的各种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虽有一定历史依据，但其资料价值远非《慧思传》可比。
根据《摩诃止观》“文师用心，一依《释论》”之说，《佛祖统纪》卷六还作了以下发挥：
文师既依《大论》，则知尔前非所承也。师夙禀圆乘，天真独悟，因阅《大智度论》引《大品》曰：欲以道智具足道种智，当学般若；欲以道种智具足一切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当学般若。论自问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及习，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答曰：实一切一时得，此中为令人信般若波罗蜜故，次第差别说。欲令众生得清净心，是故如是说。复此，虽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后次第。……师依此文，以修心观。《论》中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岂前后而获？故此观成时，证一心三智，双亡双照，即入初住无生忍位。师又因读《中论》至“四谛品”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恍然大悟，顿了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师既一依《释论》，是知远承龙树也【同上书。】。
关于这段文字，姑且不论是否出自慧文，就其与慧思、智顗禅法思想的一致性而言，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慧文重视《大智度论》，到慧思、智顗依《法华经》、《大智度论》，并逐渐转向以《法华经》为立宗经典，确实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对于理解天台宗的形成颇有助益。
据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等的记载，在智顗之前，禅法相承共有八家，其中所谓“第七文禅师”，即指慧文；“第八思禅师”，即指慧思。除了慧文、慧思与智顗三代前后相承，其余六师大约都是同时代人，曾互相参证，未必亲传。道宣的《慧思传》说，慧思在慧文处悟“法华三昧”，又往鉴师、最师等处述己所证，皆蒙随喜。他的《智顗传》又说，智顗受学于慧思，慧思从道于就师，就师受法于最师。
八家禅师在禅法上都重视观心法门，即所谓“融心”、“本心”、“寂心”、“了心”、“踏心”、“觉心”等。这种禅法与僧稠系统“四念处”小乘禅法距离较大，但与达摩系统安心壁观大乘禅法比较接近。尤其是慧文“多用觉心”，更与达摩的“理入”说有相似之处。所谓“觉心”，指本觉妙心，相当于佛性。因为一心之灵性本来离却迷妄，本来觉悟，故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多用觉心，就是要因定发慧，通过禅定修习，发现本觉之性，带有止观并重的色彩。这一思想，相当于达摩禅通过凝住壁观而体悟凡圣等一、与道冥符。这也就是说，慧文的禅法同样具有宗教理论悟解与大乘禅法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只是，达摩依据的是四卷本《楞伽经》如来藏佛性思想，而慧文依据的是《大智度论》般若智慧学说。
湛然又说：“如此观之，虽云相承，法门改转。慧文以来，既依《大论》，则知是前，非所论也。”【《止观辅行传弘决》，《大正藏》卷四六，149b。】这表明，慧文的禅法因以《大智度论》为依，所以又与其他诸师并不一致，具有一家之特色。由他所传授的观心法门，后来为慧思、智顗继承，智顗在临终前曾以《观心论》口授弟子。湛然对此评述道：“观心，乃是教行之枢机。”(《法华玄义释签》卷一三)从天台宗的立场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标志着从慧文到智顗的一脉相承关系。后来，《佛祖统纪》将道宣《慧思传》所说“从受正法”，改写为“师以心观，口授南岳”【《佛祖统纪》卷六，《大正藏》卷四九，178c。】，即以“心观”口授替代“正法”之传，以突出天台宗“一心三观”的师承关系。虽然它没有多少史实依据，但从慧文“观心”法门角度看，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从以上分析看出，在禅师辈出的北朝，慧文虽非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的禅法个性鲜明，带有某种革新的意义。与达摩相似，他不仅遵行禅法实践，而且重视智慧解脱。这两个系统的禅法，最终演化为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决非出自偶然。但在北朝时期，他们的禅法影响远逊于僧稠系统。
道宣对一般禅者单纯坐禅入定而不重智慧、忽视经典的现象，曾经提出过如下的批评意见：
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诮，往往繁焉。或复耽着世定，谓习真空；诵念西方，志图灭惑。肩颈挂珠，乱掐而称禅数；衲衣乞食，综计以为心道。又有依托堂殿，绕旋竭诚；邪仰安形，苟在曲计。执以为是，余学并非。冰想铿然，我倒谁识。斯并戒见二取，正使现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鲁。向若才割世网，始预法门，博听论经，明闲慧戒。然后归神摄虑，凭准圣言。动则随戒策修，静则不忘前智，固当人法两境，真俗四依。达智未知，宁存妄识？如斯习定，非智不禅，则衡岭、台崖扇其风也。【《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总论》，《大正藏》五十，597b。】
在他看来，隋唐时期禅僧的这类风气，渊源于北朝重禅定轻智慧的习惯。因此，纠正的方法应当是“归神摄虑，凭准圣言；动则随戒策修，静则不忘前智”。道宣指出，南岳慧思、天台智顗的定慧双修、止观并重，与北方地区普通僧侣的单纯坐禅不同，开了一代禅学新风。对此，汤用彤先生曾发表过以下精辟见解：“北朝末叶，衡岳慧思、天台智顗极言定慧之必双修，或亦意在纠正北朝一般禅僧之失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561页】天台止观学说至智顗而成熟，但追溯其源头，确实应归之于慧文的禅法。
二
慧思(515～577)，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县境)人。他于十五岁(529)出家修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精进苦行”【《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大正藏》卷四六，787a。】。年二十(534)时，受具足戒。此后一段时期，他仍以持诵《法华经》和实践苦行为主。据慧思自着的《立誓愿文》，表明这种苦行实践乃基于深刻的末法思想。这时期的慧思，俨然一位谨守戒律、注重苦行、认真实践的北方禅僧，他与当时北方禅者最大的区别，是以《法华经》为所依，通过对《法华经》的持诵，为后来开悟“法华三昧”奠定基础。从慧思《立誓愿文》可知，当时北方社会的战乱环境和生存状态，与佛教的人生哲学完全相符，所以有必要偏于禅坐和苦行实践，以作对治。
其后，慧思又因感梦而“勤务更深，克念翘专，无弃昏晓，坐诵相寻，用为恒业。由此苦行，得见三生，所行道事”(《慧思传》)。所谓“坐诵相寻，用为恒业”，是指以坐禅和持诵《法华经》为日常功课。而在他阅读《妙胜定经》后，“叹禅功德，便尔发心修寻定支”(《慧思传》)。意思是说，从此而更加注重禅定修习。
但在归依慧文之后，因受其师影响，慧思“性乐苦节，营僧为业，冬夏供养，不惮劳苦，昼夜摄心，理事筹度”(《慧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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