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論述了慧文和慧思兩代禅師的禅法思想和止觀實踐。認爲，慧文一方面奉行北方普遍遵行的禅修，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思想特點，將宗教理論悟解與大乘禅法實踐加以結合。並指出，慧思早年偏重坐禅和苦行，但在師事慧文後，因受慧文影響，在保持北方禅僧苦行坐禅傳統的同時，加入了“定慧相資”的止觀內容，開始對“觀”法的重視。從慧文重視《大智度論》，到慧思和智顗依《法華經》、《大智度論》，並逐漸轉向以《法華經》爲立宗經典，有一個思想發展的過程，這對于理解天臺宗的形成頗有助益。文章最後論述了天臺先驅者與早期楞伽師在禅法方面的相似之處，指出正是這種相似使得他們的禅法遭受到佛陀——僧稠系統爲代表的北方禅師的排斥，轉而向南方地區傳播。
【關鍵詞】 觀心 因定發慧 定慧雙開 止觀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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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天臺宗的建立有一個過程，在它的實際創始人智顗之前，尚有先驅者慧文和慧思兩位禅師。慧文和慧思早年在北方傳授禅法，是衆多的禅法派系之一，致力于止觀實踐。他們的禅法及其境遇都與早期楞伽師相似，這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一
有關慧文生平的資料很少，在道宣的《續高僧傳》中沒有單獨爲他立傳，因此他的籍貫、生卒年月等均已不得而知。現在我們只能從道宣的《慧思傳》以及智顗、灌頂等人的有關著述中，了解慧文的大致面貌。在早期形成的天臺宗傳記著述中，如唐代慧祥的《弘贊法華傳》、唐代僧詳的《法華傳記》等，都還沒有提到慧文。所以，最有價值的還是道宣《慧思傳》對慧文的追記。據《慧思傳》說，“時禅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慧思傳》，見《續高僧傳》卷一七，《大正藏》卷五十，562c。】。從這一記載看，慧文是在北方地區聚徒坐禅且有一定影響的禅師。又由灌頂《摩诃止觀》的緣起部分所說“文師用心，一依《釋論》”，可知他主要依《大智度論》立說，並指導禅修。因此，慧文一方面奉行北方普遍遵行的禅修，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禅法思想，爲天臺止觀學說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備。
慧文的宗教活動時期大約在北朝魏、齊之際(535～557)，身後沒有留下禅學著作。宋代天臺宗史書《佛祖統紀》認爲，慧文是東魏孝靜帝、北齊文宣帝時的“行佛道者”。還認爲，慧文于“高齊之世，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以爲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嶽。嶽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焉”【《佛祖統紀》卷六，《大正藏》卷四九，178c。】。這是志磐在綜合當時存在的各種史料和傳說的基礎上寫成的，雖有一定曆史依據，但其資料價值遠非《慧思傳》可比。
根據《摩诃止觀》“文師用心，一依《釋論》”之說，《佛祖統紀》卷六還作了以下發揮：
文師既依《大論》，則知爾前非所承也。師夙禀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引《大品》曰：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今雲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爲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衆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複此，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叁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叁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論》至“四谛品”偈，雲“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爲是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爲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同上書。】。
關于這段文字，姑且不論是否出自慧文，就其與慧思、智顗禅法思想的一致性而言，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同時，從慧文重視《大智度論》，到慧思、智顗依《法華經》、《大智度論》，並逐漸轉向以《法華經》爲立宗經典，確實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對于理解天臺宗的形成頗有助益。
據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等的記載，在智顗之前，禅法相承共有八家，其中所謂“第七文禅師”，即指慧文；“第八思禅師”，即指慧思。除了慧文、慧思與智顗叁代前後相承，其余六師大約都是同時代人，曾互相參證，未必親傳。道宣的《慧思傳》說，慧思在慧文處悟“法華叁昧”，又往鑒師、最師等處述己所證，皆蒙隨喜。他的《智顗傳》又說，智顗受學于慧思，慧思從道于就師，就師受法于最師。
八家禅師在禅法上都重視觀心法門，即所謂“融心”、“本心”、“寂心”、“了心”、“踏心”、“覺心”等。這種禅法與僧稠系統“四念處”小乘禅法距離較大，但與達摩系統安心壁觀大乘禅法比較接近。尤其是慧文“多用覺心”，更與達摩的“理入”說有相似之處。所謂“覺心”，指本覺妙心，相當于佛性。因爲一心之靈性本來離卻迷妄，本來覺悟，故而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多用覺心，就是要因定發慧，通過禅定修習，發現本覺之性，帶有止觀並重的色彩。這一思想，相當于達摩禅通過凝住壁觀而體悟凡聖等一、與道冥符。這也就是說，慧文的禅法同樣具有宗教理論悟解與大乘禅法實踐相結合的特點。只是，達摩依據的是四卷本《楞伽經》如來藏佛性思想，而慧文依據的是《大智度論》般若智慧學說。
湛然又說：“如此觀之，雖雲相承，法門改轉。慧文以來，既依《大論》，則知是前，非所論也。”【《止觀輔行傳弘決》，《大正藏》卷四六，149b。】這表明，慧文的禅法因以《大智度論》爲依，所以又與其他諸師並不一致，具有一家之特色。由他所傳授的觀心法門，後來爲慧思、智顗繼承，智顗在臨終前曾以《觀心論》口授弟子。湛然對此評述道：“觀心，乃是教行之樞機。”(《法華玄義釋簽》卷一叁)從天臺宗的立場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標志著從慧文到智顗的一脈相承關系。後來，《佛祖統紀》將道宣《慧思傳》所說“從受正法”，改寫爲“師以心觀，口授南嶽”【《佛祖統紀》卷六，《大正藏》卷四九，178c。】，即以“心觀”口授替代“正法”之傳，以突出天臺宗“一心叁觀”的師承關系。雖然它沒有多少史實依據，但從慧文“觀心”法門角度看，也不能說毫無道理。
從以上分析看出，在禅師輩出的北朝，慧文雖非出類拔萃的人物，但他的禅法個性鮮明，帶有某種革新的意義。與達摩相似，他不僅遵行禅法實踐，而且重視智慧解脫。這兩個系統的禅法，最終演化爲最有影響的佛教宗派，決非出自偶然。但在北朝時期，他們的禅法影響遠遜于僧稠系統。
道宣對一般禅者單純坐禅入定而不重智慧、忽視經典的現象，曾經提出過如下的批評意見：
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诮，往往繁焉。或複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肩頸挂珠，亂掐而稱禅數；衲衣乞食，綜計以爲心道。又有依托堂殿，繞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執以爲是，余學並非。冰想铿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才割世網，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境，真俗四依。達智未知，甯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禅，則衡嶺、臺崖扇其風也。【《續高僧傳》卷二十《習禅篇．總論》，《大正藏》五十，597b。】
在他看來，隋唐時期禅僧的這類風氣，淵源于北朝重禅定輕智慧的習慣。因此，糾正的方法應當是“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道宣指出，南嶽慧思、天臺智顗的定慧雙修、止觀並重，與北方地區普通僧侶的單純坐禅不同，開了一代禅學新風。對此，湯用彤先生曾發表過以下精辟見解：“北朝末葉，衡嶽慧思、天臺智顗極言定慧之必雙修，或亦意在糾正北朝一般禅僧之失欤！”【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561頁】天臺止觀學說至智顗而成熟，但追溯其源頭，確實應歸之于慧文的禅法。
二
慧思(515～577)，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縣境)人。他于十五歲(529)出家修道，“誦《法華經》及諸大乘，精進苦行”【《南嶽思大禅師立誓願文》，《大正藏》卷四六，787a。】。年二十(534)時，受具足戒。此後一段時期，他仍以持誦《法華經》和實踐苦行爲主。據慧思自著的《立誓願文》，表明這種苦行實踐乃基于深刻的末法思想。這時期的慧思，俨然一位謹守戒律、注重苦行、認真實踐的北方禅僧，他與當時北方禅者最大的區別，是以《法華經》爲所依，通過對《法華經》的持誦，爲後來開悟“法華叁昧”奠定基礎。從慧思《立誓願文》可知，當時北方社會的戰亂環境和生存狀態，與佛教的人生哲學完全相符，所以有必要偏于禅坐和苦行實踐，以作對治。
其後，慧思又因感夢而“勤務更深，克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恒業。由此苦行，得見叁生，所行道事”(《慧思傳》)。所謂“坐誦相尋，用爲恒業”，是指以坐禅和持誦《法華經》爲日常功課。而在他閱讀《妙勝定經》後，“歎禅功德，便爾發心修尋定支”(《慧思傳》)。意思是說，從此而更加注重禅定修習。
但在歸依慧文之後，因受其師影響，慧思“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慧思傳…
《天臺先驅者的止觀實踐(潘桂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