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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义(龚隽)▪P3

  ..续本文上一页立的“正统”观念的影响,如学界仍然存在着简单以山外倾向《起信》、华严,讲“性起”;山家接续台宗正脉,重“性具”等观念来评判两系。(注:仔细研究山家、山外有关缘起义的说法,虽然他们有所不同,但所谓山家主性具,山外重性起之说是不能够成立的,这只是山家为了争正统而意识地“制造”出的思想斗争,详见下文的讨论。多是如吕征、安藤俊雄都认为山外的思想接近于《起信》、贤首,从天台性具说脱离出来。分别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67页;《天台性具思想论》,第186页。新近出版的董平之《天台宗研究》一书,也基本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山家、山外的争论。(见该书,第289,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也还没有摆脱这一影响,象Chi-Wah Chan论文Chih-li(960-1028)and the Crisis of T”ien-t”ai Buddhism in the Early Sung,还是简单以《起信》、华严性起来看山外。)这一方面缘于山外的不少资料已经逸失,我们多从山家单方面的纪录中去看山家、山外的思想争论。包括南宋以后,山家系所建立起的天台宗史的资料(如《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都是以山家一家的观念来统摄天台教义。于是,对这些材料的应用,我们应该进行些系谱学的分析。另外一面,即使对现有的山外作品的读解,我们多半也受到传统天台正统观念的影响,而没有对问题进行更具批判性的理解。(注:陈英善的研究试图突破山家正统的看法,如认为山外对湛然《十不二门》的解释更接近湛然的思想,并批评知礼等山家很多诠解有违祖意。但陈的研究基本仍是在某家更符合“正统性”的观念下来判断两系的,见《天台性具思想》,第72,117-118页。我认为,我们应该打破正统性的观念,重新观察此两系是如何通过解释祖师的思想来为自宗合法性辩护,至于哪一系能够接续正统,则非单是思想的论争可以澄清,还涉及到背后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等观念的分析。)本文所涉及的有关《十不二门论》中缘起思想的议题,山外的作品多有保留,我们可以比较集中地来看他们各自的解释策略。

  山家、山外争论的重点之一,是围绕《起信》真如随缘的不同解释而开展的。形式上看,这是有关对缘起义的不同理解,其实,他们的思想分歧,更多的不在思想本身,而是解释共同体试图在解释中表现自家的正统性。山家挑起缘起义的问题,是所谓“别理随缘”,即是说,这不单是对真如缘起作思想的解释,重要的是,这一解释涉及到判教方面的别、圆之争。(注:《佛祖统纪》卷八,知礼传中说,知礼于“于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门指要钞〉成,立别理真如有随缘义,永嘉继齐立滥以难之,谓不变随缘是今家圆教之理,别理岂有随缘”。(《续藏经》第75卷,430页)山家后学法登在《议中兴教观》中也说“以山外一派宗天台者,咸谓贤首之宗大乘终教所说随缘,正同今家圆教随缘之义,挤掐本宗圆顿之谈,齐彼终教”。(《续藏经》第57卷,97页)实际上,山外所解《起信》随缘并不是走华严“性起”的路线(见下文分析),山家虽然与山外对缘起有不同的解释,但每每有意识地硬把山家与华严联系起来,这一策略的效果是很容易造成一种假相:山外游离于天台正统之外。)于是双方的论辩难免充满意气,“并形辞藻,互相攻击”。(《释门正统》卷五,《续藏经》第75卷,319页)他们都在以自己的解释策略来“改造”《起信》,以争法统。这一点,山外的智圆说得很有意味:“有四明知礼法师者,先达之高者也,尝为天台别理立随缘之名,而鲸吞起信之义焉。有永嘉继齐上人者,后进尤者也,谓礼为滥说耳。繇是并形章藻,二说偕行,如矢石焉。”(注:智圆:《闲居编》卷二十一,“与嘉禾玄法师书”,《续藏经》第56卷,第897页。)

  一般都认为,山外缘起论上走的是华严真心“性起”(nature origination)的路线,此一看法是很有问题的。山家、山外在缘起观上面的思想差别并不全象山家所说的那样,对立成为护持正统性的“符号”,而为山家有意识地放大了。山外派的源清解十不二门,成为山家批判的重要文献之一。源清广引《起信》随缘义,细究其文解,并非简单之真心论(ontology of true mind)。如他虽然认为一念心体是“自性清净”,“一一法界法,即一念真如妙体”,类似的说法在他解释十不二门的《示珠指》中还有不少,但这些说法基本都是指性体本净,即是从理体上面来立论的。所谓“又此一念,体常虚寂,非念趣为明,非无念为静。念即无念,当体叵得诸法本来常寂灭相。”(《十不二门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308页)关于这种偏指清净性体的倾向,源清有他自己的解释。在一段不太为研究者们注意,却相当重要的解释《起信》真如缘起是否为“从真起妄”——这一真心论原则性的观念时,他作了这样的理解:“此乃是佛起缘之说,不可定执是真是妄,何者?佛欲示诸众生,令其了妄即真故,云从真起妄耳”。(《十不二门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310页)显然,从真谈缘起并不代表源清实际的主张,而毋宁说那是教化众生的一种权法和方便。源清重视的是于妄即真,这与山家所批评的“缘理断九”并无关系。关于此,山外智圆有更明确的辩护。智圆提出,山外一家所立心性之意,“不同常途别立清净真如无生无漏”,而是“即妄而真”,“通于真妄”的。他敏感地意识到山家对山外的批评,并非要坚持传统天台的圆义,而是有意识地“偏指妄心为境”,“偏立妄心为解行理事之要”,以保持与山外的区别。所以他批评偏真偏妄,俱非法义:“若圣若凡者,圣即真心,凡即妄心。若唯真心,则离妄有真,如避空求空,是故不可偏指清净真如也;若唯妄心者,妄心遍计,诸法永殊,何名唯心耶?应知烦恼心性本具三千,即妄而真,体常周遍。”(分别见智圆:《金刚錍显性录》卷二,卷三,《续藏经》第56卷,532,533,540页)

  山家有关圆、别分判的观念其实是有多重变化的。就随缘义来讲,知礼为了料简华严性起和山外思想为别教,而提出别、圆的标准在于“理具”。他说“若不谈体具者,随缘与不随缘,皆属别教”。又说“故知他宗极圆祗云性起,不云性具,深可思量。又不谈性具百界,但论变造诸法,何名无作耶?”(知礼:《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下,《大正藏》第46卷,715页)我们通过山外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对缘起的解释,并不能够说是华严性起思想的一类。山外解《起信》缘起,处处沿用湛然以来“理具”的思想路线。如源清对《起信》“无始无明”的解释,恰恰就是从“性具”方面加以延伸的。他解释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一念本具十界诸法,清净圆湛。迷来无始,故曰本迷。……是无住本具一切法,故称法性,由性本具,缘能生之染缘,能生染法;净缘能生净法。”(源清:《十不二门示珠指》卷上,《续藏经》第56卷,309页)智圆也提出,教义的圆、别不在于是否讲缘起,而在是否坚持天台性具的立场:

  当知他宗明圆得在唯心,失于心具。近人不晓,乃谓华严、起信宗师所谈圆极但是今家别教者,谬之甚矣。

  应知今言真如随缘等者,永异他说,以他但云清净真如,不知真如具三千法。……若非本具,云何能造,由内故,他境能熏,是知真如常熏内具。(《金刚錍显性录》卷二,《续藏经》第56卷,534,535页)

  这完全符合知礼说过的“然即理之谈,难得其意,须以具不具简”的原则,(注:《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二,“释请观音疏中消伏三用”,《大正藏》第46卷,872页。)表明知礼试图以“理具”来分判他与山外的缘起观,这一点不能简单成立。

  《起信》以说“一心二门”论缘起,一面说真如、生灭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又在心生灭门内说心有两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此意颇费解。天台分别以“具”来解“摄”,以“造”来说“生”,以此与华严性起路线相区别。从台家的理路看,言心具,必当以“造”来解缘起,这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谓“色从心造,全体是心。此能造心具足诸法,若不本具,云何能造”。(注:智圆:《闲居编》卷十,“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正义序”,《续藏经》第56卷,880页。)湛然开始以“造”来解释《起信》中真如缘起和体用的观念,“当知心之色心,即心名变,变名为造,造谓体用,……”(湛然:《十不二门》)这一说法,后来成为天台一家的定论。北宋天台解《起信》真如随缘义,基本都在湛然的格局里作文章。被批判为偏离湛然路线的山外,对缘起的解释,其实也正是“以造释变”,即以天台本有的“一念心造”来改变华严性起的思想路线。关于此,源清有详密的解说:

  真如性随缘,《起信》真如随缘义是也。《止观》大意云,随缘不变,名性不变,随缘名心。今言心即真如,性不变也;之色之心,随缘也。……文(指《十不二门》)云变造同三者,唯圆为示。迷真性体,起惑业,苦相也。即以变释之,以造释变,以同释体。

  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当知心之色心,即心名变,变名为造,造为体同,是则非色非心,而色而心,唯色唯心。(《十不二门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318,314页)

  结合《起信》的缘起来讲“性具”,实际上并不是山外的创造,而是湛然所为,如湛然于《十不二门》讲染净不二时,非常明确地表示“刹那性常缘起理一,一理之内而分净秽”。(湛然:《十不二门》)于是,山家为了进一步区分与山外的思想,又以别种标准来衡论缘起的别与圆。如知礼就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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