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佛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158-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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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风雷，1961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内容提要】现今的许多佛学教科书和佛学论文在述及天台智者大师的教相判释科学说时，未能充分顾及智者大师教相判科说的完整含义。从而影响到学人对天台思想的全面理解。本文以智者大师的相关著述为依据，较全面地阐述了教相判释说的内容。指出它的理论创新的意义及其深远影响。
【关 键 词】天台/智者/教相判释/五时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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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天台智者大师智顗(538-598年)，作为我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在中国佛教由南北朝学派林立向隋唐宗派纷呈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智顗之创立天台宗，开启了中国隋唐佛教宗派纷呈、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一个佛教宗派得以成立，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而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有一套代表本宗立场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教相判释学说。我们说智顗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就是因为，智顗不仅为天台宗人创建了固定的弘法道场，制定了严格的律制仪规，培养了大量的本宗僧徒，构建了成熟的教义体系，而且，他还从天台宗的立场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教相判释学说。天台智者大师以教相判释的方式确立本宗在整体佛教中殊胜地位的创宗模式。为稍后相继创立的中国佛教诸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因此，历代的佛教学者在论及天台智者大师对中国佛教发展的殊胜贡献时，无不对其教相判释学说推崇备至。但是，现今的许多佛学教科书和佛学论文在述及天台智者大师的教相判释学说时，往往未能充分顾及智者大师教相判释学说的完整含义，从而影响到学人对天台思想的全面理解。本文以智者大师的相关著述为依据，拟在有限的篇幅中尽量对智者大师的教相判释学说作一合乎实际的全面叙述。
一、何谓“教相判释”
“教相判释”略称为“教相”、“教判”或“判教”。智顗说：“教者，圣人被下之言也；相者，分别同异也。”(注：《法华玄义》卷一上，《大正藏》卷33，第683页中。)这就是说，所谓“教相”或“教相判释”，就是对佛陀教说的不同相状所作的剖析分别、评判解释。
为什么要进行教相判释呢？这是因为，随着佛教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出现的佛教经典越来越多，这些佛教经典，形成的时间、地点不同，隶属的部派有别，阐述的义理也互有出入，甚至相互矛盾；同时，按照佛教传统的说法，这些经典又都是佛陀所说的，都是佛陀的说教。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难题：既然这些佛教经典都是佛陀的说教，那么，在它们之间何以会存在如此的差异和矛盾呢？教相判释可以说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所作的努力。佛教学者们试图以一种统一的基本原则，通过教相判释的方法，或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或根据义理的浅深层次，对全部佛教经典加以整理、分类、评释、融通，从而把整个佛教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以求了解佛陀教说的真相，弄清第一部分的佛法对于全体佛教所应有的意义。
从整个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印度佛教经典特别是印度大乘佛教经典中即已开始运用教相判释的方法。例如，《法华》、《维摩》等经都强调大、小乘的高下优劣，认为小乘经是佛陀对根钝智小的声闻、缘觉二乘人的说法，大乘经则是佛陀对利根大智的大乘菩萨的说法；《楞伽经》则以顿、渐表示教相的差别；《华严经》以“日出三照”“先照高山，次照幽谷，再照平地”来譬喻佛说法先后次第的不同；《大涅槃经》则以“牛乳五味”“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酷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来譬喻佛说法先后次第和义理浅深层次的差别。这些，都属于教相判释。
就中国佛教而言，教相判释的尝试是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的，这与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至南北朝时代，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此期间，大、小二乘以及经、律、论三藏佛教经典，大致上皆已译出，这就为中土佛教学者从整体上对全部佛教作出判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学者，在对这些传译过来的佛教经典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迫切地感到需要对全体佛教作出一个统一的判释。我们知道，佛教经典向中土的传人，与佛教在印度发展的历史顺序和地域特征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这些传译过来的佛教经典，十分繁芜纷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中土的佛教学者，在对这些佛教经典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经历学养各异，就更出现了理解上的分歧。一时之间，在南北朝的佛学界，歧义纷呈，异解林立，论锋四起，辩声不绝。南北朝时期佛学内部的论辩之风之所以遍于大江南北，固与当时玄学的流行有关，然究其内因，则是佛学内部分歧严重的表现。当时佛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在《法华》、《华严》、《涅槃》等经判教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下，试图通过教相判释的方式，对全体佛教作一个统一的组织。这种教相判释的工作，最初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调和佛教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加强佛教发展的组织性和统一性，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判教者的学养不同、立场各异，其对佛教经典先后顺序的排列和高下优劣的评判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又造成了佛教内部的新的分歧，加剧了佛教内部派别的分化。智顗在《法华玄义》卷十上就曾举出南北朝时期在判教学说上的十家异解“南方三家，北方七家”也就是所谓的“南三北七”，从中可以看出各家在判教上的严重分歧。
对于“南三北七”的十家异解，智顗在《法华玄义》卷十上作了一一的批评。在他看来，这十家的判教学说，有的无文可依，无实可据，有的虽有文据，然配对失旨，有的所用名称不当，有的分判标准混乱，有的得权失实，有的得实失权。同时，智顗也指出，这十家判教学说，虽然都没有对佛教作出全面、正确、恰当的判释，但是这些判教尝试也并非全无是处，一无所得。例如，南地师通用顿、渐、不定三种教相，其中，刘宋时代的道场寺慧观(约368-438年)、萧齐时代定林寺的僧柔(生卒年不详)、慧次(434-490年)以及梁代三大师中的开善寺智藏(458-522年)、光宅寺法云(467-529年)等，又于渐教中开出五时教判；北地师中以北魏入华僧人佛陀扇多(生卒年不详)、佛陀扇多的弟子慧光(468-537年)以及慧光的弟子北齐大衍寺昙隐(生卒年不详)等为代表的一家，则主要依据佛教义理的浅深层次，把全体佛教判释为四宗。在智顗看来，这些判教学说虽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都有一定的道理，有一些可取之处。正是在对前人特别是对“南三北七”十家判教学说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智顗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教相判释学说。
二、“五时八教”智顗对全体佛教的判释
智顗的判教思想，在其著述中随处可见，其中，集中、专门论述教相判释学说的，是《法华玄义》卷一上、卷十上下以及《四教义》。此外，智顗的弟子章安大师灌顶还著有《天台八教大意》，是对《四教义》的解释。这些是我们了解智顗判教学说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近代人所常用的《天台四教仪》(北宋初年高丽僧谛观撰)及其注释书《天台四教仪集解》(北宋天台宗僧从义撰)、《天台四教仪备释》(南宋天台宗僧元粹撰)、《天台四教仪集注》(元代天台宗僧蒙润撰)等，相对而言，则是较晚近的作品了。
从上述的资料特别是智顗的著述来看，智顗的判教学说是以“五时八教”判释为基本内容的。其中，“五时”主要是依照佛说法的先后次第对全体佛教所作的纵向判释，“八教”则是依照佛说法的形式差异和义理浅深所作的横向判释。“八教”又分为“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前者是就佛说法的形式所作的判释，后者是就佛说法的内容所作的判释。这样，便构成了“五时八教”的理论框架，这是智顗对全体佛教所作的判释。
(一)“五时”
“五时”是智顗依照佛说法的先后次第对全体佛教所作的纵向判释。这种纵向判释的方法，在南三北七”中即已被广泛采用，如南地师有“三时”、“四时”、“五时”说，北地师也有“五时”说。智顗虽然对这些说法都作了批判，但他也承认这些说法中不乏合理性。特别是以道场慧观等为代表的南地师，依据《涅槃经
圣行品》“牛乳五味”的譬喻，把全体佛教判为“五时”，在智顗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他不同意南地师所说“五时”的内容及排列次第。智顗在判教时同样也吸取了“牛乳五味”的譬喻，同时又参照《华严经
性起品》的“日照譬”、《法华经
信解品》的“领付家业譬”以及《法华经
方便品》和《无量义经》中的经文，加以综合改造，作出了自己的“五时”教判。其所谓“五时”依次为：
1.华严时。“日照譬”说，日出先照高山；“领付家业譬”说，长者欲付家业，穷子逃遁。智顗认为，这些譬喻是说佛成道后先对大智之人说圆顿教法，小智之人虽同在座，如聋如哑，不堪领受，这与佛教的传说“佛陀成道后即于菩提树下说大乘无上法门《华严经》，此经高深，解悟者少”不谋而合，因此，应以《华严》为佛陀的第一时说教。若约“牛乳五味”的譬喻，则为乳味。
2.鹿苑时。佛陀见听法之人大多根底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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