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行五法等，即是以二十五法为方便进修止观，又以十境十乘观为正修的方法。此在《摩诃止观》卷四「明方便」中，便有对二十五法及十境十观法之关系加以说明[17] 。于此可见，湛然对智者大师止观运作中心之恰当掌握，故对实践止观有如上见解
由于湛然法师著述《辅行》，注解《摩诃止观》，并撰《止观义例》、《止观大义》等，阐扬天台教观思想，故而重振了天台教学。此点，赞宁法师在《宋僧传》中亦提及：
于是大启上法，旁罗万行，尽摄诸相入于无间。即文字以达观，导语默以还源，乃祖述所传章句凡十数万言，心度诸禅，身不踰矩。三学俱炽，群疑日溃，求珠问影之类，稍见罔象之功行，止观之盛始然之力也[18] 。
可见，进入唐朝以来，默默声息的天台教学，确实因湛然法师之功，而使天台止观发扬了。
其次，湛然对天台的贡献是「批判他宗，弘扬法华」。天台向以《法华》为宗，此从慧思、智者二师以法华圆顿思想为修行指归，并依之证法华三昧，著述弘扬《法华经》可知。智者大师探讨实相、乃至一念三千之理，主要根基于《法华》，因此将《法华》判为非顿非渐之圆教位。湛然在《止观义例》中说：
况所用义旨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观心为经，诸法为纬，织成部帙，不与他同[19] 。
但华严宗的澄观法师却认为《华严》是「顿顿」、「顿圆」，而将《法华》判属「渐顿」、「渐圆」。湛然在《义例》中记载了澄观之见：
法华中诸声闻人从于小来，经历诸味至法华会，方始开顿，故知法华是渐顿也。华严居初不经诸味，故是顿顿[20] 。
因此，针对华严宗对《法华》之挫抑，湛然法师也在《义例》中举出七点，认为判《法华》为渐圆之不当。一者：不识教名之妨，二者：不识渐开之妨，三者：不识教体之妨，四者：抑挫法华之妨，五者：不识顿名之妨，六者：违拒本宗之妨，七者：违文背义之妨[21] 。
此外，又在其所着《法华经五百问论》之「释方便品」一开始便说：「今经唯为一乘故，破二会二归于一乘，为法华宗主。[22] 」
再者，又反对慈恩宗窥基法师指《法华》为「一乘为权，三乘为实」之说。湛然如此处处评破他宗对《法华经》之见，除了因为天台是以《法华经》为宗本外，更重要的是藉此提高《法华》的地位，以弘扬《法华》，中兴天台。
除了以上湛然对复兴天台所作的努力外，亦可看出其对智者大师所制忏仪之重视。由于天台忏法，在天台宗的思想体系中，乃隶属于证悟圆顿止观之正修部份(若严格区分，应包括在前方便及正修中)。亦即借着四种三昧与十境十乘观法的修持，才是修习圆顿止观之中心。例如湛然在《止观大意》中的论述：
初圆行者，谓四种三昧遍摄众行，若无胜行胜果难阶。(中略)半行半坐出法华、方等二经，法华三七日为一期，方等不限时节，四非行非坐亦名随自意，意起即观故也。方法出请观音等诸大乘经，……是四三昧行异理同，是故同用十乘之法……由诸行故得入圆位[23] 。
上文中说明圆顿止观所修圆行，是藉四种三昧才能进登圆位，又四种三昧皆须以十乘观法为理观中心[24] 。而智者大师所制忏法，如《法华忏》、《方等忏》、〈请观音忏〉等，皆被归属于《摩诃止观》的四种三昧中，为具体修习三昧之行法。亦即忏法之修持，除了忏罪清净之功能外，更是证悟三昧的重要依凭，故修习忏法成为天台宗学人重要的修行法门。综合上述所谈，从湛然撰述《辅行》、《大意》、《义例》、《法华三昧忏补助仪》等著作阐明止观的实践，又特别强调「以二十五法为方便，十乘十境为正修」之止观教学，故必然会重视忏法修持以证三昧、入圆位。
在忏法的修持上，湛然法师特重「法华三昧」。此从《金刚錍》、《义例》、《五百问》等著作中，力破他宗之谬，藉此提升《法华经》之地位，振兴以《法华》为宗骨的天台教学，并在以上论述中，多处提及法华三昧之妙行，以及着《法华三昧忏补助仪》即可得知。例如在《义例》中说：
四种三昧皆依实相，实相是安乐之法，四缘是安乐之行，证实相已，所获依报名为大果。起教只是为令众生开示悟入，旨归只是归于三轨妙法秘藏，所以始末皆依法华，此即法华三昧之妙行也[25] 。
其次，也在《五百问》讲述「劝发品」时，指出依《普贤观经》之修持方法为：从「严道场」到「思惟甚深空法」，作是观时，即见普贤菩萨，除灭百千亿劫生死重罪。但修此观，若不知《普贤观经》与《法华》之关系，则修行恐无所获，如其文说：
今谓虽引观经，不知此经结于法华，亦不知令修观法与法华观有何别也，亦不知欲修法华观，投心何所，终日徒说竟无所归[26] 。
此处所谈依《普贤观经》之修持，应是指〈法华三昧〉(即《法华三昧忏》)之修持方法。从以上著作中，可知湛然法师重视《法华》及《普贤观》二经之义理乃修忏之中心。而修此法门，必须掌握法华圆融实相，及《普贤观经》观罪性空之理。由此，可见湛然法师对《法华三昧忏》理观掌握之重视。
此外，在《辅行》解释「明忏净」时亦点出理观对忏净的重要性。如其文：「若犯事中重罪，去谓爱成犯重，不但改观能灭深愆，须依三昧托事附理及观相治，方可清净。……言观心者，行于事忏，必藉观心，若无观心重罪不灭。[27] 」由此可见，其对忏罪时理观修持之重视。接着，对于小乘无忏重之法，依《普贤观》、《胜妙定》等大乘经才有忏悔法，举出南山律师对「无生忏法」的见解：
南山亦立无生忏法，总列三种：一者诸法性空无我，此理照心名为小乘。二者诸法本相是空，唯情妄见，此理照用属小菩萨。三者诸法外尘本来无实，此理深妙，唯意缘知，是大菩萨佛果证行[28] 。
南山律师所立的三种忏法，即智者大师所言之无生忏法。只是南山律师，再从空观中细分出三种观法。但湛然认为南山之判摄有所不妥：
南山此文虽即有据，然第一判属小乘，小乘且无忏重之理，况复此位已隔初心。第二、第三复属菩萨及以佛果，凡夫欲依，措心无地。今(指《摩诃止观》)之所立，直名凡下，欲用大乘忏悔重罪者，当依《方等》、《普贤观》等。是故南山判位太高，初心无分，高位无罪何须列之[29] ？
此文虽表达湛然不同意南山的见解，但也可知湛然之忏罪思想与智者大师有明显的差异。首先，虽律中未有小乘忏四重之法，但智者大师在《释禅》中，却提到《最妙初教经》有忏小乘四重之法。即须先向比丘发露说罪，再于佛前作诸行法，及诵戒千遍，即得清净，亦可以取相为证。其次，湛然又认为《摩诃止观》所言忏罪，乃适于凡夫或下根者所修。因此，指出南山律师之三种无生忏法，乃「判位太高，初心无分」。既属高位之菩萨，其无罪又何须忏悔？故不须列高位之忏悔法。由此可知，湛然将忏法只定位于凡夫或下根器者才须修持。故与智者大师所言「唯佛一人具净戒」，只要空、假、中三观未明，乃至等觉菩萨亦须忏除微细无明惑之见解不同[30] 。因此，虽然湛然对天台大师忏悔思想，乃至忏法理观有所阐扬。但在究竟忏罪上，不只是持戒清净，更有对菩萨道圆满之洞识，则未及智者大师。
另从唐代天台僧人所修忏法来看，可能受到湛然法师中兴天台，弘扬《法华》的影响，唐代天台宗人修持忏法的情形，普遍以《法华三昧忏》为主，这应与时代及学风背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唐代天台忏法之运作及其特质
唐代之佛教现象已相当重视仪礼的功能，尤其因王室贵族学佛普遍，故仪礼之国家色彩浓厚，佛教与皇族间的互动关系亦较大[31] 。而佛教仪礼中忏仪的修习，在王室中亦相当普遍盛行，首先看《法运通塞志》的记载，唐太宗正观二年三月所下诏书曰：
朕自创义以来首所诛剪将及千人，可皆建斋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得脱[32] 。
接着，同年五月敕订：「先朝忌辰于章敬寺设斋行香」并为永久实行之定式。又有：
七月，诏京城诸郡僧道，七日七夜转经行道，为民祈福以保秋成，每岁正月七日视此为式。……四年五月，战场建寺成，敕群臣撰碑，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李百药撰，……帝谓群臣曰，此魏征劝朕行仁义，既效矣。因追念初平天下，手诛千余人，不值太平即以御服施诸寺命僧行忏[33] 。
从上文可知，君主为战争罪恶行忏、于先王忌日设斋行香、为民祈福诵经行道等法事，似乎已成常仪。另从《行记》的资料中，亦处处可见唐朝寺院时常举行礼忏诵经行道等法会。如卷二之记载：
男女道俗同集院里，白日听讲，夜头礼忏听经及次第，僧等其数三十来人也。其讲经礼忏皆新罗风俗，但黄昏二时礼忏且依唐风[34] 。
此寺院集会的道俗中虽有许多新罗人，但从「二时礼忏且依唐风」，可知唐朝之修忏或已成风俗。又根据汪娟女士对敦煌礼忏文之研究指出，从初唐以至晚唐、宋初皆有礼忏文的流行，尤其晚唐五代年间更为普遍[35] 。从以上修忏之史料来看，不但忏悔仪式盛行于王宫，更已深入普罗大众之生活中，但修忏目的似乎仍不离祈求现实利益为主。至于天台宗学人亦普遍修习忏法，但基本上不离修行得解脱、证三昧为主，根据《统纪》及《宋高僧传》之记载，天台宗传承之学人修忏之的情形有：智威──修法华三昧，「证法华三昧，嗣承祖位」；玄朗──为盲狗行忏，不逾旬日双目俱明；广修──「六时行忏，晚年弥笃，每岁行随自意三昧七七日，未尝以事废。」；道遵──「复参左溪学止观及法华三昧」；义通──行四种三昧；至于制作忏仪则只有湛然法师之《法华三昧补助仪》一卷，《方等忏补阙仪》二卷(已佚失)[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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