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天台忏法
第一节 唐代天台宗之兴衰与弘传人物
第二节 湛然法师之思想及其影响
第三节 唐代天台忏法之运作及其特质
第四节 天台忏法对唐代诸宗忏仪之影响
第五节 小结
前 言
天台教学的阐扬发展，在进入唐代后，已不似智者、灌顶二位宗师时期之隆盛。根据唐．翰林学士—梁肃在其《天台止观统例》中，叙述智者大师去世后之天台宗情形说：「悲夫！隋开皇十七年大师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载，以斯文(指《摩诃止观》)相传凡五家师，其始曰灌顶，(中略)当二威之际缄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宝中，左溪始弘解说，而知者盖寡，荆溪广以传记数十万言，网罗遗法。[1] 」又志盘法师亦言：「自缙云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2] 」二威即智威(浙江缙云人)与慧威二师，上二文中，指出灌顶之后，天台宗的消沉现象，直至荆溪湛然法师才扭转了颓势。或许受此教学衰退的影响，唐代天台忏法之创制亦极少，颇有「继承有余，开创不足」的现象。上述情形可能与天台山所在地位处江南，以及章安灌顶法师圆寂后，台宗缺乏大力法将弘扬之故。因此，本章欲探讨之「唐代天台忏法」，亦须从唐代天台宗兴衰与弘传人物开始，以了解天台宗在唐代的发展，又居中兴天台地位的湛然法师，其对天台教学之诠释，是否影响日后天台思想之发展趋势？基于此思想特点，进而讨论唐朝天台忏法之创制与运作情形及忏法特质。
第一节 唐代天台宗之兴衰与弘传人物
天台教团自隋开皇十七(597)年，智者大师入灭后，主要由弟子智越(543-616)、灌顶(561-631)、智晞(554-627)、普明、智璪、法彦、慧威、智寂、道修、师谏、如朗等法师，止居天台山修行。其中智越统领四众，灌顶负责兴建国清寺，结集智者大师著作，并着疏讲学。此外尚有天竺寺之真观，瓦官寺之法喜、法慎，庐山之智锴、大智，玉泉寺道悦(名多不列)等，修习法华、止观，继承智者大师之遗风。公元618年进入唐朝，章安法师圆寂后，其负责的国清、玉泉二寺已分成二系，国清寺诸师即《统纪》系谱中所列之六祖智威(？-680)、七祖慧威(？)八祖玄朗(673-754)、九祖湛然(711-782)、十祖道遂(？)、十一祖广修(770-843)、十二祖物外(813-885)、十三祖元琇(？)、十四祖清竦(？)等。而玉泉寺之法师有道素、弘景、玄觉、惠真、鉴真、普寂、怀让、一行、承远、法照等，此中诸师初习天台教观，以后则弘扬禅、净、律、密等教，并非专弘天台。
由此二系看来，只有在《统纪》中被视为正统的国清寺诸师，专以天台教观为依止，仍维持着天台的法脉。但自灌顶法师圆寂后，至荆溪湛然法师的一百余年间，因国清寺地处偏僻江南，天台学人亦大都集中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东南地区，由于距京师长安甚远，政治、经济、交通等条件不足，知识文化刺激自然不及中原，故佛学研究亦不如京师兴盛。再加上此期天台门中缺乏对教理、禅定、讲学等，足以居统领地位之宗师，所以天台学派在此时期诚属沉寂，此情形直到湛然法师中兴天台后才挽回颓势。反观其它禅、律、法相、华严、净、密等各家，因受玄奘、义净二师新译经论之教义影响，各自明确了所依之宗义，而逐渐形成宗派，又各宗皆在唐代文化、政治重心，人文荟萃之长安、洛阳等地发展起来，所以诸宗实比偏南之天台宗兴盛。
天台宗虽经湛然之复兴，但其灭后(卒于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正处唐末五代之兵战时期，又有会昌五年的毁佛法难，以致典籍焚毁四散，讲学中断，天台则更加衰退不堪。尔后，幸有五代吴越国忠懿王—钱俶(音触)之助，自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天台宗才又有了再兴的契机。
如前所述，天台宗自湛然法师圆寂后，虽又陷低潮，但根据日僧圆仁法师自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入唐求法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之记述中，多处提及天台座主，并讲述《法花》、《止观》、修行法花三昧等事迹。且根据该书，可详知国清寺以及五台山当时修习天台教观的情形。例如天台寺僧—敬文曾向圆仁说明国清寺僧众多寡，以及修持状况，他说：
国清寺常有一百五十僧久住，夏节有三百已上人泊，禅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节七十余人。国清寺有维蠲座主，每讲《止观》。广修座主下成业，禅林寺即是广修座主长讲《法花经》、《止观》、《玄义》，冬夏不阙，后学座主亦有数人。[3]
文中之广修座主即《统纪》所列之天台十一祖[4] ，维蠲为其弟子。由此段文可知当时(唐文宗开成三至四年，公元838-839)天台山国清寺修行僧人众多，而且仍以《法华经》、《摩诃止观》、《法华玄义》等智者大师之思想为修持中心，应可谓仍传承着天台宗的法脉。由此再回顾荆溪湛然法师之前，梁肃评述智威、慧威二师时期，天台宗乃「其道不行」的现象，宋．志盘法师则认为此说法言过其实。他说：「然梁氏此言，将以张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权为之重轻耳。要之讲经坐禅未尝不并行也，不然法华听习千众，天宫求道无数，为何事耶？是知其道不行，亦太过论。[5] 」故整体而言，唐代天台宗并非完全到了乏力不振的情形，而是比起当时代，蓬勃盎然的其它诸宗学说，及弘扬情况而言，天台宗确实是黯然许多的[6] 。
第二节 湛然法师之思想及其影响
天台宗自智者大师建构开创性之思想体系后，历经章安法师笔记结集教说，重理三大部，为天台宗奠定稳固的思想基础。但自章安圆寂后，天台弟子只能承继法脉，对于天台教法几乎不见创新发展，直到中唐时期，湛然法师才又重振天台。自智者大师入灭至湛然再兴教法，期间已近一百五十年，经过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宗门兴衰，智者大师所创思想，是否仍持原味，或与其它宗派交流互动？又受唐朝佛教各宗派兴盛的影响，天台宗如何自处以挽狂澜？被后世尊称为天台九祖的湛然法师即是重要关键。
湛然法师在二十岁时，就随左溪玄朗法师学习止观，左溪曾对他说：「嘻！汝当以止观二法度群生于生死渊乎[7] 」，于是「授以本师所传止观[8] 」。故知智者大师的止观法门，当为湛然之思想基础。玄朗圆寂后，湛然有感于当时代佛教不当学说兴盛，反观天台却沉寂无闻，于是兴起重振宗风之志。他告诉门人说：「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9] 」正因湛然有此「将欲取正」的气魄，及舍我其谁的决心，故而肩挑复兴天台之重任。宋．志盘法师于《统记》中记载为：「于是大启妙法，旁罗万行，尽摄诸相入于无间。文字以达观，导语默以还源，乃祖述所传，着为记文，凡数十万言，使一家圆顿之教悉归于正。[10] 」再者，破斥华严、禅、法相诸宗，直指佛教时弊，其文说：「是三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中略)然而宗经弘论，判释无归，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而已……荆溪不生则圆义将永沉矣。[11] 」可见当时佛教，诸宗思想分明，而若非湛然之护法振道，天台圆顿教观恐将沉寂，故后人尊其为唐代中兴天台之法将。
如上所述，华严、法相、禅等诸宗，是「道行卓荦，名播九重」，影响当时代佛学思潮的三大宗派。在此普遍关注心性、理体开展的思想背景下，欲图振兴天台的湛然法师亦受其影响，而吸收诸宗派之理论学说，发展成理具、遍摄的天台思想。例如，华严宗以法界无尽缘起来论述诸法的关系，开展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法法互相遍摄的境界。以及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本心掌握理体。「而此对『体』的重视强度，自然于唐时形成一种风气，湛然的理具思想，特别就『具』来凸显『理』，即在此思潮的熏习下而酝酿出来。[12] 」
湛然以智者大师于《摩诃止观》「一念三千」(一念即一切法)之理，与理体本心结合，形成理中具一切法的「理具」思想。所谓「理具」又称「体具」或「性具」，即表真如实相本来具足一切诸法，诸法乃实相所本具，又一切诸法，各各互具，以十法界而言，十法界之任何一界皆具其它九法界。此理具思想根源于「一念三千」，乃因湛然认为「一念三千」是「终穷究竟极说[13] 」，并说：「一家观门，永异诸说，该摄一切十方三世，若凡尘一切因果者，良由观具。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理性虽具，若不观之，但言观心，则不称理。小乘奚尝不观心耶？但迷一心具诸法耳。[14] 」湛然指出天台止观异于诸说之处，乃因「理具」。因「理具」能遍摄一切十方三世，而此观念也影响到修观的方法，亦即修观时须观理具，即观一念心即具三千法，即空、即假、即中。若不知观「具」而修，只是观心，则不能称理。
由于湛然对天台思想之发挥，亦影响后代对天台之阐扬，例如其理具唯心的思想，则成为宋代山家山外派论诤的焦点。以下再略述其振兴天台教观之思想特质。首先是「继承智者思想，重振教观」，如其在《辅行》中赞叹《摩诃止观》之「一念三千」是「终穷究竟极说」。又在《金刚錍》中，回答「道观者何？仁师谁也？法依何也？」之问题时说：
天台大师灵山亲承，大苏妙悟，是吾师也。摩诃止观所承法也，以二十五法为前方便，十法成乘观于十境[15] 。
由文可见其重视《摩诃止观》之态度，并且点出「十境十乘观」是修观的重心。此外，又于《义例》中同样指出：「修行俱须二十五法以为方便，十乘十境以为正修。所以者何，若无十境乘则无体，若无十法名坏驴车。[16] 」以上所言，即《摩诃止观》之方便与正修章，二十五法是指：具五缘、呵五欲、弃五盖、调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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