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天臺忏法
第一節 唐代天臺宗之興衰與弘傳人物
第二節 湛然法師之思想及其影響
第叁節 唐代天臺忏法之運作及其特質
第四節 天臺忏法對唐代諸宗忏儀之影響
第五節 小結
前 言
天臺教學的闡揚發展，在進入唐代後，已不似智者、灌頂二位宗師時期之隆盛。根據唐．翰林學士—梁肅在其《天臺止觀統例》中，敘述智者大師去世後之天臺宗情形說：「悲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指《摩诃止觀》)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中略)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1] 」又志盤法師亦言：「自缙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2] 」二威即智威(浙江缙雲人)與慧威二師，上二文中，指出灌頂之後，天臺宗的消沈現象，直至荊溪湛然法師才扭轉了頹勢。或許受此教學衰退的影響，唐代天臺忏法之創製亦極少，頗有「繼承有余，開創不足」的現象。上述情形可能與天臺山所在地位處江南，以及章安灌頂法師圓寂後，臺宗缺乏大力法將弘揚之故。因此，本章欲探討之「唐代天臺忏法」，亦須從唐代天臺宗興衰與弘傳人物開始，以了解天臺宗在唐代的發展，又居中興天臺地位的湛然法師，其對天臺教學之诠釋，是否影響日後天臺思想之發展趨勢？基于此思想特點，進而討論唐朝天臺忏法之創製與運作情形及忏法特質。
第一節 唐代天臺宗之興衰與弘傳人物
天臺教團自隋開皇十七(597)年，智者大師入滅後，主要由弟子智越(543-616)、灌頂(561-631)、智晞(554-627)、普明、智璪、法彥、慧威、智寂、道修、師谏、如朗等法師，止居天臺山修行。其中智越統領四衆，灌頂負責興建國清寺，結集智者大師著作，並著疏講學。此外尚有天竺寺之真觀，瓦官寺之法喜、法慎，廬山之智锴、大智，玉泉寺道悅(名多不列)等，修習法華、止觀，繼承智者大師之遺風。公元618年進入唐朝，章安法師圓寂後，其負責的國清、玉泉二寺已分成二系，國清寺諸師即《統紀》系譜中所列之六祖智威(？-680)、七祖慧威(？)八祖玄朗(673-754)、九祖湛然(711-782)、十祖道遂(？)、十一祖廣修(770-843)、十二祖物外(813-885)、十叁祖元琇(？)、十四祖清竦(？)等。而玉泉寺之法師有道素、弘景、玄覺、惠真、鑒真、普寂、懷讓、一行、承遠、法照等，此中諸師初習天臺教觀，以後則弘揚禅、淨、律、密等教，並非專弘天臺。
由此二系看來，只有在《統紀》中被視爲正統的國清寺諸師，專以天臺教觀爲依止，仍維持著天臺的法脈。但自灌頂法師圓寂後，至荊溪湛然法師的一百余年間，因國清寺地處偏僻江南，天臺學人亦大都集中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東南地區，由于距京師長安甚遠，政治、經濟、交通等條件不足，知識文化刺激自然不及中原，故佛學研究亦不如京師興盛。再加上此期天臺門中缺乏對教理、禅定、講學等，足以居統領地位之宗師，所以天臺學派在此時期誠屬沈寂，此情形直到湛然法師中興天臺後才挽回頹勢。反觀其它禅、律、法相、華嚴、淨、密等各家，因受玄奘、義淨二師新譯經論之教義影響，各自明確了所依之宗義，而逐漸形成宗派，又各宗皆在唐代文化、政治重心，人文荟萃之長安、洛陽等地發展起來，所以諸宗實比偏南之天臺宗興盛。
天臺宗雖經湛然之複興，但其滅後(卒于德宗建中叁年，公元782)正處唐末五代之兵戰時期，又有會昌五年的毀佛法難，以致典籍焚毀四散，講學中斷，天臺則更加衰退不堪。爾後，幸有五代吳越國忠懿王—錢俶(音觸)之助，自高麗請回天臺教典，天臺宗才又有了再興的契機。
如前所述，天臺宗自湛然法師圓寂後，雖又陷低潮，但根據日僧圓仁法師自唐文宗開成叁年(838)，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入唐求法所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以下簡稱《行記》)之記述中，多處提及天臺座主，並講述《法花》、《止觀》、修行法花叁昧等事迹。且根據該書，可詳知國清寺以及五臺山當時修習天臺教觀的情形。例如天臺寺僧—敬文曾向圓仁說明國清寺僧衆多寡，以及修持狀況，他說：
國清寺常有一百五十僧久住，夏節有叁百已上人泊，禅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節七十余人。國清寺有維蠲座主，每講《止觀》。廣修座主下成業，禅林寺即是廣修座主長講《法花經》、《止觀》、《玄義》，冬夏不阙，後學座主亦有數人。[3]
文中之廣修座主即《統紀》所列之天臺十一祖[4] ，維蠲爲其弟子。由此段文可知當時(唐文宗開成叁至四年，公元838-839)天臺山國清寺修行僧人衆多，而且仍以《法華經》、《摩诃止觀》、《法華玄義》等智者大師之思想爲修持中心，應可謂仍傳承著天臺宗的法脈。由此再回顧荊溪湛然法師之前，梁肅評述智威、慧威二師時期，天臺宗乃「其道不行」的現象，宋．志盤法師則認爲此說法言過其實。他說：「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荊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爲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禅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爲何事耶？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5] 」故整體而言，唐代天臺宗並非完全到了乏力不振的情形，而是比起當時代，蓬勃盎然的其它諸宗學說，及弘揚情況而言，天臺宗確實是黯然許多的[6] 。
第二節 湛然法師之思想及其影響
天臺宗自智者大師建構開創性之思想體系後，曆經章安法師筆記結集教說，重理叁大部，爲天臺宗奠定穩固的思想基礎。但自章安圓寂後，天臺弟子只能承繼法脈，對于天臺教法幾乎不見創新發展，直到中唐時期，湛然法師才又重振天臺。自智者大師入滅至湛然再興教法，期間已近一百五十年，經過長達近一個半世紀的宗門興衰，智者大師所創思想，是否仍持原味，或與其它宗派交流互動？又受唐朝佛教各宗派興盛的影響，天臺宗如何自處以挽狂瀾？被後世尊稱爲天臺九祖的湛然法師即是重要關鍵。
湛然法師在二十歲時，就隨左溪玄朗法師學習止觀，左溪曾對他說：「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于生死淵乎[7] 」，于是「授以本師所傳止觀[8] 」。故知智者大師的止觀法門，當爲湛然之思想基礎。玄朗圓寂後，湛然有感于當時代佛教不當學說興盛，反觀天臺卻沈寂無聞，于是興起重振宗風之志。他告訴門人說：「今之人或蕩于空，或膠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9] 」正因湛然有此「將欲取正」的氣魄，及舍我其誰的決心，故而肩挑複興天臺之重任。宋．志盤法師于《統記》中記載爲：「于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于無間。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爲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于正。[10] 」再者，破斥華嚴、禅、法相諸宗，直指佛教時弊，其文說：「是叁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中略)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他經，至于教外別傳，但任胸臆而已……荊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沈矣。[11] 」可見當時佛教，諸宗思想分明，而若非湛然之護法振道，天臺圓頓教觀恐將沈寂，故後人尊其爲唐代中興天臺之法將。
如上所述，華嚴、法相、禅等諸宗，是「道行卓荦，名播九重」，影響當時代佛學思潮的叁大宗派。在此普遍關注心性、理體開展的思想背景下，欲圖振興天臺的湛然法師亦受其影響，而吸收諸宗派之理論學說，發展成理具、遍攝的天臺思想。例如，華嚴宗以法界無盡緣起來論述諸法的關系，開展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法法互相遍攝的境界。以及禅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本心掌握理體。「而此對『體』的重視強度，自然于唐時形成一種風氣，湛然的理具思想，特別就『具』來凸顯『理』，即在此思潮的熏習下而醞釀出來。[12] 」
湛然以智者大師于《摩诃止觀》「一念叁千」(一念即一切法)之理，與理體本心結合，形成理中具一切法的「理具」思想。所謂「理具」又稱「體具」或「性具」，即表真如實相本來具足一切諸法，諸法乃實相所本具，又一切諸法，各各互具，以十法界而言，十法界之任何一界皆具其它九法界。此理具思想根源于「一念叁千」，乃因湛然認爲「一念叁千」是「終窮究竟極說[13] 」，並說：「一家觀門，永異諸說，該攝一切十方叁世，若凡塵一切因果者，良由觀具。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理性雖具，若不觀之，但言觀心，則不稱理。小乘奚嘗不觀心耶？但迷一心具諸法耳。[14] 」湛然指出天臺止觀異于諸說之處，乃因「理具」。因「理具」能遍攝一切十方叁世，而此觀念也影響到修觀的方法，亦即修觀時須觀理具，即觀一念心即具叁千法，即空、即假、即中。若不知觀「具」而修，只是觀心，則不能稱理。
由于湛然對天臺思想之發揮，亦影響後代對天臺之闡揚，例如其理具唯心的思想，則成爲宋代山家山外派論诤的焦點。以下再略述其振興天臺教觀之思想特質。首先是「繼承智者思想，重振教觀」，如其在《輔行》中贊歎《摩诃止觀》之「一念叁千」是「終窮究竟極說」。又在《金剛錍》中，回答「道觀者何？仁師誰也？法依何也？」之問題時說：
天臺大師靈山親承，大蘇妙悟，是吾師也。摩诃止觀所承法也，以二十五法爲前方便，十法成乘觀于十境[15] 。
由文可見其重視《摩诃止觀》之態度，並且點出「十境十乘觀」是修觀的重心。此外，又于《義例》中同樣指出：「修行俱須二十五法以爲方便，十乘十境以爲正修。所以者何，若無十境乘則無體，若無十法名壞驢車。[16] 」以上所言，即《摩诃止觀》之方便與正修章，二十五法是指：具五緣、呵五欲、棄五蓋、調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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