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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歪风应该停止了——读台湾《菩提树杂志· 近代佛门人物志》之十六,书后▪P4

  ..续本文上一页)亦日渐消沉,民国二十年后几至无人问津。”谬将正不断旺盛的唐密,说成日渐消沉,真是颠倒呀颠倒,以自我希求的愿望作为事实而著文章。这样的文章,既违理又背事,如此歪风,的确应该停止了。

  丙 歪风小议

  说到我国佛教文章中的歪风,早起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则僧人曼殊揭谛(初学显教后习密教)因自己向隅而嫉妒其同参王弘愿法师绍密宗第四十九代普门传灯金刚大阿阇黎位,不惜叛师背教,率其徒攻击王弘愿以居士身任阿阇黎位,是僭为人师。(见海潮音月刊第十四卷“与王弘愿论密教书”)歪风从此括起。跟著有几个三乘教僧人和居士,步曼殊后尘,不但攻击王弘愿,而且攻击整个密教,企图将整个密教溶入显教之中,而将密教连根拔起。(见海潮音月刊第十四卷第七号法舫著“全系佛法上之密宗观”)由是这个争端便由密宗内部争执,发展为三乘教攻击王弘愿法师和密教之争。

  这类攻击王弘愿之文章,有个共同特点,便是大都歪曲捏造,牵强附会,信口开河,违理武断,设词攻击,谩骂污辱,或执三乘之见诽谤佛乘,或曲解经文以作立论之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反过去佛教内部辩论文章谦虚谆厚之风,反映一派狂暴乖戾之气。当然不是每篇文章都具足这些特点,但必具有多少这些特点。我今所说的歪风,便是指这类文风。

  但三乘教人为何要如此攻击王法师和密宗呢?在其文章中反映的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 王弘愿以居士身行阿阇黎职务僭为人师,破坏佛制,是千古逆行,必须声讨。

  (二) 王弘愿欲以雷斧所传,压倒中外一切佛教法门。并以居士居比丘之上,统率七众,破坏以僧人为长的僧伽制度。

  (三) 王弘愿倡“显教灭,密教兴”之说,欲以密教灭显教;而使佛法全灭。

  (四) 密宗将佛教判为显密二教,是将一佛教剖割为两对峙角立之教,密宗是建筑于此狠气戾气之上,是外道作风,是罪过,必须革除东密(指唐密)之谎谬。如此等等。

  三乘教人,将显密二教看成如此水火不相容,所以将争论看成一场死活搏斗。为护教故,乃不择手段,对对方肆行攻击和谩骂。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据实加以分析:

  (1)密教原明许居士和比丘一般可阿阇黎位。经中屡有“持金刚阿阇黎或比丘或优婆塞(居士)”之叙述,这就是居士可为阿阇黎的证明。况王弘愿法师绍密宗第四十九代普门传灯阿阇黎,是有师承可据,有经典圣言可证,是无可疵议的(请参阅《香港佛教》杂志,一九九三年七月号拙著“民初唐密内部的一次争执”)至于根据四分律或梵网经评击密宗行人“不守戒律,不谙教理”,评击王法师犯戒,这是以三乘戒律攻击一乘教,是根本错误的。在本文甲项第一之一,论诸乘戒中已见分晓。诸乘摄机不同,所说教理也深浅有别,所以对机要求不同,因而其戒不同。三乘教人攻击密乘居士任金刚阿阇黎位,是越轨行为,正是因三乘教人不谙密教一乘教理,而执三乘之见譭谤佛乘,正是他们犯譭谤佛法大戒!

  (2)关于统率七众,这是佛教中任何宗,任何乘都存在事实。因为任何宗派都统摄七众,所以都统率七众。三乘教如是,密乘当然亦如是。若果有人认为:某宗统率了七众,其他各宗便不能统率七众;或者认为密宗统率七众后,便会影响三乘教衰落,从而不能再统率七众,这是杞人忧天。因为众生根器不齐,必有其相应之各乘。因此诸乘同时共存,同时各自统率七众,这必然是长期存在之事。即使依释尊悬记,显教必然历末法时期而消亡,也只是显教自身规律所使然,与有无密教出现无关。关于这点是应该认识清楚的。事实证明;中国是禅宗先行,密宗起后,禅宗仍然大盛。日本则密宗先盛,几百年后,禅净二宗始行传入,亦各大行发展。由此可见,密教不对显教的发展有坏影响。

  而密宗究竟应由比丘或居士统率呢?根据密教教义答复,则是“僧俗不二”。谁得传法灌顶,绍普门传灯阿阇黎位,谁便有统率七众资格。《微妙大曼荼罗经》云:“若有比丘或俗人奉行密教为阿阇黎,能令有情生正等觉种子者,四众皆应尊重供养,如对佛无异”可见居士统率七众,只要符合上述条件,也是许可的。因为密宗所传承的是密教,所统率的是密教七众并非其他宗的七众;所以只应遵守密乘规律,而不受三乘教戒律的支配。欲强密乘采用三乘戒律,那是大错特错。有如世俗初中学生要强研究院士服从其中学生守则一般,无有是处。

  虽然我国佛教史中,也有居士居比丘之上统率七众例子。如杨仁山居士、欧阳渐居士等。但我国比丘中,仍然有一些人,对居士的成就,似乎总有点嫉妒,总是不服,总是欲将自己置于居士之上,这当然是由于“我见”太重。但不能不留意啊!“我见”的存在是不能深入佛法的领域的。这也或许是比丘不一定胜过居士原因之一。当年,密教再由日本传回中国,不是通过比丘是通过居士,在雷斧大阿阇黎到潮州传法时,有诗云:“白衣传法世间稀,只为支那佛法微”。“佛法微”是暗指中国当时比丘中的成就不高,未有具备传承大法的条件,因而不得已而传居士。事实上,当时往日习密教者,也不乏比丘;留日学习时间,也不少于居士,然无一能得普门传灯阿阇黎位者。可见雷斧的看法不错,也非别有私心偏袒王弘愿居士。所以我国比丘,未得密教传承,只应自奋勉,不应老是指责别人了。

  本来,王法师得普门传灯阿阇黎位,重兴唐密,对我国佛教来说:不能不说是好事。谁若不甘落后,可以奋起直追,唐密(东密是唐密分支)一向是“依法不依人”。只要师资道合,即可得传灯阿阇黎位。如果我国比丘。要得阿阇黎位,又不甘向居士学习,自可再向日本求法。然而要留意啊!日本的普门传灯阿阇黎都是有眷属的人,虽有比丘之名,而行居士之实。如不因“我执”过深,歧见太重,则在国内或国外学习,并无异处。及乎悉地成就,必得传法为普门传灯大阿阇黎,便可以比丘统率七众。这也是我们衷心祝愿的。

  (3)对显密教兴亡问题,在攻王法师的文章中有几种说法。有说是王法师倡“显教灭,密教兴”;也有说是倡“密教兴,显教灭”。还有文章说是魔子(指唐密弟子)所说。此皆传文异词,莫衷一是。好在赵士觐居士“与海潮音社书”(见海潮音月刊第十四卷第七号)说得很清楚。原是有人说:“显教灭,密教当兴”。王法师对此不尽同意,谓“今未逮其时而现斯像”。则明示“今非显教灭时,且喜密教已有兴起之像”。其中并无要灭显教之意。而各攻击文章,皆作王法师倡“以密教灭显教”而解释之。此乃歪曲之说。实则,密教非但不欲灭显教;且望显教能不断发展壮大。因为密教知道;显教乃密教发展之基础。显教越盛,则密教兴旺的社会条件越佳。而密教之兴起,又可资助显教而向上,两者实有极大的相互依赖,相互资助的作用。王法师自承振兴密教之人,当不会有削弱密教发展的社会条件的想法。事实亦证明确非如此,只是一种对王的曲解或误会而已。

  (4)由于某些三乘教人士,错误地把相互资助的显密二教,看成“对峙角立”的两教;所以仇视密教,排斥密教,甚至将显密两教,希图说成完全相同,而将密教并入显教之中;使密教服从三乘教之约束。从而用三乘教理改革密教。

  然而,密教是佛教中层次最高、见地最深之宗派,其中确有至理,非三乘教所能了,因此攻击王法师和密教的文章,便显得多余,便显得牵强附会、违教背理。这在其最基本的论点和手法上,也表现出来。

  (一) 某些三乘教人,认为“显密分教,皆从教主之绝然为二之观念而来”。因而针锋相对提出:“大日即释迦。非离释迦牟尼之外,别有所谓大日如来,而高出于释迦之上者”。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海潮音》杂志主编法舫法师在“全系佛法上之密宗观”中,提出种种理由。(见海潮音月刊第十四卷第七号)。今且不说王福慧著“读海潮音密宗问题”文中,谓法舫之论,“有三十一不能立”(见《答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矛以全面驳斥,其后却未见有法舫之答辩。现在只就诸经中大日如来与释迦牟尼如来同时出现的情况考察。

  梵网经在序分中叙:释迦牟尼佛问卢舍那佛(即毘卢遮那——大日如来——报身)。“众生如何得成菩萨十地,及其果相如何”?这是表明有两者在问答,这是当时现量。卢舍那佛因之为说菩萨修道之階位。释迦牟尼佛受教后,次于菩提树下,亲口说明,这是复述卢舍那佛初发心时常诵的大乘佛戒——十波罗提木叉和四十八轻戒。根据这些事实,有什么理由说问答中两者是一人?既然一者指示,一者受教,分明是有师生关系的两者。有什么道理说这两者是一人呢?将同时出现又在问答的两者,作为一人看待,真是千古怪论。法舫法师所以有这样的怪论,大概是因他企图用附会的方法,用比量(推理)推翻现量(事实)。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附会之法,最多可解释一两个现象,而绝不能全面吻合的。

  奘译《大般若理趣分》序文中只叙教主“薄伽梵”,而未叙明是那个薄伽梵。这是一个“空子”。而且,他化自在天王宫,又是“一切如来常所游处”所以这个薄伽梵便易被蒙混,易被歪曲利用。法舫法师则断定此是指释迦牟尼如来。并据经中所述“世尊复以偏照如来之相,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多”。证实此是释尊现大日德相。由此证大日与释迦不二。然就整部经文来看,在偏照如来之后,仍然出现释迦和性净等等如来。各各就其本德,说不同之般若理趣。调伏一切恶法释迦牟尼如来所说是“一切法平等般若理趣”。偏照如来则是说“寂静法性般若理趣”。如是,佛名不同,法性不同,本德不同,怎能说是同一如来呢?然而法舫法师却不顾一切,硬说是依处相同(他化自在天王宫),德相相同,作同一如来看待。真是违理武断了。

  不空三藏之译是经,题名《大乐金刚不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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