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对人性中根本矛盾的解决
人性，是自古以来东西多家学说所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常被作为伦理道德和社会教化的最终依据。人性中的根本矛盾，可谓一切社会矛盾和心理冲突的根本，佛法对解决这一根本矛盾，有其独特的智慧。
人性的概念及佛学对人性的看法
人性，大略相当于先秦儒家所谓“性”。“性”字的本义，是人心中的生气或生来所具的心，《说文解字》解释性为“心中之阳气”，一般指人生来所具的本性，俗称“天性”。《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命，指自然给予人的决定不可变改的禀赋。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说：“灭绝人性”，意谓人有由人这个类属所决定，凡是人皆应具有的、难以改变的本性。西方学说中相当于人性的概念，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深深隐藏起来的本质”等。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若有，它是什么
是善还是恶
这是东西诸家哲人长期以来聚讼不已的问题。儒家对人性问题特为重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众人有生来相近的共同人性，而因社会的习染，人格才有了千差万别。《中庸》以“能尽其性”(穷彻、发挥个人的性)为尽人(别人)、尽物(大众)之性，从而参赞天地化育之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又解释说：“自诚明，谓之性。”以“诚明”(由至诚而具理性)为人性最重要的特性。孟子说性本善，因不修养而有了恶，荀子、韩非等则说性本恶，主张用政治管理、社会教化来改造为善。告子则认为性有善有恶。后来张载分人性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至善，后者为各人禀赋的素质，或有不善。王阳明更从体用的角度，说性之体无善无恶，性之用为善。张，王二人之说，都受了佛教心性论的深刻启发。
西方对人性问题也极其重视，基督教说人生来继承有人类始祖所犯的“原罪”，又禀有“圣灵”，实际上认为人性中有善恶二元。费尔巴哈以理性和意志心为“形成本来人性的东西”。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家说人本性中有矛盾冲突的心理动力，弗洛伊德主性恶论，说“人对人是豺狼”，弗洛姆以自我意识、理性为人的本性；第三心理学派的罗杰斯则说人性中本无恶。近现代西方学者还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深入探讨人性问题，或说求需要和愿望的满足为人的本性，或说人性只有人的生物属性，或否认有普遍共具的、不变的人性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佛学中的心性、佛性、自性，其含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诸家所说的人性。这里的“性”，梵文原义为本来具有、不依他起、不变不改者，《大智度论》卷三一解释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同论卷八三谓“诸法本生处名为性”。《中论·观行品》释云：
性名决定有，不可变易，如真金不可变。
谓性为不依条件而独存，因而也就不变不改的东西，为诸法生起的本元。智者大师《法华玄义》卷二释云：
性以据内，自分不改，名为性。
其《摩诃止观》卷五更详释性有三义，一不改义；二种类义，即各种属所具的特性，名为“性分”；三实性，即极实无过的理性——佛性。太虚大师《性释》总结中印佛典中的“性”为本现成、不变坏、遍一切三义。
从佛典中“性”之自存不依他、不变不改的含义来说，世间诸家学说所言具善恶属性、矛盾冲突、生物属性等意义上的人性，及儒家所言各人天赋的气禀之性，皆因缘所生法，非不变不改的东西，从严格的、绝对的意义上来说，都称不起“人性”二字。佛学，尤大乘性宗之学，说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都具有自存不依他、不变不改的本性，此即心性、佛性，此性虽真正称得起人性，但却未必被世间学说尤西方学说所认同。
然而，从佛法的世俗谛来看，儿童期以后的人，并不无属于人这个种类，尤其是区别于动物的普遍共具的特性，相当于智者大师所说“性”三义中种类义“性分”者，如自然主义伦理学所说对需要和愿望的满足、费尔巴哈所说的理性与意志，弗洛姆所说自我意识、理性等被看做人本性的东西。
其次，除断了烦恼的佛教圣者之外的绝大多数凡夫位人，虽然其人格、品性多受社会、文化条件的决定，但社会、文化条件，仅仅是形成人格、品性的外缘，外缘必仗内因才能起作用，作为内因，应有先天的、生来即具的因种，从各人的先天因种中，不难归纳出具普遍性的人类本性，即属于人类的“共相种子”，可假名为人性。这种先天的因种，以佛法法相唯识学解释，即是众人心识共同的基本功能，尤其是阿赖耶识中所藏的“异熟种子”。异熟种子由无量世的业行熏习而成，在今生遇缘而成熟结果，故名异熟。近现代生物学，人类学等所说由人类一代代的社会、文化活动所形成的遗传基因，可包摄于异熟种子中。
另外，佛经中常说众生种种“性欲不同”，这里的“性欲”，不是现在所说男女两性的性需求，而是指由异熟种子所决定的禀性，即儒家所说气禀之性中的欲求、爱好。
人性中的矛盾冲突
俗谛意义上的假名人性，在佛教教义中实际上被作为极重要的问题，被归于心识的相用中，可看做人类普遍天性的心识功能，法相唯识学说有八识(或九识)、五十一种心所法(随八识而生的心理活动)，密教无上瑜伽说人有 “八十性妄”——与生俱来的八十种心理功能，大略可归纳于西哲所说知、情、意三大基本功能。这三大功能互相交涉，加上阿赖耶识中异熟种子的作用，表现为人类共具的本性。这种人类本性，与其说是纯善或纯恶的，还不如说是具有矛盾对立的为切当。
善与恶、情与理、向上与向下三类矛盾，在人性中诸矛盾中最为根本，由此派生出佛典中常说的染与净、迷与悟、烦恼与菩提、明与无明等矛盾。这些矛盾，是导致人们各种内心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根源，是诸家伦理学所着力探讨的重大问题，也是促使人发向善心、出离心、菩提心，学佛修道的内因，被佛学列为学佛过程中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善与恶的问题，最为诸家伦理学所重视。作为判别人们行为的社会伦理准则，善与恶，可谓人性中最有赖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东西，严格说来算不上人性，只能说人性中有能生起善与恶的因种。就此而言，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片面的。若说人性本善，则恶便成了无因之果、无源之水，反省内心深处，每个人都不难发现自心有恶的、低劣的动物性冲动；若说人性本恶，则善便成了无因之果，反省内心，不难发现谁都不无先儒所说见孺子落井自然而生的恻隐之心。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天性中都是善、恶因种并存，即极善之人，也多少会发脾气，极恶之人，也起码爱他的子女。佛法所说心所法中，便有善恶之分。所谓善，指能使自他得今生、后世、究竟的利乐者，反之则为恶、不善。唯识学心所法中的“善心所法”，包括信、惭、愧、精进、不害等十一种心理功能，其中惭，愧二法，被强调为转恶为善之本，经中称“惭耻之服，最为庄严”，无惭无愧，被佛陀斥为畜生，意谓这种人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心所法中属于恶的，分烦恼与随烦恼两类，烦恼，意谓恼乱身心不得安宁，有贪、瞋、痴、慢、疑、恶见六根本烦恼。随烦恼，即副烦恼，有忿、恨、覆(掩饰过错)、恼、嫉、悭、骄、无惭、无愧、懈怠、放逸、失念等二十种。善、不善心所法作为人所共具的心理功能，自有其生来携带的因种，遇缘而生或善或恶的心理活动，引起或善或恶的行为，产生或善或恶的果报。善、恶因种的比例及多寡，因人而异，但只要他没能修道断尽烦恼，其藏识中便有烦恼因种潜在，必然会出生恶业，导致生死轮回的苦果。欲出离生死，就必须断尽或转化尽烦恼的现行及因种。烦恼与菩提，于是成了学佛人内心的一大矛盾。
理(理性、理智)与情(妄情、人欲)的矛盾，较善恶矛盾更深一层，为人性中一对最为根本的矛盾。人为理性动物，理性，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性，这一点，几乎是古今中外诸家学说所公认。理性，主要是第六意识的殊胜功能，是与此识相应的思、慧、胜解(理解)、寻伺(思考推理)、精进(意志)等心所法的组合。有了理性认识的能力，具自我意识，能认识世界，反省自心，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存在的价值、意义，便能出生智慧与知识，自觉地接受社会教化，按一定的伦理规范约束行为，弃恶行善，提高精神境界，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乃至反思自身存在的根本矛盾——生死问题，修道学佛，追求超出生死，获得永恒幸福、绝对自由。
但人类还有先天的贪、瞋、痴、慢、疑等烦恼、随烦恼的因种，有先天的本能性自我执着，表现出自私自利的本性，遇社会生活之外缘，贪着财色名位而希图占有，难免出生种种与世俗伦理、宗教信条相悖的人欲，当人欲胜于理性时，便会导致杀、盗、淫、妄等侵犯他人和公众利益的罪恶行为，造就今生后世的恶报苦果。
人欲妄情，往往出于本能，佛学谓之“俱生”(与生俱来)、“性妄”(本性)，它们发自深心，带有不自主性，与理性形成尖锐矛盾。儒家理学宣扬以天理胜人欲，但儒者们也往往有人欲难胜天理之时，知、行相悖，被人讥为“假道学”。学佛修道者，也往往苦于烦恼难断，人欲难除，被烦恼所恼，甚至有被烦恼战胜理智而破戒、着魔者。
向上与向下的矛盾，指人类本性中有佛学所说心所法中“欲”(意欲、欲望)的不息跃动，有意志力，这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特性。意欲与意志力，随各人心识中的善恶因种、情理矛盾，及社会、文化外缘的制约影响，既有可能随顺理性与善，出生向上的追求，求完善人格、提高精神境界、升华生命、超越生死，从而出生佛学所说精进、不放逸等善心所法，成为修道学佛的动力；也可能随顺妄情与恶，沉沦于向下的追求，对低层次的生物性欲望的满足没有限度，耽溺酒色，贪名利权位，不择手段地扩张私我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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