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来，崇兹忏法，蔑闻其有人者，实以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西晋弥天法师，尝著四时礼文；观其严供五悔之辞，尊经尚义，多摭其要。故天下学者，悦而习焉。陈、隋之际，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光明》、《百录》，具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14]
这是说，忏法在中国佛教早期的流行是由于“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而且当时佛教律典译出也不多，所以东晋道安撰四时礼忏文，使天下僧徒有仪可遵，以利修习。至后来忏法与中国本土的礼仪思想、孝道思想等不相悖逆，于是更进一步盛行起来，然自天台智者以来方具备详细仪轨。他所制定的“十科”成为后代忏法制作的模本[15]。其“十科”分别为：一、严净道场，二、净身，三、三业供养，四、奉请三宝，五、赞叹三宝，六、礼佛，七、五悔法门，八、行道，九、诵经，十、坐禅实相正观。
此外，他将忏法分为作法忏、取相忏、无生忏，并在《次第禅门》中详细解释了这三种忏悔。
一、作法忏：依据佛陀所制之戒律而自说一己罪咎，不敢覆藏之作法。亦即身礼拜瞻敬，口中称唱赞诵，心意观想圣容，三业殷勤，一一依于法度而忏悔过去、现在所作之罪业。
二、取相忏：该忏法乃入禅定清心，在静心中运忏悔之想，以期感取佛、菩萨之奇瑞，而消灭烦恼性罪。亦即若能感得一瑞相，即可灭除一罪业。所谓瑞相，有清凉风、微妙香、光明、宝楼阁、佛之显现等十二种好相。
三、无生忏：观无生忏悔主要是从观罪性本空的究竟义为中心。正心端坐，而观无生之理者，为灭障中道之无明，如《观普贤经》所谓“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智者对忏法的三种分类，体现了忏悔制度从印度僧团布萨忏摩到汉地忏法的一种转变过程。所说三种忏法大体相当于道宣所说的三种忏，然而略有不同。智者所说的作法忏不等于道宣所说的律忏，作法忏是在佛前发露忏悔，另外藉着身口意的礼拜、称诵和观想来忏悔罪业。律忏则是在僧团中依原始戒律行忏悔法。智者主张取相忏必以入禅定为基础，而以感得瑞相为期，作为消除罪业的证明。这一点与道宣的事忏基本相似，但入手方法不同。道宣认为，事忏的具体实践为礼忏、诵经等忏法，通过系列的忏法行事，将所犯诸罪忏悔清净，并“竭诚心缘胜境”，以使罪业转报或轻受。无生忏相当于理忏，皆立足于中道实相正观。
后世佛教各宗忏法的制订基本不超出这三种忏法的范畴，表现出理忏与事忏并重的特色，并以之取代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律仪忏摩制度。原始佛教以律忏为主，部派佛教的律制则以事忏与律仪忏为主。其中的理忏与大乘空观的结合，已经有着明显的大乘律仪的倾向，从部派戒律到大乘律仪的转变，是印度佛教律制一个重要转折点[16]。部派佛教的忏悔表现为事忏多于理忏，大乘佛教的戒律则为理忏多于事忏。崇尚大乘的汉地佛教忏仪则取事理并重的特色，并受王权政治和儒道观念等的影响，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之一。
二、智者大师的忏悔观
前文已述及，智者的忏悔思想源于末法观，他认为末法时代众生必须藉由忏悔才能入道。因此，他将原来忏悔的思想加以扩展，形成指导末世众生修行解脱的行门。
忏悔本是原始佛教维护僧团清净的一种戒律制度，至中土智者大师，忏悔的意义有了加深。忏，本是梵语“忏摩”的音略，意义为容忍。即有了过失，请求对方(个人或团体)容忍、宽恕，此是忏的本义。智者在《摩诃止观》卷7说：“忏名陈露先恶，悔名改往修来”。显然，“忏悔”二字成了梵华合璧的创造语[17]，且多了一层“修来”之意。不但忏悔涵义有了扩大，在忏悔的方法与性质上，智者不只是停留在传统戒律层面，而更强调在理戒之慧的层面来持戒、忏悔。
智者于《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将忏悔之方法按戒定慧三学的不同层面分为三种，他说：“今明忏悔方法，教门乃复众多，取要论之，不过三种：一、作法忏悔，此扶戒律以明忏悔。二、观相忏悔，此扶定法以明忏悔。三、观无生忏悔，此扶慧法以明忏悔。[18]
忏悔的层面可涉及戒、定、慧等三方面，天台则在遵守戒律的前提下，更重视以定慧为基础的忏法之修习。由于当时僧团有许多腐败现象，单凭戒律作法已难以在教团内起到依律摄僧的作用，因此必有另一套可行的忏悔之法来取代，并以之提高僧众的素质，那便是事理结合的忏法。
据小乘戒法看来，若犯四重罪，犹如佛法死人，不许忏悔，僧人则永远没有清净戒体的机会。大乘忏法则可通过理观之修持，使任何重罪皆得消灭。如《摩诃止观》云：
若犯事中轻过，律文皆有忏法，忏法若成，悉名清净，戒净障转，止观易明。若犯重者，佛法死人，小乘无忏法，若依大乘许其忏悔……若犯事中重罪，依四种三昧则有忏法，(中略)故知大乘许悔斯罪，罪从重缘生，还从重心忏悔，可得相治。[19]
这是从罪从心生、亦从心灭的角度依四种三昧的修法来忏悔四重罪。《小止观》也有类似的话言及：“受得戒已，不能坚心护持，毁犯四重及诸轻戒。依小乘教无忏四重之法，但若依大乘教犹可除灭。”[20]都是从大乘的立场看待如何忏悔四重罪，显示出大乘法门的宽容。在智者所作的大量忏法中，几乎都说明大乘理忏能灭种种重罪的道理。他在《法华三昧忏仪》中说：
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浊恶世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诵大乘经者，欲修大乘行者，发大乘意者，若有现身犯五逆四重，失比丘法，欲得清净，还具沙门律仪，得如上所说种种胜妙功德者，亦当于三七日中，一心精进修法华三昧。[21]
五逆在佛教中为极重之罪，然而通过法华忏之理观犹可消灭，除了恢复清净戒体以外，并得到《法华经》中所说的种种胜妙功德。而此忏悔已不只限于僧伽，佛弟子七众均可忏悔，扩大了忏悔对象范围。如智者在《方等三昧行法》中说：“现生所犯业障尤重，若不加其功行，灭罪无由。是以世尊哀愍，文殊致问，浊恶世时，救于七众，地狱哀恼，故应别相忏悔。”[22]天台止观著作中还有许多借大乘忏法灭除重罪的说法。
众生妄心念念生灭，若妄心消亡，则罪福无主，罪法无处可住，则心空境灭，罪业亦灭，这是忏悔能灭生死重罪的原因，这也是智者依此究竟空理，制作忏仪为灭罪具体行门的思想依据。大师知道末世众生的根性，奉持戒律必不如佛世正法比丘清净，于重戒多有所毁犯，但并不能因此摒弃他们，而要借助忏法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不至于在僧团中自暴自弃，愈演愈甚，因而在给他们个人信心的同时，也加强提高了整体僧众的道德素质。
大乘忏法不仅灭声闻戒之所毁犯，还能灭根本无明烦恼，究竟安乐。智者认为，罪不仅指现世所造之业，也涉及其他方面，他在《释禅》中，将罪分为三品：
罪有三：一者违无作起障道罪；二者体性罪；三者无明烦恼根本罪。通称罪者，摧也。现则摧损行人功德智慧，未来之世三涂受报，则能摧折行者色心，故名为罪。[23]
智者所说的三种罪中，一、违无作起障道罪，就是指违犯依戒相，而定罪业之声闻戒法而言。二、体性罪，是指罪业缘起感果之体性，如比丘犯杀生戒，虽经作法忏，除去障道罪。但却不能除去杀报业缘之体性罪。三、无明烦恼根本罪，即不知罪源根本，乃无明烦恼之罪。
大师针对此三品罪提出三种忏悔方法：
一明作法忏悔者，破违无作障道罪。二明观相忏者，破除体性恶业罪。故《摩诃衍论》云：若比丘犯杀生戒，虽复忏悔得戒清净，障道罪灭而杀报不灭，此可以证前释后，当知观相忏悔用功既大，能除体性之罪。三观无生忏悔罪灭者，破除无明一切烦恼习因之罪，此则究竟除罪本源。[24]
可知天台大师制定忏法的目的，不仅在于灭有相之声闻戒罪，更宽广摄及体性罪，及罪业之根本无明烦恼。因为忏悔不但包括外仪事相上的事忏，还有如《观经》所说的无相忏悔：“我心自空，罪福无主，慧日能消除。”正是因为这一理忏的行法，才能灭除根本无明烦恼，《摩诃止观》卷二说：“今咒此因缘，即是咒于三道而论忏悔。事忏忏苦道、业道，理忏忏烦恼道。”[25]这也正是天台忏法结合事理行持的特色。
此外，忏悔对灭罪生信、深入佛道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是入禅的先决条件，通过忏悔可以“令罪消灭，不障止观”；并且“忏法若成，悉名清净，戒净障转，止观易明。”智者以忏法为修习止观之方便。止观二法，乃证道之由藉。修习忏法，则可令罪障消除，止观明朗。《摩诃止观》云：“云何忏悔？令罪消灭，不障止观耶……但用正观心破其见著，惭愧有羞，低头自责，策心正辙，罪障可消，能发止观。”[26]又说：“故知持戒清净、恳恻忏悔，俱为止观初缘。”[27]《四教义》亦说：“其坐禅者，略知佛法大意，即须觉悟无常，忏悔行道。”[28]可见忏悔是罪业清净、复戒、乃至证三昧、发慧之重要行法。他还强调修习止观必须先忏悔六根之罪障，待清净六根后修法方可获得圆满成就。法华三昧所依据的《普贤观经》以大量篇幅述说了六根之罪及其忏悔法。
虽然忏法在中国流行已久，南齐时文宣王萧子良在其《净住子净行法门》中，已将忏悔思想应用于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修行上，但并未将其作为止观修行的一种法门，直至智者大师，才将忏法定位于止观修持，明确提出忏罪得定、证般若慧等思想。特别是天台的观心忏悔，始终立足于般若空观之立场，乃至依法华圆顿思想，在日常行仪中时时观心，念起即觉，丝丝分明，无一法不是中道实相，乃至罪福性亦入中道实相，如此方符天台忏法的根本精神。
三、天台忏法行持之要求
忏法是一种忏悔罪过之…
《天台宗以忏法为修行规范的僧制建设(心皓)》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