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以來，崇茲忏法，蔑聞其有人者，實以教源初流，經論未備。西晉彌天法師，嘗著四時禮文；觀其嚴供五悔之辭，尊經尚義，多摭其要。故天下學者，悅而習焉。陳、隋之際，天臺智者撰《法華忏法》、《光明》、《百錄》，具彰逆順十心。規式頗詳，而盛行乎江左矣。[14]
這是說，忏法在中國佛教早期的流行是由于“教源初流，經論未備”，而且當時佛教律典譯出也不多，所以東晉道安撰四時禮忏文，使天下僧徒有儀可遵，以利修習。至後來忏法與中國本土的禮儀思想、孝道思想等不相悖逆，于是更進一步盛行起來，然自天臺智者以來方具備詳細儀軌。他所製定的“十科”成爲後代忏法製作的模本[15]。其“十科”分別爲：一、嚴淨道場，二、淨身，叁、叁業供養，四、奉請叁寶，五、贊歎叁寶，六、禮佛，七、五悔法門，八、行道，九、誦經，十、坐禅實相正觀。
此外，他將忏法分爲作法忏、取相忏、無生忏，並在《次第禅門》中詳細解釋了這叁種忏悔。
一、作法忏：依據佛陀所製之戒律而自說一己罪咎，不敢覆藏之作法。亦即身禮拜瞻敬，口中稱唱贊誦，心意觀想聖容，叁業殷勤，一一依于法度而忏悔過去、現在所作之罪業。
二、取相忏：該忏法乃入禅定清心，在靜心中運忏悔之想，以期感取佛、菩薩之奇瑞，而消滅煩惱性罪。亦即若能感得一瑞相，即可滅除一罪業。所謂瑞相，有清涼風、微妙香、光明、寶樓閣、佛之顯現等十二種好相。
叁、無生忏：觀無生忏悔主要是從觀罪性本空的究竟義爲中心。正心端坐，而觀無生之理者，爲滅障中道之無明，如《觀普賢經》所謂“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智者對忏法的叁種分類，體現了忏悔製度從印度僧團布薩忏摩到漢地忏法的一種轉變過程。所說叁種忏法大體相當于道宣所說的叁種忏，然而略有不同。智者所說的作法忏不等于道宣所說的律忏，作法忏是在佛前發露忏悔，另外藉著身口意的禮拜、稱誦和觀想來忏悔罪業。律忏則是在僧團中依原始戒律行忏悔法。智者主張取相忏必以入禅定爲基礎，而以感得瑞相爲期，作爲消除罪業的證明。這一點與道宣的事忏基本相似，但入手方法不同。道宣認爲，事忏的具體實踐爲禮忏、誦經等忏法，通過系列的忏法行事，將所犯諸罪忏悔清淨，並“竭誠心緣勝境”，以使罪業轉報或輕受。無生忏相當于理忏，皆立足于中道實相正觀。
後世佛教各宗忏法的製訂基本不超出這叁種忏法的範疇，表現出理忏與事忏並重的特色，並以之取代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律儀忏摩製度。原始佛教以律忏爲主，部派佛教的律製則以事忏與律儀忏爲主。其中的理忏與大乘空觀的結合，已經有著明顯的大乘律儀的傾向，從部派戒律到大乘律儀的轉變，是印度佛教律製一個重要轉折點[16]。部派佛教的忏悔表現爲事忏多于理忏，大乘佛教的戒律則爲理忏多于事忏。崇尚大乘的漢地佛教忏儀則取事理並重的特色，並受王權政治和儒道觀念等的影響，成爲了佛教中國化的標志之一。
二、智者大師的忏悔觀
前文已述及，智者的忏悔思想源于末法觀，他認爲末法時代衆生必須藉由忏悔才能入道。因此，他將原來忏悔的思想加以擴展，形成指導末世衆生修行解脫的行門。
忏悔本是原始佛教維護僧團清淨的一種戒律製度，至中土智者大師，忏悔的意義有了加深。忏，本是梵語“忏摩”的音略，意義爲容忍。即有了過失，請求對方(個人或團體)容忍、寬恕，此是忏的本義。智者在《摩诃止觀》卷7說：“忏名陳露先惡，悔名改往修來”。顯然，“忏悔”二字成了梵華合璧的創造語[17]，且多了一層“修來”之意。不但忏悔涵義有了擴大，在忏悔的方法與性質上，智者不只是停留在傳統戒律層面，而更強調在理戒之慧的層面來持戒、忏悔。
智者于《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將忏悔之方法按戒定慧叁學的不同層面分爲叁種，他說：“今明忏悔方法，教門乃複衆多，取要論之，不過叁種：一、作法忏悔，此扶戒律以明忏悔。二、觀相忏悔，此扶定法以明忏悔。叁、觀無生忏悔，此扶慧法以明忏悔。[18]
忏悔的層面可涉及戒、定、慧等叁方面，天臺則在遵守戒律的前提下，更重視以定慧爲基礎的忏法之修習。由于當時僧團有許多腐敗現象，單憑戒律作法已難以在教團內起到依律攝僧的作用，因此必有另一套可行的忏悔之法來取代，並以之提高僧衆的素質，那便是事理結合的忏法。
據小乘戒法看來，若犯四重罪，猶如佛法死人，不許忏悔，僧人則永遠沒有清淨戒體的機會。大乘忏法則可通過理觀之修持，使任何重罪皆得消滅。如《摩诃止觀》雲：
若犯事中輕過，律文皆有忏法，忏法若成，悉名清淨，戒淨障轉，止觀易明。若犯重者，佛法死人，小乘無忏法，若依大乘許其忏悔……若犯事中重罪，依四種叁昧則有忏法，(中略)故知大乘許悔斯罪，罪從重緣生，還從重心忏悔，可得相治。[19]
這是從罪從心生、亦從心滅的角度依四種叁昧的修法來忏悔四重罪。《小止觀》也有類似的話言及：“受得戒已，不能堅心護持，毀犯四重及諸輕戒。依小乘教無忏四重之法，但若依大乘教猶可除滅。”[20]都是從大乘的立場看待如何忏悔四重罪，顯示出大乘法門的寬容。在智者所作的大量忏法中，幾乎都說明大乘理忏能滅種種重罪的道理。他在《法華叁昧忏儀》中說：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誦大乘經者，欲修大乘行者，發大乘意者，若有現身犯五逆四重，失比丘法，欲得清淨，還具沙門律儀，得如上所說種種勝妙功德者，亦當于叁七日中，一心精進修法華叁昧。[21]
五逆在佛教中爲極重之罪，然而通過法華忏之理觀猶可消滅，除了恢複清淨戒體以外，並得到《法華經》中所說的種種勝妙功德。而此忏悔已不只限于僧伽，佛弟子七衆均可忏悔，擴大了忏悔對象範圍。如智者在《方等叁昧行法》中說：“現生所犯業障尤重，若不加其功行，滅罪無由。是以世尊哀愍，文殊致問，濁惡世時，救于七衆，地獄哀惱，故應別相忏悔。”[22]天臺止觀著作中還有許多借大乘忏法滅除重罪的說法。
衆生妄心念念生滅，若妄心消亡，則罪福無主，罪法無處可住，則心空境滅，罪業亦滅，這是忏悔能滅生死重罪的原因，這也是智者依此究竟空理，製作忏儀爲滅罪具體行門的思想依據。大師知道末世衆生的根性，奉持戒律必不如佛世正法比丘清淨，于重戒多有所毀犯，但並不能因此摒棄他們，而要借助忏法給他們一個重生的機會，不至于在僧團中自暴自棄，愈演愈甚，因而在給他們個人信心的同時，也加強提高了整體僧衆的道德素質。
大乘忏法不僅滅聲聞戒之所毀犯，還能滅根本無明煩惱，究竟安樂。智者認爲，罪不僅指現世所造之業，也涉及其他方面，他在《釋禅》中，將罪分爲叁品：
罪有叁：一者違無作起障道罪；二者體性罪；叁者無明煩惱根本罪。通稱罪者，摧也。現則摧損行人功德智慧，未來之世叁塗受報，則能摧折行者色心，故名爲罪。[23]
智者所說的叁種罪中，一、違無作起障道罪，就是指違犯依戒相，而定罪業之聲聞戒法而言。二、體性罪，是指罪業緣起感果之體性，如比丘犯殺生戒，雖經作法忏，除去障道罪。但卻不能除去殺報業緣之體性罪。叁、無明煩惱根本罪，即不知罪源根本，乃無明煩惱之罪。
大師針對此叁品罪提出叁種忏悔方法：
一明作法忏悔者，破違無作障道罪。二明觀相忏者，破除體性惡業罪。故《摩诃衍論》雲：若比丘犯殺生戒，雖複忏悔得戒清淨，障道罪滅而殺報不滅，此可以證前釋後，當知觀相忏悔用功既大，能除體性之罪。叁觀無生忏悔罪滅者，破除無明一切煩惱習因之罪，此則究竟除罪本源。[24]
可知天臺大師製定忏法的目的，不僅在于滅有相之聲聞戒罪，更寬廣攝及體性罪，及罪業之根本無明煩惱。因爲忏悔不但包括外儀事相上的事忏，還有如《觀經》所說的無相忏悔：“我心自空，罪福無主，慧日能消除。”正是因爲這一理忏的行法，才能滅除根本無明煩惱，《摩诃止觀》卷二說：“今咒此因緣，即是咒于叁道而論忏悔。事忏忏苦道、業道，理忏忏煩惱道。”[25]這也正是天臺忏法結合事理行持的特色。
此外，忏悔對滅罪生信、深入佛道有著重要的輔助作用，是入禅的先決條件，通過忏悔可以“令罪消滅，不障止觀”；並且“忏法若成，悉名清淨，戒淨障轉，止觀易明。”智者以忏法爲修習止觀之方便。止觀二法，乃證道之由藉。修習忏法，則可令罪障消除，止觀明朗。《摩诃止觀》雲：“雲何忏悔？令罪消滅，不障止觀耶……但用正觀心破其見著，慚愧有羞，低頭自責，策心正轍，罪障可消，能發止觀。”[26]又說：“故知持戒清淨、懇恻忏悔，俱爲止觀初緣。”[27]《四教義》亦說：“其坐禅者，略知佛法大意，即須覺悟無常，忏悔行道。”[28]可見忏悔是罪業清淨、複戒、乃至證叁昧、發慧之重要行法。他還強調修習止觀必須先忏悔六根之罪障，待清淨六根後修法方可獲得圓滿成就。法華叁昧所依據的《普賢觀經》以大量篇幅述說了六根之罪及其忏悔法。
雖然忏法在中國流行已久，南齊時文宣王蕭子良在其《淨住子淨行法門》中，已將忏悔思想應用于勸請、隨喜、回向、發願等修行上，但並未將其作爲止觀修行的一種法門，直至智者大師，才將忏法定位于止觀修持，明確提出忏罪得定、證般若慧等思想。特別是天臺的觀心忏悔，始終立足于般若空觀之立場，乃至依法華圓頓思想，在日常行儀中時時觀心，念起即覺，絲絲分明，無一法不是中道實相，乃至罪福性亦入中道實相，如此方符天臺忏法的根本精神。
叁、天臺忏法行持之要求
忏法是一種忏悔罪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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