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智者大师的三封遗书解析
心皓
公元597年11月，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在往江都的路上示寂于新昌石城寺(今大佛寺前称)。之前，晋王曾三下诏书遣使奉迎。大师知因缘难拒，只得进京，路过新昌，乃云有疾，自知天命已尽，临终前的几天除了从容安排自己的后事外，留下三封遗书，其中以智者写给晋王杨广的遗书最为著名，前人对此多有研究，而体现智者大师高尚宗教情操的另外两封对三宝的发愿遗疏和写给临海镇将解拔国的遗书却极少为人提及，实为憾事。三封遗书原文俱见载于《国清百录》[1]，此三封遗书概括了智者一生为佛法真理之弘扬、众生之救度、创建天台僧团的艰辛历程。笔者试图对这三封遗书的内容作一简单释析，但愿读者诸君能从中领略一代宗师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的高僧风范。
一、临终对三宝的发愿遗疏
《国清百录》记载智者对三宝的发愿遗疏(发愿疏文)在第六十四条中，时间是圆寂前三天，与智者口授给杨广的遗书为同一天时间，原文如下：
吴县维卫迦叶二像，愿更聚合修复；鄮县阿育王塔寺颓毁，愿更修治；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右三处功德乞修，沙门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诸佛！伏惟：法身无像，随机显现，净土不毁，人众见烧。沪渎浮来，灵塔地涌，剡山天乐，通梦陆咸。三处尊仪，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岁曩，圣跡凌迟，诸佛影像若沦，众生善根无寄。
某宿世有幸，忝预法门，德行轻微，功业无取，谬为道俗所知，顾影羞躬，无以自处。上惭三宝，无兴显之能；下愧群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将何所补。幸值明时，栋梁佛日，愿赖皇风，又承众力，将劝有缘修治三处。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隋国土，下为法界一切众生。若塔像庄严，则绍隆不绝，用报佛恩；若处处光新，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则报至尊水土之泽；若见闻者发菩提心，则利益一切种出世业。
但久域此心，缘障未果，此际赴期西出，气疾增动。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给三宝，谨听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污佛法者，伏听，使乞早除差，行愿速圆；若命虽未尽，方多魔障，损物善根，污乱佛法者，岂须停世，愿早灰灭。灭后以诸誓愿，付嘱后人，使经纪修立，乞三宝加建，速得圆满。前于佛陇金光明道场，已发此愿，今重于石尊再述愚诚。伏愿圣凡，重垂摄受！谨疏。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篇临终发愿文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付嘱后人要修立佛像；二是于三宝前发愿，若自己今世于佛法无益，愿早灰灭。
早在开皇十七年(597)夏初，晋王就遣使入天台参拜智者，期望智者夏安居竟即奉迎再入江都。后来由于杨广入朝未还，故直到秋末冬初，晋王还藩之后，才派人奉迎智者。智者大师次随使下山。十一月，行至新昌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2]。他命弟子智越，往石城寺扫洒，选择于彼佛前命终。他解释说：“石城是天台西门，天佛是当来灵像，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并于此时做了临终发愿文。
当时石城寺年久失修，新昌十丈大佛金身斑驳，所以智者在这篇愿文中，首先付嘱后人要经营修立佛像，并提及吴县维卫迦叶二像、鄮县阿育王塔寺，共剡县十丈弥勒石像三处功德，认为“三处尊仪，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诸佛法身本无形相，满十法界，为众生故，随机示现。众生通过对佛像尊仪的恭敬供养得以增长福德善根，成为他日为诸圣贤得度因缘，因此“诸佛影像若沦，众生善根无寄”。由于“年深岁曩，圣跡凌迟”，佛像“颓毁剥坏”，所以希望能借助皇风及承众力，奉劝有缘修治三处佛像：“吴县维卫迦叶二像，愿更聚合修复；鄮县阿育王塔寺颓毁，愿更修治；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修治佛像的功德意义在于“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隋国土，下为法界一切众生。若塔像庄严，则绍隆不绝，用报佛恩；若处处光新，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则报至尊水土之泽；若见闻者发菩提心，则利益一切种出世业”。此疏写好后，智者交付弟子连同另一封遗书一起交给杨广，有希望杨广能承担修治佛像之意。
为了表示对佛的崇敬供养，大师将自己的三衣、钵、杖道具，分为两分：一分供奉弥勒，一分充羯磨。大师一生为佛法之弘扬劳苦奔波，临终亦念念不忘三宝的兴显，他选择在石城弥勒像前入寂也就具有了殊胜的意义。
发愿疏文的第二部分，是智者大师对佛前所发之愿。他在愿文中说，因为自己应缘出山，气疾增动，虽然身体是毒器[3]坏瓶，不值得贪惜，但此形命色身若能使众生利益，不污佛法，愿病愈除瘥。如果命虽未尽，而魔障增多，损害众生善根，污乱佛法，发誓“岂须停世，愿早灰灭”。大师也许早已预感自己的入灭因缘，因此先前就这个住世与否的誓愿在佛前已发过一次。即在晋王入朝之时，大师“旋归台岳，躬率禅门，更行前忏，仍立誓曰：若于三宝有益者，当限此余年，若其徒生，愿速从化”。[4]所以他说“前于佛陇金光明道场已发此愿，今重于石尊，再述愚诚，伏愿圣凡，重垂摄受”。大师心心念念皆为三宝之利益，毫无一己私情，其遗疏颇有点世尊涅槃遗教的意味，蕴含着无尽佛法大悲与随缘入灭的悲凉。
据《别传》记载，智者对自己的命终有更明确的预感。早在开皇十六年春(596)智者大师重返天台之前，晋王杨广就曾致书劝他留在栖霞，但智者复书曰：“天台既是寄终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嘱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无常，身充禽鸟，焚烧余骨，送往天台，愿得次生还棲山谷，修业成办，乃可利人。”[5]
言下之意，智者已经预知自己住世不久。在他入天台山不久的“后时一夜，皎月映床，独坐说法，连绵良久，如人问难”。第二天，侍者智唏请问他：“昨夜见何因缘？”智者的回答是：
吾初梦大风忽起，吹坏宝塔，次梵僧谓我云：“机缘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风，三种备矣，化道即行。华顶之夜，许相影响，机用将尽，傍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见南岳师共喜禅师令吾说法(中略)。说竟，谓我云：“他方华整，相望甚久，缘必应往，吾等相送。”吾拜称诺。此死相现也。
这是说，起初梦见大风忽起，吹坏宝塔，过一会儿一位梵僧提醒自己世缘将尽。又梦见其师南岳禅师前来相送，他认为这是死相现前的征兆。智者又回忆起小时之梦[6]，当终此地，世缘势必不久。于是智者大师嘱咐说，吾命终后，当安厝西南峰所指之地，堆石作龛，旁边多栽松树来蔽盖，并嘱咐弟子在坟墓外另立白塔，愿瞻礼者皆发菩提心，并仍为大众讲授《观心论》。按时间来看，此时应当是开皇十七年(597)夏安居期间或者安居毕的八九月，智者已有即将入灭的预感并对后事处理作了略微交待。
开皇十七年(597)夏初之时，晋王就遣使入天台参拜智者，期望智者夏安居竟即奉迎再入江都，并施物件。由于晋王入朝未还，故直到秋末冬初，晋王还藩之后，才派人奉迎智者。九月二十二日，晋王所派幕僚的高孝信从江都出发，十月十七日到达天台。智者大师次日不顾老病之躯，便随使下山。十一月，行至新昌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7]。晋王接到消息，曾遣医李膺前往参病，并希望大师“小得康损，愿徐进路”，但是智者已经做好要舍报往生的准备了。
大师在山自知教化众生的因缘将尽，于是前往剡东的石城寺居住，对弟子智越说：“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进前也。”接着令弟子敷床于东壁，面向西方，专一心意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摩诃般若波罗蜜，以及观世音菩萨圣号。知道自己化缘已尽，他拒绝进食服药，唱诵《妙法莲华经》与《无量寿经》两部经为最后闻思，并对弟子作了最后的说法和训诫后，唱三宝名，入于三昧中安详圆寂。
从智者临终的诸多预感和他选择在石城入灭来看，大师对自己的入灭一事显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的住世皆为众生化度因缘，既然于三宝无益，故而示现入灭，此亦是佛法随缘之举。况且大师一生于大苏山、天台山等地已达较高禅观修证，至其临终又答弟子问说己品位[8]。这些修证足以说明大师的高僧行持，其宗教行履并非凡人所能杜测，他是身虽处五浊恶世而心早已超脱三界的得道高僧，故而舍报亦能安然，吉祥善逝。
二、留给晋王杨广的遗书
智者一生历经三朝四帝，其一生的自行化他离不开王权的护持和扶植。作为在僧俗两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代宗师，他和陈隋王朝的交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结纳，而是基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大原则，特别是与隋炀帝的交往周旋乃为传灯化物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措[9]，为了佛法真理之弘扬，众生之救度，创建天台僧团，成立一宗学说，大师不惜牺牲自己，“为他损己”，终其一生为佛法弘扬而奔波。在他“机用将尽，傍助亦息”的时刻，仍念念不忘天台的发扬光大，因此示寂前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清醒的安排外，留遗书致晋王杨广，希望他以师徒名份为念，保护天台佛教，扶持天台僧团。
留给晋王杨广的遗书在《国清百录》中载为第六十五条，原文较长，将近二千字。关于此，智者曾亲书“莲华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远闻，长保如意也。及以造寺图式，并石像发愿文，悉用仰嘱”等四十二字[10]，其余皆为智者口授。由于学者将此文作为研究智者与杨广关系的相关文章较多，故笔者对此遗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概述。
给杨广的遗书内容可分为六恨和对杨广的期望两大部分，在这两部分的中间则略提及自己为杨广作《净名疏》的劳苦，及为此而致病，但又不得不随使出山一事，他说：
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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