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与禅宗对话
见达
一、绪 言
受着如来藏学思想的影响，禅宗素来是以“自性清净心”为其宗风之标榜，一如六祖慧能大师“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之语奠定了禅宗思想的根本精神。如此上千年的思想传统在过去有着辉煌的建树，为佛教文化注入了富饶丰厚的养份，为佛教行者形塑了生命价值的典范，渊远流长，于今不竭。然而，在当今高扬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的世界潮流之中，佛法如何应对？尤有甚者，处于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化社会，面对物质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这以“自性清净心”为中心的禅宗精神于当代是否仍具有其思想的出路？这是现代佛教行者必须关心的问题。本文即以禅宗之“自性清净心”为进路，以深化“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为目标，作为佛教、禅宗与全球化思潮接轨的一项尝试。
二、全球伦理
基督教著名自由思想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又译汉斯·昆)提出全球伦理构想，并倡言：“没有世界伦理，则人类无法生存。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和平”[1]。1993年，当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孔汉思分别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以及“全球伦理宣言”之后，前者有“文明对话论”予以回应，后者则开展出宗教学研究中“宗教对话”的急迫性，由此可见“全球伦理”于当今文化思潮的重要。本节从缘起、要旨特色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依序简介全球伦理的思想。
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高举理性为榜样，视历史进步为当然，理性、历史、民主、科学不但是积极、现代的象征，更是乐观、进步的代名词。不过，自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理性却突显出其妖魔化的一面，因着战争核武、经济科技、生态环保以及民主体制等等方面所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全球危机不断扩大，现代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孔汉思将之归纳为四个方面：
空有科学，却无智慧来预防科学研究被误用；空有技术，却无宗教力量让高效能的大型科技不可预知的危险受控制；空有工业，却无环保来抵御持续扩张的经济；空有民主，却无道德来制衡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巨大的利益。[2]
这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全球伦理缘起的最重要原因。由于当代从经济生态乃至工业技术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其内部问题，根本上却是政治、道德的败坏所致。因此，“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甚而互相斗争的伦理学地带，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3]。时势所趋，孔汉思着手起草“全球伦理宣言”，于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中提出，并获得了参加会议的六千五百位宗教界人士大多数的签署认同。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成立“普遍伦理计划”，扩大层面，从国际政治、宗教文化、商业经济等方向持续推动全球伦理的理念[4]。
缘起既明，全球伦理的要旨又为何？本质上来说，全球伦理并非新兴的意识形态，不是超越所有宗教的统一教，也不是所有宗教的混合体，其提出之意义更不在于取代各宗教的传统伦理，反之，全球伦理只是全体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价值标准，其要旨不外乎为“一种基本共识，对于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改变的准绳以及个人态度的基本共识”[5]。若缺乏这种共识，我们的社会迟早都会陷入混乱，为独裁所宰制，人类因此必将步入绝望之境。
至于全球伦理基本共识的特色则与“心灵”和“宗教”有关。消极地说，全球伦理要求不重复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内容，不要政治性的声明，不要对行为是非的道德说教，不是哲学性的论说，也不要狂热的宗教文告。不过，从积极面而言，全球伦理除了必须能获得共识、具自我批判的精神、与现实相关、明了易懂之外，还必须渗透到一个较深的伦理层面，即“不管伦理在特定范畴的后果如何，伦理主要是关注人的内在领域，良心的层面，是关于“心”的，而不是直接显露于政治权力所施行的制约”[6]。其次，全球伦理的积极意义更表现在必须具有宗教性的根基之上：“我们肯定在各宗教的教导中，可以找出核心价值的共通点，而这些共通点就是全球伦理的根基”[7]。顺此，孔汉思在考察世界各大宗教教义之后，得到了六项共通的伦理特点，分别是“人的利益”、“基本人性的原则”、“理智的中庸之道”、“金科玉律”、“符合道德的动机”以及“思想境界与确定目标”[8]。而若从“人性”和“金律”的共通点发挥，即开展出了全球伦理的具体内容。
全球伦理的基点是本于人性的尊严，“面对全人类，我们宗教和道德的信念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受到人道的对待”[9]。由于伦理乃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然在现今，一如往昔，世界上无数的男女仍受到非人性的对待，其生存的机会和自由被剥削，其尊严被践踏，因此，以人道为本共处共存成为全球伦理最基本的要求。从这种对尊重人道最起码的要求出发，在世界各大宗教文明之中，都可以归纳出并发现到一处全然相同的共鸣点，这就是称之为“金科玉律”(Golden Rule)的伦理条目，以儒家传统而言，即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类金律“不仅是有前提的、有限的，而且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无条件的准则；一种面临极其复杂的境况时完全可以实施的东西”[10]。此类金律成为了全球伦理不变价值的一项最普遍的原则。进而言之，从这金律为起点，又可以衍生出指导人类具体行为的四项实践准绳，用孔汉思自己的语言加以描述，即是：
一、对于非暴力文化与尊重生命的许诺；
二、对于团结文化与公正经济秩序的许诺；
三、对于包容文化和真诚生活的许诺；
四、对于平等权利文化和男女伙伴关系的许诺。[10]
显而易见的，这四条内容都是各大宗教和文明共通持有的基本道德戒律，传统而言分别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和“不邪淫”，以儒家的观念来说，则代表了“仁、义、信、礼”等伦理规范。这四项应用现代语言加以描述的实践准绳便是全球伦理的具体内容。从这四个角度来观察，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重重危机，不论是国际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不均、社会价值的崩溃，乃至人性良心的沦丧，都不出“杀、盗、淫、妄”四重范围，这表示人类生存的种种负面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由于这四项实践原理皆为各大宗教文明共通的道德资源，这使得以此四项原则为具体内容的全球伦理，确确实实具备了普世依循、四海皆准的价值和意义，足以成为全人类行为与处事的有效规范。
由上可知，全球伦理的实质及其在当代的必要性，主因在于“没有世界伦理，则人类无法生存”。犹如一个家庭没有伦理，则无法和乐相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伦理共识，社会秩序结构势将逐渐败坏倾倒。同理可知，现今世界已迈向全球化，在地球人类共一家正在形成之际，若无全球伦理，那么全球秩序之维持必然无法得到最起码的改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禅宗自性清净心的思想能否与全球伦理产生有成效的接轨呢？
三、全球伦理与禅宗对话
禅宗的自性清净心如何与全球伦理产生交集？这是本节欲加阐明的问题。思维的进路主要是从禅宗自性清净心的角度深化全球伦理的理论实质，令全球伦理的可能性基础得到更为充分的理据。
对于全球伦理基础性的问题，在儒学领域里，先有刘述先从“理一”和“天人合一”的角度阐发儒家传统“五常”的“超越性根源”[12]，后有倪梁康认为全球伦理的金律并不一定具有最普遍的意义，反之“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绝对社会伦理律令实际上建立在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本然个体良知认识的基础上[13]。佛学界中，一方面从佛法的角度回应全球伦理者为数不少，但触及“基础性”问题者似乎不多见；另一方面，在数篇探究佛教伦理基础性的文章之中，似乎又鲜有与全球伦理进行对比者。例如，前者有王月清从佛教伦理的“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人生观和孝亲观”等发明其普世伦理的现代价值[14]；李书有则从“去上帝之名”、“众生平等”和“戒法共通”等观点说明全球伦理中所体现出的佛教伦理内涵[15]；万俊人以“原始佛教”的伦理项目为中心，肯定佛教伦理“不仅具有道德文化的资源价值，而且其诸多主张和吁定本身就有着普遍的现代伦理意义”[16]；最后则有赖贤宗《禅的佛教诠释学与世界伦理》一文，以禅学的进路开展出“创新宗教新知”、“发扬宗教大爱”、“融合生命觉悟”等三项精神，藉之与全球伦理进行交流[17]。基础性工作方面，黄伟雄从“佛的超越道德主体性”以及“慈悲心的普遍性”来保证佛教伦理的“普遍律”[18]；方立天和董群分别从心性论和禅宗的角度，说明如来藏本无烦恼的自性清净心为佛教伦理道德自觉和自律的基础[19]。
虽然如此，触及将佛教伦理与全球伦理从心性论的角度出发作一基础性的研究者亦有其人。方立天在肯定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佛教伦理自觉的根源之后，提出了“佛教伦理的哲学基础所包含的思想是否可以作为构想世界伦理的重要思路”这一深刻问题[20]。韩国圆教(Won Buddhism)的代表Chung Ok Lee撰文由佛教观点论世界伦理时，从“修心”出发，强调以众生本具的“佛性”，心灵内在的“和平”、“智慧”和“人权”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础原则[21]。
综观上述各家研究，有从佛教伦理回应全球伦理者，有从基础性角度探究佛教伦理者，亦有稍微触及从佛教伦理的根源…
《全球伦理与禅宗对话》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