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行禅师及三阶教
湛如
闽南佛学
三阶教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特殊教派，曾在下层民间广为流布，广大信众莫不瞩目归仰，形成阵容庞大，遍及乡村的新兴教团。可是好景不长，封建帝王屡下勒令废止，佛教内部各宗派也横加驳斥，迫使三阶教仅是“昙花一现，如此多舛的命运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它的社会意义如何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首先三阶教的创立者——信行，是一位奇异人物，他博闻强识，遍览诸经，舍去具戒而作沙弥，常习《法华经》中常不轻菩萨法。这种做法本身在当时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普法普敬”。而这样思想根据又是因为他将佛教分“三阶”。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所处的时代就是末法，是五浊恶世，而不是什么王道乐士。所以“普法”才是这个时代所共习之法，也是唯一的希望。
信行目睹了几次法灭的惨况，三阶的划分，无形中增强佛教徒的危机意识，使当时人们产生一种紧迫感。他反对空洞的理论，反复强调指出三阶教的修行路线既简捷又易行，加之他本人身体力行，使佛教重心下移，趋向民间化、民俗化发展。在这一点上，信行是有历史功续的。
无尽藏又是三阶教存在的生命线，由於信徒不断增加，无尽藏财力持续发展，形成了一股雄厚的经济力量对封建地主经济构成一种威脇，加之末法，普法等思想，无疑是对现权及佛教正统宗派的否认，故此遭到反对，甚至受到敕禁。信行的三阶教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其核心思想是什么
为什么会受到敕禁
正对这些问题，作者不揣浅陋，试从时代背景、思想、主张，历史意义等方面，加以阐述，以冀方家匡正。
二、三阶教产生的时代背景三阶教的创立是与当时末法思想有着直接关系的，关於正法，像法、末法的时间年限，在《四分律》，《中阿含》，《杂阿含》里的说法也不一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末法思想反复在经律当中提到，已真正演变为一种时代观，或者说是危机意识，在当时中国的佛教界己渐渐形成——定的组织体系。在中国最早提出末法观是陈代慧思(515——577)。唐净影寺的慧远(513一-592三论宗嘉祥吉藏(549——623)。大台智门下的章安尊者(56l——632)南山律祖道宣(596——667)，法相宗的窥基(632——682)等在论著中均有提出。而信行禅师则是这种思想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三阶教。
中国佛教界之所以有末法说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陆续的接触到一些说明正法，像法及其年限的经论，而《大集经，月藏分》对人们的刺激更大。加之，几度法难的出现，更引起了这种强烈的危机感。
法难的发生，与佛道之间的斗争及王权与教权斗争有密切关系。第一次北魏太武帝的废佛，虽然是以发现长安寺院隐藏着大量财富及武器为理由而进行但其实质则是佛与道的斗争。当时的宰相崔浩与担任帝师的道上寇谦之联合起来摧毁佛教，制造了这次教难，使佛教自传入以来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被毁的经典、佛寺不可胜数，大批僧尼惨遭杀害，这给佛教徒心中开始蒙上了一层“末法”的阴影。这次法难七年後，到了文成帝才开始复兴，并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史载魏末僧尼剧增到二百余万，大量编民涌；入寺院，佛寺三万余所，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几乎垄断了社会财富。僧祗户与佛图户就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一个例证。寺院在当时享受各种最优惠特权，使统治者最终难以控制佛教的发展，而终於演变出北周武帝的废佛事件。虽然周武帝的废佛比魏太武较为柔和，没有发生流血，但大量寺院充当第宅，僧尼还俗，充当民数
接二连三的法难，使佛教徒明白，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宗教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部分，是附属晶。并深信由於众生的业力所致，末法的年代提前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信行禅师认识到佛教深入民间的必要性。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仰与支持，他创立隋初的一个特殊教派——三阶教。
三、信行其人其书
信行(540——594)的事迹，道宣在《续高僧传》第二十卷《习禅篇信行传》上说：“释信行，姓王，魏郡人(今河南安阳县)……识悟伦通，博涉经论，情理避举”。
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说他是魏州人，“少尔落采，博综群经……与先旧德，解行弗同。”
从道宣，费长房的片断记载中，很难看出信行习禅踪迹，而是G，博涉经论的义学沙门。十七岁时，出家於相州(今安阳)法藏寺，受戒後，持戒态度特别严肃，重视修持，认为佛教徒应时宜实行济度，而不应空讲理论。
“後於相州法藏寺，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礼通道俗” 《续高僧传，习禅篇、信行传》
由此可见信行认为比丘的生活方式，对於行菩萨道颇多不便，因此他决定舍声闻戒。舍戒之後，信行极力宣扬大乘利他的精神，并且亲服种种劳役，节衣缩食，救济贫穷并供养三宝，虽舍戒而并不还俗。《续高僧传》还说他的这种行为受到一些僧徒造门诘问，信行说明他要创立亲宗的企图。信行认为隋代就是末法时代，应因时设软，以法验人，从而依末法观创立三阶教义。
开皇三年(583年)，信行在相州光严寺，发愿为皇帝，诸师父乃至一切众生，施舍身命财物，建立礼佛、转经、众僧、众生、离恶、头陀、饮食、食器、衣服、房舍、床坐、灯烛、钟吹、香、柴炭、洗浴十六种无尽藏行，“愿施无尽，日日不断”，间皇七年(587)信行已经48岁，他写信给相州知事，誓愿顿舍身命财物，从事无尽藏的布施，要求相州知事代为奏间，让他推行这个志愿。
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开皇初年，信行曾被召入京，受仆射高穎的邀请，在真寂寺“立院别处”。说明这个时候，信行还是受到隋朝廷的重视的。
舍戒後的信行，“居大僧下，在沙弥上。……头陀、乞食，日止一食，在道路行，无问男女，牢皆礼拜，欲似《法华经》常下轻行。……(《历代三宝记》第十·二卷《大正藏》49卷105页)信行教导门徒，悉行头陀乞食，日止一餐，他又放《法华经》常小轻菩萨那样路遇行人，不问男女，悉行作礼，谓之“普敬”。所以由他所领导的教团很快的被许多道俗的信奉。
“自尔，余寺赞成其度焉，莫不六时礼施，、乞食为业，虔慕洁诚，为不及世”。《绩高僧传，信行传》，说明信行在当时是风靡一时的。
开皇十四年(594) 十月四日示於京师真寂寺，年五十五岁，《续高僧传》说信行“春秋五卜有叫”。据陈垣《释氏疑年录》第三卷，P62。
有关信行的著作，各家《经录》的记载不尽相同。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大隋录》著录的信行著作，是“二部，三十五卷”。即：《对根起行维录》32卷，《三阶位别集录》3卷，费长房在评论信行的著作时说：
“此录，并引经论正文，而其外题无定准的，虽曰对根超行幽隐，指体标榜，於事少潜”。《历代三宝记》十二卷。看来费长房对信行的著作颇有微词，
道宣《大唐内典录》第五卷《隋朝传译佛经录》著录的信行的著作，是“二部，四十卷”，即：《对根起行杂录集》36卷，《三阶位别录集》4卷。对於信行著作的评价
道宣基本上重复了费长房的话： ，
“此录，诚并引经论正文，而其外题，无定准的，虽曰对根起行幽隐，指体标榜，於事少微”。(《大正藏》55卷，P277——278)虽然长房、道宣对於信行都不无微词，还都把这些著作列入《正录》。而道宣以後就发生了变在唐朝明佺等人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里开始把《三阶杂法》22部，29卷，列入《伪经目录》，这些经典里首先遭贬斥的《三阶杂录法》是：
1．《三阶集录》四卷
2．《三阶集录》四卷
3．《大乘验入通法》一卷
4.《对根浅三条发菩提心法》一卷
5.《末法众生於佛法内废兴所由法》一卷
6．《对根三条同异法》一卷
7．《求学善知识发菩提心》一卷
8．《广明法界众生根机法》一卷
9．《略明法界众生根机法》一卷
10.《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法》一卷
11．《十种恶具呈人回心八道法》
12．《行行同异法》一卷
13.《当根器所行法》一卷
14．《明善人恶人法》一卷
15．《就佛法内明一切六师外道法》
16.《三十六种对面不识错法》
17.《根机普愿法》二卷
18．《十大段明义》二
19.《大乘无尽藏法》
20．《略发愿法》一卷
21.《人情所许行法》
22．《大众制》一卷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的作者们说
“奉证圣元年恩勑，今定伪经及杂符筑等，遣送祠部进内，前件教门、(即上例信行的著作)，即违背佛意，别构异端，即是伪杂符筑之限。……不敢妄编在於目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大正藏》第五十五卷，475页。
这是说武则天勑今刊定伪经，明佺等学者便迎合武氏旨意，把三阶教的著作一概列入伪经。而实际上，佛教随着不断的发展，已有相当部分的义学沙门不满足汉译梵文的原始典籍，为冲出这种局限，加上自己的理解，发挥原本的教义，重新组织思想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信行的著作列入伪经，不免有些过分。应该说，这种现像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是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标明佛学真正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又给它赋於新义，理应值的骄傲。故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指出明佺等人的冶学态度不够严谨，如“虽云刊定，繁秽尤多!虽见流行，实难凭谁”。(《开元释教录》第九卷》。
可是智升也完全接受了明佺的观点。他在《开元释教录》第十八卷《别録》之八里，把“总三十五部，四十四卷”的《三阶法》及《杂录》，也一概列入《伪妄乱真录》，《开元录》详细列出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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