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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Humphrey ＆Buttel，1986

　　环境范型转移的实证研究首见于Milbraith的欧美比较研究，大致发现欧美的先进国家已完成范型转移，即已由成长范型转移至环境范型。萧新煌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已由“成长范型”出发但尚未到达“环境范型”。因此以下各节依据表二的四组对比观点，再进一步分别阐述之。

　　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

　　 社会学的象征互动论强调人类由于有思想及语言，因此累积出来的文化使得人类自许为“万物之灵”，并以“君临”的心态创造了文明。由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来，所采取的生产模式皆为“雄性取向”或经济学所称之“牛仔式经济”──赶牛在甲地吃草，通吃之后放弃甲地，移往乙地。万物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弱肉强食”的紧张状态。由于早期此种紧张关系并未迫及“食物链”的运作，人类可说是予取予求，即以“剥削”(exploitation)其他的万物来满足其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直到人口爆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预言慢慢实现，一方面金字塔式的食物链因此“变形”──补食者(消费者)的人口比被补食者(生产者)的族群数目还多，另一方面食物链所赖以维持的生物多样性──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日形松散，其品质日渐低下。人类未能遵守生态法则──万物相关、天下没白吃的午餐──乃造成众所周知的“大地反扑”，各种天灾皆为人祸──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破洞等。人类对其他万物的排挤及剥削现象使得“食物链”转型为“生死链”，透过生态系的“生物浓缩”及“再生产效应”，人类所放出的有毒物质由于前述生命之网的松散及断层而更快速的回到人类本身来，例如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破洞而引起每年数以万计的皮肤癌病变。再由环境社会学的观点而言，自认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借着“生活品质”之名对其他万物行“掠夺”之实，一方面使得社会性物质循环(为了要活得更奢侈所需的物质)及生物性物质循环(为了生存所需的物质)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其他万物乃被“原料化”及“商品化”。另一方面物质循环的“生命周期”产生断层，生产者拼命生产产品(大至都市，小至食物)，消费者拼命购买产品，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因此上述二种情况乃造成“文明中的野蛮”现象，人类也因而被称为“文明野蛮人”。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因此，此种“范型转移”的过程中其实包含三种型态：受害型──亲身体验到各种大地反扑而觉醒；内爆型(inplore)──经由环境伦理的体会(例如庄子所谓的“与石头对话，与蝴蝶共舞”或西方的深度生态学)；功利型──基于“互惠原则”，为了自身利益而善待其他万物。

　　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

　　 人与天的互动也就是社会与环境(自然)的互动，理论上而言，两者的互动关系有四种层次：人征服自然；自然征服人；人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共死。首先，人征服自然乃是人类所熟悉的“人定胜天”思想及行动，视自然为毒蛇猛兽，并视其阻碍人类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各种开发──例如水坝、填海造陆等——乃被视为“人定胜天”的代名词。自然征服人代表“大地反扑”的各种天灾人祸，或可谓“天定制人”的一种宿命。其次为人与自然的共生(symbosis)，此即范型转移中“天人合一”概念或所谓的生态哲学 (ecosophy)。共生有二种：互利共生(双方互蒙其利)及片利共生(一方获利，另一方利弊皆无)，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目标仍处于“片利共生”的阶段。最后则为人与自然“共死”，也就是“天人永隔”的层次了，由于全球性环境问题自1989年起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再次凸显人与自然的关系亟待调整，方可避免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也因此朝向“天人分离”的方向前进，“自然”被视为人类的奴婢，而非伙伴，依生态学的法则：成熟的系统利用不成熟的系统，自然乃在人类的过度利用下产生量变及质变，换言之，自然如果换成资本(natural capital)则它必属于“稀有”的层次。再依生态学最小法则：供应最少的元素，可控制整个系统的成长，则稀有的公共财产──自然将可成为决定人类社会是否能“永续”的一项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代表深度生态学(deepecology)的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强调：自然界中的任何生物及非生物皆有其固有价值及道德地位，此论调固然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但置于“范型转移”过程中却需要有一些介入(intervention)点，例如由同为“被害者”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角度切入，人类是污染的制造者及加害者，但在某些场合人类和其加害对象(自然界中的生物及非生物)也同时成为“受害伙伴”。另外的一种切入点为针对目前社会运作的经济系统、生活方式及信念展开结构性改变，使得人类能因而体会自然界中的生物、非生物而同享固有价值及道德地位。第三种介入可由文化基调(culturaltheme)的角度切入。英国哲学家Rusell曾说：“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自然、他人及自我”。由此而发展出三套的文化基调：为克服自然所发展出的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为克服他人所发展出的社群文化及伦理文化；为克服自我而发展出来的表达文化。各个民族所著重的文化基调不一，例如西方重物质文化，东方则重社群文化，因此将不同的文化基调予以“绿化”或“生态化”或可促成“范型转移”。

　　 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

　　 科技号称为人类双手的延伸，也是推动成长的重要工具。由前述之“扩张经济系统”下的意识型态，科技的日新月异一方面除了表面上的“生产力扩张外”，它其实是要取代劳工密集而转型至资本密集或能源密集。另一方面当然科技研发也造成了残渣及扰流(entropy)之扩张，随着生产周期(production cycle)早期劳工密集型的产业生产了比值低的产品及看得见的污染，转型至高科技产业后则生产了比值高的产品及看不见或更严重的污染。而科技所产生的一些社会扰流，例如失业，科技鸦片等现象，更使得“科技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面临挑战，埃及阿斯旺水坝及绿色革命的例子也证明了“科技有所不能”。　面对上述之诸观察，“科技万能”的实际运作由强势渐入弱势，Schumacher《小即美》观点带动了此一风潮，中程科技(intermediate technology)、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替代科技(alternative technology)绿色科技(green technology)及软性科技(soft technology)接踵而来，强调配合社会变迁来提高上述诸科技的可行性。换言之，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社会而非科学。因为科技所提供的产品是为了迎合这个社会对环境不友善的生活方式，因此只有人本身有能力改变生活方式。批判理论以批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经济决定论为起点，企图借各式各样的批判来恢复社会的本质。其中尤以对科技挂帅的批判和环境及生态有较密切的关系，韦伯曾论及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间具有消长现象，工具理性常被科技官僚用来作为控制和操纵的武器。而现代科技常被其认为是工具理性的代名词，甚至进而影响到了科技以外的实质理性世界(例如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以致现代生活充满了“理性的非理性”或所谓的“单视野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Haberma(哈伯玛斯)虽认为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有共生关系但却须经过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在此以前科技所扮演工具理性的角色还必须“宰割”我们的社会，它的代价乃为“科技所产生的问题科技无法解决”的环保问题及社会问题以及墨菲定律“凡事有可能出错一定会出错”的心理恐慌。

　　 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

　　 人类自认拥有文化，因此可用来调适社会，又认为拥有科技，所以也可以用来调适自然。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人等比，粮食等差”论点以及后来生态学者强调的容受都被视为“人”或“科技”面临挑战而非“自然”面临危机，因此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超越的一种表现。直到罗马俱乐部出版了《成长的极限》一书，成长无限的论点开始接受挑战，本书有以下几个重点：成长牵一发动全身，绝不是一种独立事件，如果不以全方位的角度去处理，成就了“经济成长”，却造就了“环境负成长”；目前的成长模式(人口、工业化、污染、农业及资源)其“永续度”极低，属于“速食型成长”──用完就丢；自然资源滥用及污染的“指数成长” (exponential growth)将使人类面临“第廿九日并发症”──大灾难来临时只有一天可解决它；解决由“成长无限论”带来的环境问题要由社会而非科技面着手。

　　 “成长”的具体指标国民生产毛额(GNP )已经无法充分说明它的整体社会福祉，因为GNP已延伸另外的涵意：GNP (Gross…

《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王俊秀、江灿腾)》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