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 National Pollution )国民污染毛额；GNP (Garbage，Noise，＆Pollution)垃圾、噪音及污染；GNP＝NG(黑枪)+ NP(污染)。更由于这些负面的成长效果或社会扰流已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自愿简朴(voluntary simplicity ) 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活得简单一点，就可以使他们简单的活着”的思维已经为“成长有限论”加上了脚注。
另外由时间的面向切入，成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化，而环保则希望将长时间的灾害最小化，其中的交集之一为两门学问(economics及ecology)皆为ECO(Oikos)，应将地球视为一个家来管理；交集之二为：对环境最小的灾害才是成长的最大利，全球变迁的各环境灾害已充分地证明此点。因此，一方面人类中心论及生态中心论正在整合成为“人类、生态伙伴论”，另一方面，人类也开始由短视的“经济时间”调整向较宽广的“生态时间”或“地球时间”。
参、佛教思想的进路及其在台湾社会的实践模式之检讨
以上所述的“范型转移”观念，是以西方知识分子为主的各种理论诠释，目的是在说明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HEP)逐渐转移成为“环境范型”(NEP)的思考和体认。事实上，这也是近代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后，人类社会不得不再针对文明病态所作的新调整。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全球性的大众传播工具非常发达，各地的信息往来，既快速又频繁，因此上述关于“环境范型”的观念诠释，在台湾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像林朝成的论文《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以及杨惠南的论文《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上述“环境范型”的思想回响。林朝成的论文，事实上也可以视为此一领域在台湾地区的先驱性研究(详后)。
不过，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理论一经介绍，“范型转移”的实践工作也随之水到渠成地被落实。事实上，台湾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到了人尽皆知且历经多次的群众抗争和公害的赔偿了。因此，基于理论的诠释和实践的达成之间，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了使两者能大幅度地拉近，有必要藉助本地社会原有深层文化结构中的提升因子，来从旁促成主流的“范型转移”──“环境范型”的目标能够早日实现，因此，在以下的论述，将以佛教的思想进路，以及台湾地区现有的实践经验，作为此时、此地、此人的理论思考和问题解决的借镜。
首先，就台湾地区的佛教信仰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以前，曾经有将近十年(1936-1945)的时间，是被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当局高度推动日本化所影响。特别是随着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扩大占领，以及亚洲次大陆地区像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等地的侵略行动之展开，以日本兴亚佛教为思想媒介的战时佛教主张，将台湾地区的佛教思想与亚洲地区交织起来而由日本佛教各派配合军事当局所领导和动员。虽然如此，在军事行动的破坏之外，台湾地区的佛教信仰，不论所受的日本化影响为何，它在台湾当时的社会影响面，还是相当有限的，并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也尚未达到特别重视的地步。日本佛教的影响力，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和统治权的交回中国，也宣告结束(1945)。
因此我们可以说，台湾地区的环境问题，在日据时期并未严重恶化。这除了当时的工业化并未高度发展之外，日本在台统治当局有计划地兼顾环境生态的维护，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战后的台湾，虽由政府派员主政，并且实施长期(1949-1987)的戒严体制，但因过度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环境生态应有的维护，导致了台湾地区近年来居住环境质量的日趋严重恶化。于是，在一些严重污染的地区，当民众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便相继爆发了一连串的抗议行动。而为了避免民众的抗争，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不得已，各级政府的相关人员也才开始和发动抗争的当地民众，展开一连串的谈判或讲条件，来平息民怨。在面对群众的抗争和巨额的公害赔偿(或美其名为对地方的“回馈”)时，台湾学界、乃至政府决策当局，自然也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保护的问题，投注较多的关怀和研究。而环境评估的必要性，便因此正式成为政府核准开发计划时的必要考虑因素之一。这就是战后台湾环境问题的演变大势，相信大多数的民众，也或多或少地对此有所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面，台湾的宗教界，特别是在知识群和商业界之间相当受重视的台湾佛教界，对此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根据佛教学者杨惠南教授的看法，台湾的环保运动，是在1970年才开始萌芽；而台湾佛教界之参与环保运动，则是近几年的情形。而杨教授虽在研究论文中认为︰台湾佛教界推动各种环保工作，成绩最卓越的，是花莲慈济功德会和台北农禅寺的法鼓山文教基金会；但是，杨教授在同论文中又批评此两个有成就的佛教机构，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作为推动环保工作的理论依据，因此，所进行的工作，仅限于由惜福和护生所衍生的资源回收(限于垃圾和字纸等)以及物命的爱惜(放生等)。杨教授认为这是因为慈济和法鼓山都属重视内在的心净甚于外在的境净，因此也回避了对制造污染源的资本家的批判立场。因此，在佛教的“救渡”工作中，便只达到了“别渡”的功能罢了。相对于杨惠南教授的论文，任教于国立成功大学的林朝成教授，曾接受“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和经费的补助，于1992年完成研究著作《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一书的撰写(未出版)。同年又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浓缩和修订成为《从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的专论。从此一专论中，可以看出林教授是以“绿色和平”的“未来生态新典范”为思考的参考坐标，然后企图进一步结合佛教的教义，以建立所谓的“佛教生态学”。
根据林朝成教授的引述，“绿色和平”所主张的“未来生态新典范”，包含有六大项：
1.对自然的高度评价。
2.普遍的同情心。
3.谨慎周密的计划以防止风险。
4.经济成长的极限。
5.日益求新，崇尚兴革。
6.新政治观。
在这六点中，关于第6项的“新政治观”为何，林教授并未解释；在对照台湾佛教界的作法和观念时，也未提及。因此不明其原旨所在。而在同论文中，林教授又批说“台湾佛教环保意识的觉醒又落后台湾社会十年”，所以台湾佛界对“以佛教的基本教义为中心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其生涩更不在话下”。于是林教授建议尽速地整理佛教环保的文献，具体意见如下：
(一)佛教基本教义与环保生态观的汇通。如“缘起”与“深度生态学”的比较;“依正不二”观与自然环境保护或环境权的汇通;“八正道”与“后设经济学”的比较等等,都应纳入佛教环保的基本文献内。
(二)、佛教的环保福利事业。可参考唐《法苑珠林》的方式，拟定条目，细加分类，每类有述意、有经证、有诠释、有引申，以方便参考与查阅。
(三)、佛教高僧大德的具体事例。重新整理各僧传居士传，选出具体环保事例，以为参考效法。
(四)、佛教戒律与环保生活法则的比较。环保必须落实于生活，其所提供的生活法则，大都合乎戒律所规定者，尤其是菩萨戒，更可给从事环保的资源与启发。
以上林教授的这四项意见，是企图从佛教的原有教义中找出和现代环保生态学相关思想或事例，将两者加以联结而促使现阶段己甚落后的佛教界的环保意识能更朝前进展。不过，林教授认为他的作法，属于“低调的理想蓝图”，亦即因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而不得不降低标准来建议。
从上述杨、林两教授的论文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两人的批评意见，都不能脱离西方现有环保理论观点的援用。然而，进一步探讨的话，又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亦即佛教传统的生态理论，根据杨、林的看法，确实含有新的“环境范型”理论相契合的某些成份。可是我们仍必须追问：何以台湾地区的佛教界会被批评为落后台湾的社会环保运动十年呢？
事实上，我们若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的台湾佛教思想，我们会发现佛教界的思想觉醒，其实是一直不断地在变迁和发展的。和台湾现有的其它宗教比较起来，也自有其可取之处。例如著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从1950至1980年前后长达30年之久的时间，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并在1983年集结为《如是庵学佛剩语——护生百讲》、《如是庵学佛剩语——鸟兽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是，据新文丰的负责人高本钊先生透露，蔡先生的著作出版以来，销售的情况并不理想。而以前述两位热心佛教环保的教授：杨惠南和林朝成，也根本未曾在论文中提及过。这岂不是意味着新旧的经验，其实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呢﹖所以若说台湾佛教界的环保意识，整体来看，还是理论相当保守和落后，但若论断为迟至近年来再方始展开，则和史实略有差距。这也是我们在探讨其后续发展之前，必须要先指出的一点。
在另一方面，台湾佛教的思想问题，事实宗教伦理方面，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例如蔡念生早期曾长期和农禅寺的开创者东初法师合作，但农禅寺的放生活动被具体的批判，则要迟至1988年和1989年才相继出现。而且这两篇文章，也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可见其观念的保守性之一斑。反之，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佛教界相继出现了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如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人。杨惠南教授的佛教理论，前面已介绍过，此处略过不提。但杨教授不但是印顺法师的俗家皈依弟子，更明显的，以中观思想为主轴而发挥其人间佛教的环保观念。
至于传道法师和昭慧法师，在思想上毫无疑问是印顺法师佛教思想的继承者，但在环保的作法上，则又各有其侧重点。例如在杨惠南教授的论文中，唯一肯定的佛教环保作法，即是来自传道法师的范例。杨教授在他的论文的结论，是如此叙述和肯定的，他说：
……传道法师有着极为前进的佛教生态观。他不但出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像带──《净土的吶喊》，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 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包括：“鼓励专家参政”；他认为唯有这样， 才能“破除“经济奇迹”的政治神话，纠正偏颇政策”； 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内的)塑料垃圾”。他的这一呼吁...... 已经能够把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和政府， 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的“普渡”， 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得重要。也许，这些建议的实现才可以改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运动的“生态平衡”。
同样的， 林朝成教授也在论文最后表示了：“同意传道法师的看法”。可见佛教界事实上也存在着像传道法师这样的新典范。否则杨、林两教授不会不约而同地加以肯定。
至于昭慧法师，则不但创办“生命关怀协会”，更实际投身第一线从事护生和戒杀的工作(反挫鱼运动的成功，是其有名的具体例证)。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撰写几乎遍及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大量文章，现已大部分收在《浩荡赴前程》和《愿同弱小抗强权》两部新书里。由于她的知名度甚高，引起的回响也大，但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多作介绍，而拟在另篇论文再予探讨。
而除了上述的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界名人之外，佛教的一些著名的刊物，像《福报新闻周刊》和《佛教文化》等，也大量报导关于环保的问题。不过，此等报导主要还是以借用环保人士的经验和报导相关的讯息为主。也因此，其中不无存在着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当然，比较起来，便不能像杨惠南教授、林朝成教授、释传道法师和释昭慧法师等人的成就那么大。
肆、结语
从以上的两大部分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在本文撰写之前，台湾佛教界已经有学者撰写“范型转移”的论文，并且也有著名僧尼付诸行动。因此，本文的思想进路，基本上是可行的，并且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发现，佛教界的环保思想，仍嫌落后和保守，但传统佛教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仍存有提升的因子，否则慈济和法鼓山两大组织，不会作出尽管仍有不少缺点却仍有一定贡献的环境成就。甚至杨、林两教授的深度论文，虽然援引环保新知，却仍不忘在佛教传统的教义里，寻求原有教理的支持。这证明了“范型转移”中，传统佛教教义对佛教团体或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忽略的催化部分，即特定文化或社会环境中，有利的或提升的因子之结合是必要而不可忽略的，否则在推动新环保观念及落实新环保行动时，成效必缓。
《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王俊秀、江灿腾)》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