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净则国土净——佛教哲学与环境生态
王雷泉
引言
这次复旦师生到灵山游学，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个动员会。一方面，“佛教与环保”这个课题是禅学会2008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重心；另一方面，作为下半年即将在无锡灵山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协办方，我们先作小范围的讨论尝试。为什么要注意环境问题？这一点恐怕无锡人是深有体会的。两年多前，应李国清(现是我们禅学会监事长)邀请，我去常熟新锦江印染公司做报告，途经太湖时曾拍下一张蓝藻初起的照片。早在2007年蓝藻爆发前，太湖的水质就已相当恶化。江南水乡本来是美丽如画，“美就美在太湖水”，但如今却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更不用提中国其他地方了。地球环境逐渐恶化的同时，资源也在日益匮乏。我们今年年初去印度和尼泊尔游学的时候，曾经遇到过汽车排几里长队等待加油的场面。也许不久以后，我们中国也会出现相似的情景。
人类所面对的地球，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匮乏。佛教哲学讲“境由心造”，即外境是由我们内心所决定、所变现，而人类所面对的依报世界(环境)，由人类的共业造成。因此，要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就必须从改变我们的内心开始。在这一方面，佛教无疑能为当代环境哲学和环保事业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这也就是“心净则国土净”的含义。如何在被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迷失的当代人心中，提升心灵境界和社会责任感，世界佛教徒和佛教学者责无旁贷。
一、“地球村”与当代环境哲学
阿波罗登月与“地球村”观念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的状况是“一穷二白”。“白”的优点在于，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当时人们对发展大工业繁荣景象的憧憬，就是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到处都是高高的大烟囱，浓烟好比如椽大笔在蓝天画画，以为这就是现代化的标志。
一直到了60年代，地球人才真正开始有了环保观念。尤其是1969年夏天的阿波罗登月，美国飞船指令长阿姆斯特朗站在月球上对人类说，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如同一颗蔚蓝色的乒乓球，是那么的宁静、安详而又脆弱。从此，人们开始对地球产生了一种呵护感，而不再仅仅像过去那样，视之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大地母亲了。换言之，阿波罗登月使人类摆脱了以往坐井观天的视角，从天上俯瞰我们大地，开始有了地球村的观念。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村民之间应该互相关怀。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生存的世界，环境哲学开始引入人们的视域。
“万物之灵”→“万物之零”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人类开始关注并反思人类行为所造成的恶果。美国有个长期关注环保问题的学者蕾切尔·卡逊写过一本《寂静的春天》，因致力于推动环保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为此书写过序。春天本是百花盛开、百鸟朝鸣的时节，但当鸟没有了，花也凋零了，那么这个“寂静的春天”，也可以翻译为“死寂的春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而这恰恰是我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恶果。过去，人类总是自诩为“万物之灵”，东方人如此，西方人也一样。甚至可以说，在西方，对环境的侵略思维深入人心，认为科技万能，为了自己的发展，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于是为了夺取资源和能源，国与国之间勾心斗角，战争四起。如果说，20世纪是为了争夺石油而战，那么21世纪就有可能将会为了争夺水源而战。
年初我们去印度、尼泊尔参访佛教圣迹时，我曾建议团友考虑一下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发展观？也许，当我们看到那里落后肮脏而又狭窄的街道，邋遢茫然而又懒散的民众时，会觉得与物质文明已经发达的文明人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一下，现代社会的忙忙碌碌，我们还有多少祥和淡定的心态，我们的眼睛中是否还有如蓝天般清澈的眼神？物质文化创造的过程，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但对万物和环境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野蛮化”过程。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以对环境的破坏作为代价的，而“野蛮化”的过程反过来又影响了人类自身的安危。各种“生态反弹”，是自然界对我们人类不当行为的报复。这使人类意识到以前自诩的所谓“万物之灵”，极有可能变成“万物之零”，走向毁灭。
这里我想引用一些2003年的统计资料，虽然过时，至少可以说明我国环境的严峻局面。中国淡水资源按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排109位，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中国是一个缺水大国，所以被联合国列为全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1600万吨。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污水废水排放量为46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46.2%，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中国七大江河水系40.9%是“丧失水功能”的劣五类水质，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31个省市区中，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的已有6个，根据国土资源部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又将减少1/4。
人类毫无节制地贪婪愚昧，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迫在眉睫。今年从环境保护部的升格来看，表明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科学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它也涉及人的精神的生活。必须重视精神的力量，以对治过度重视物欲的弊病。
“宗教的绿化”
环境人类学家泰勒提倡生命中心主义(biocentrism)及生态平等主义(ecologicalegalitarianism)，特别是强调了宗教的重要性。他说：“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不管是一神的还是多神的信仰，都按照上帝或神明的启示或训令，叫人类爱护关怀世界上的一切野外生物，这在伦理中的理想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宗教的一种神秘主义当中，把人类理智的最高状态，理解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境界，也与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相协调。”(泰勒《RespectforNature》，P309)按照麦克斯·缪勒的说法，世界上各大宗教有三大河系——闪米特河系、印度河系和中国河系。而泰勒提到的神秘主义，主要指东方神秘主义，特别指佛教，即体验到万物一体、心与环境保持高度和谐的境界。
自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开始，宗教界对环境伦理的讨论，被一些学者称为“宗教的绿化”(GreeningofReligion)。环保成为不同宗教传统所共同关心的课题，很多宗教人士尝试重新在生态关怀的亮光下，检验乃至重构各自的宗教传统。起步较早也是做得较好的，恰恰是基督教传统，包括率先讨论宗教对话问题。
基督教世界的反省及“生态神学”
环保问题在原来较偏向宗教压迫、宗教冲突的基督教世界里首先得到了反省，以期从根源上进行救治。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就曾反省人们在活动中的短视性，他说人们在“从各个方面使用科学论证的同时，却疏忽了唯一能够不断起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当代人已经丢掉了的整体感，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现代社会应该恢复这种观念。”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我更倾向使用“整体发展观”一词，在物质、社会和精神层面，要整体协调发展。当今社会存在过分片面强调物质生活和科学的倾向，而真正在整体层面起协调作用的，是哲学、伦理等方面受到了忽视、排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应该引发思考。
美国史学家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按照犹太—基督宗教的一神论传统，上帝是神圣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被上帝赋予了主宰自然的权力，其它生物是为人而造，人可以任意对待自然，甚至运用所领受的生杀大权对自然随意宰割。因此基督宗教可说是西方社会出现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之一。”这是基督教世界对他们自己宗教传统的反省和反思。正如孔子所说“知耻近乎勇”，知道了西方物质文明大大推动了人类进程与发展，但也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所以最早警醒的是西方，基督教也最早做了改革，神学思想有了重大的进步，如妇女神学、政治神学、生态神学……都是二十世纪后，面对人类新的问题，在神学思想上的研究与表达。
生态神学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崛兴的一个神学运动。其先驱者薛特拉1961年向普世教会协会呼吁：要正视“宇宙性的拯救”，神学上更要发展出“与大地相关的基督论”。1963年北美开始成立“信仰—人—大自然小组”(Faith-Man–NatureGroup)，对生态神学进行了有组织的研讨。生态的神学性论述，绝大部分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对基督宗教的传统的批判与否定，而是努力地尝试在基督宗教的传统中挖掘资源并加以发挥，强调上帝、人类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世界属于上帝，自然是神圣的，讲述人的灵植根于自然界，渴慕上帝在自然界的临在，追求在大自然中过乐天知命的生活。(赖品超：《宗教与生态关怀》)
当今世界，是对话与发展的时代。对话，意味着各种世俗思想和宗教之间，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发展，意味着用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操和高瞻远瞩的人文关怀，谋求功在子孙万代的可持续发展。对环保的关注，引发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传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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