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教的质疑，从而转向东方宗教，来尝试重新解读亚洲宗教传统，并提出其中的生态智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绿色东方主义”(GreenOrientalism)。
二、佛教环保思想的理论基础
环保是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
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佛教环保起步较晚，相对落后。大约在五年前，第二届青年佛教徒演讲比赛在普陀山召开，主题为“佛教与环保”。在做大会总结发言时，我曾经提出，环保是佛教面向社会，提升人们心灵境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环境保护，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就成为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既契理，又契机。
所谓契理，指佛教的超越性格和批判精神，能对当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保护提供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佛教的超越性格，即它的宗教性和主体性。宗教比之于经济与政治，具有超越性与普适性。在苦、集、灭、道“四谛”中，苦谛是认识佛教的前提。所谓“知苦”，就是用一种批判而又冷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审视社会中的种种缺陷，探索其背后的原因。佛陀的创教就建立在对社会批判的思想之上。如针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四种姓制，佛教提出众生平等——社会批判；针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论及各种沙门思潮中“宿命论”“怀疑论”等种种错误的思想谬见，提出缘起论——思想批判；然后把一切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引向贪嗔痴三大根本烦恼——归结到人心的批判。
所谓契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从社会适应层面发展到社会关怀层面。我曾把人间佛教划分为三个层面和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适应，但只是强调适应，就无法彰显佛法的主体性，也无法彰显佛陀的创教本怀；其次是社会关怀，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更高的层面即社会批判，还有待时日。如何正确处理人间佛教的三个层面之关系，要靠佛教的“二谛”智慧，就是真谛与俗谛的相即不二。佛教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既要出世，又要入世，出世是超越，入世是关怀，也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是佛教的中道智慧。
从缘起论和业力论推出的两组基本原理
“七佛通诫偈”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基础：“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自净其意”，就是从“心”开始的个人修行和社会变革。佛教哲学的两大支柱为“缘起论”和“业力论”，二者都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及发展运动的解释。缘起论是佛教的哲学基础，业力论是佛教的道德支柱。缘起论是对业力轮转的哲学慧解，而业力论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这一套人生观准则，又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之上。换言之，这两者在理论上是“空有不二”，在实践上是“悲智双运”，在方法上则生发出佛教的中道智慧。牢牢地把握住这两点，基本就不会偏离方向。
从缘起论推出普遍联系和性空无我两个基本原理。先说“普遍联系”。据说，马胜比丘在回答舍利弗之问时，概说释迦牟尼的教导：“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比丘，常做如是说。”这被后人称为“法身舍利偈”，也是“缘起论”的经典表述。说明法不孤起，待缘而生，如因陀罗网中的珠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1999年我们在发起召开中国佛教信息网会议时，与赵朴老汇报这个问题时，朴老问什么是因特网，我说就好比佛教所说因陀罗网。朴老当场就讲出了“千灯互照、光光交彻”这一个典故。唐代法藏大师对武则天讲《华严经》“法界缘起”这一原理，运用了多媒体教学，大殿中安放十面镜子，点起一千盏灯，这种交相映射的境界，像满天繁星一样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所以按照这个原理，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独的，在江河源头所投的污水，经过大自然的循环，迟早有一天又会回到我们身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南美洲热带雨林的消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非洲的饥饿同我们未来的和平也是息息相关。不要以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一个地球村的观念之下，再一次证明了佛教万法缘起的普遍性。
从缘起论必然推出“性空无我”的结论。“无我”就是否定有独立的精神主宰“我”的存在。在佛教看来，当今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自我中心所导致。在本来相互缘起的世界中，偏执于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家庭为中心、以我这个民族国家为中心，都是“我执”的表现。只有无我论，才能破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如实的心态对待自我和世界。
业力论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并注入价值论的因素，偏重于生命主体的升进和精神生活的升华，由此构成佛教人生观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业，是有意志、意识的行为，此行为能够带来相应的后果。也就是说，众生善恶染净的行为，按照因果律而产生相应的果报。由此引出两对范畴：“正报”和“依报”，“别业”和“共业”。从天堂到地狱的六道众生，是造了一定的业，而形成相应的生命主体，这是正报；每一层级生命的主体，形成相应的生存环境，即依报。依报由正报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生命主体，也就有相应的生存环境。每个生命个体所造的业是别业，共业是社会群体共同所造的业。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层层递进。
从缘起性空的终极层面来看，从业力论推出两个重要原理：即依正不二和自他同体。但从自净其意的实践层面来看，业以思(意志)为体，即在环境与生命主体的依正关系上，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在生命个体与群体的自他关系上，大乘的菩萨以他为自，故形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思想和行为。就个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业力论既解释了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也为解脱痛苦提供了意志自由的依据。而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关系，则为佛教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提供了哲学依据。
从“心物一元”到“从心开始”
我们把佛教教义的两个基本点出发，推导出两组可以与环保思想相契的基本原理：普遍联系、性空无我和依正不二、自他同体。这两组基本原理，也就是智慧与慈悲两轮。而连结悲智两轮的主轴，则是“心”。如《华严经》所说：“应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在本体意义上，心与物无所谓谁先谁后，佛法认为心物一元，心物不二。但是在我们实践的层面，肯定心的能动作用。
在佛教哲学中，关于“心”，可以分析为四个层面的问题：
1、心-身关系、心-境关系。心的心理作用、认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引出境由心造的命题。
2、心的染净关系。心的污染与清净，善与恶，引入伦理价值的因素，解释了生命流转的原因与解脱实践的依据。
3、心与众生、社会、国土的关系。就是刚才所说的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不二关系。从这个关系中必然导致出菩萨拯救众生的精神，以及人间佛教的理论前提。菩萨——觉有情，使一切众生皆能得到解脱。慈者与乐，悲者拔苦，佛教的慈悲精神，不仅是情感的无限扩大，还是理性的自觉抉择。慈悲，台湾的慈济人把它概括为“大爱”，伟大的爱。在缘起论的基础上，慈悲展开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即无条件的慈悲，也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三轮体空”无相布施，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教的慈悲，一定是建立在毕竟空的基础上，无条件地爱。“同体”，就像《维摩经》所说，“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以同体大悲的精神，众生的苦我们感同身受，黄河在流血，长江要断流，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顾，因为我们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黄河长江水。宋代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到：“民吾同胞，物我与也。”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世界上的草木大地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民胞物与”与“同体大悲”意义相仿。总之，悲智不可分离，是谓悲智双运。没有智慧的慈悲、善是不可靠的。
4、心与佛，心与法界，心与终极存在的关系。这是处理世、出世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在最终极的层面，给每个人的自我解脱，给众生的解脱，给环境的清净，找到了最彻底的依据。通常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充满了黑暗与痛苦，故向往光明清净的彼岸佛土。舍离此世，追逐彼世，这是小乘的出离思想，是一种逃离。而大乘的出世间是“即世间而出世间”。换言之，世间与出世间好比“阴阳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是截然割裂，是“相即不二”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清净的国土，就是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发掘每个人心中所具的光明觉心，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心是实践的枢纽，纵向展开以成佛为中心的向上途径，横向展开为心与众生及环境的关系。“从心开始”这个命题，在哲学上的革命意义不言自喻，恰可对治当前人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也是佛教教义对于环境问题最具可操作性的实践依据。“始”，是含目标于过程之内，具有实践和向上之义。如“始士”，指菩萨之异译。始，发心之谓也。“始觉”，即经过后天之发心修行，次第生起断惑之智，断破无明，归返本觉清净之体性。落实到环境哲学上，环境既是心认识和活动的对象，又是心变革和改造的对象。
第一、一切唯心造，说明造成今天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第二、唯心能转物，这是佛教推行环保事业的实践基础。
第三、心净国土净，这是佛教在人间创建净土的理想目标。
《维摩经》与《阿含经》的经证
刚才我从佛教基本教义作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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