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去自己的信仰核心，仅仅保留共世间的文化外壳，就没有必要让宗教继续存在下去，园林、旅游、文物等部门完全可以最终取宗教而代之。

　　(五)相容论。　这是宗教界内一部分人提出的护教理论，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甚至说宗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这是历史上的宗教人士所谓神圣之国统治地上之国，第一义谛兼容世俗谛之说的翻版。这种一厢情愿的理论，既不符合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世界性政教分离潮流，也有悖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

　　(六)制衡论。　在肯定宗教与人类共存亡的前提下，提出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互相区别、互相制衡的观点。它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世俗社会和宗教，认为这二者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各自都有待完善。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一切善行和美德、幼稚和成熟，宗教也同样具有。社会在发展，宗教也在发展，宗教的形式可以改变，宗教的内容可以提升，宗教将伴随人类走向未来。宗教与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各种思想体系之间，处于一种互相制约、监控、促进的关系，双方都有不可取代性。制衡论比文化论前进的地方，就是正面提出佛教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此论尤强调宗教批判现实、化世导俗的功能。所谓制衡，就是佛教可以对政治操作、经济活动、社会事务等等，提出批判、修正、补充、促进其发展的作用；反之亦然。[13]

　　当今宗教活动和宗教工作，大抵处在这六种相互矛盾的理论框架中。第一种理论虽与政府宗教政策明文抵触，但在不少人内心深处仍有市场；第五种理论站在护教立场，也得不到教外大多数人的认同；第六种理论，目前只存在少数人的书斋中。起主流作用的，是第二、三、四种理论。这三种理论，基本上只涉及宗教的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主要讨论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宗教徒如何适应世俗社会，以及作为宗教表现形式的共世间文化外壳如何与世俗文化不相违背。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作为宗教存在于世的根本前提的信仰层圈，[14] 我们称它们是在宗教问题上“摸着石子过河”的半截子理论。理论上的暧昧不清，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混乱。它所带来的问题，使正统宗教徒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使社会上有宗教需求的人对正统教团产生疑惑，从而促成地下宗教势力和歪门邪道盛行。

　　以1993年10月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才开始把佛教的重心转入信仰层圈。这种重心转移，并未成为全教团乃至全社会的共识，故在当前宗教复兴的形势下，出现上述“热中有冷”和“热中有乱”的反常现象。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中所存在的混乱现象，表明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讨“什么是宗教，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属于何种上层建筑范畴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一些理论“禁区””。[15]

　　三、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吴立民先生1994年年初在法国答记者问时指出：佛教在过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未来是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必由之路。[16] 这段话，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在世界宗教之林中的发展前景。

　　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中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长达几十万年的原始宗教；第二阶段是阶级社会出现以后的民族－国家宗教，原始宗教的自发性、平等性为人为性、阶级性所代替，宗教蜕变成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世界宗教在创教时期往往作为官方国教的异端而出现，其普世性和超越性是对狭隘的民族、阶级、政治利益的反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为世俗统治者所利用，带上人为宗教的色彩。然而，伴随三大世界宗教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破天荒第一次产生了一种超越种族、语言、政治诸关系的信仰关系，不分籍贯和语言，不分畛域和国籍，开始按信仰结集。合乎逻辑的历史进程应是：人类宗教的第三阶段在更高的阶段上复归到普世的、自发的宗教。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宗教有二个转折阶段：第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宗教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中国无法无天的局面，从而为宗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第二个转折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转入市场经济。这一转折为宗教在下个世纪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基础。问题在于：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几乎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如何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中抓住机遇。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白马驮经”、“一苇渡江”，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恒河、印度河系的印度佛教，汇入中国的黄河、长江河系，融汇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这场延续近二千年的宗教融合运动，在中国宗教史上，并非空前，亦非绝后。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宗教文化融汇：

　　第一次是在华夏文化圈中进行。殷周鼎革时周公奠定的伦理化宗教传统，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经周、鲁文化和以齐、楚文化为代表的非周文化的冲突和融汇，至秦汉时形成“王霸杂用、儒道互补”的格局。在这“旧邦维新”的演变中，孔子生前虽未成就“尊王攘夷”的事功，却在身后完成“素王之业”，奠定了日后两千多年中国宗教的基调。汉代以《三礼》的形成和白虎观会议，标志着儒教国教地位的确立，维护王权统治和宗法血缘关系的敬天祭祖观念，成为知识阶层理性诠释的大传统文化，而“怪力乱神”的民俗信仰则作为小传统文化而成为潜流。

　　第二次是在东方文化圈中进行。因僵化的儒教经学之解体，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及其后魏晋玄学对儒教的国教地位进行了冲击，佛教恰值儒教失落之际大规模传入中国，填补了因儒教的现世指向和其他民间信仰的粗俗鄙陋所留下的精神空间，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宗教需求。佛教传入中国，就进入了中国宗教的精神历程之中。佛教运用本身在思想理论上的优势，超越了中国本土儒道二教的弱点而承担起发展深化中国宗教的历史使命，使中印两种高级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第三次是在东西文化圈中进行。明末基督教再度入华，佛教徒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立场上，对西方宗教进行批判。鸦片战争之后，儒教遂渐退出国教地位，近代佛教复兴处于世界性的政教分离运动大背景下。两次“庙产兴学”风潮迫使一盘散沙状态的佛教徒自觉地组织起来，并为延续和重建教团而举办新型的佛教教育。“五四”前后，佛教徒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参与“反孔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表明佛教在更大范围面临三大宗教冲突融汇的问题。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历史上的中国佛教，处于第二次宗教融汇运动中，表现为儒佛道三教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当代中国佛教，则处于更大范围的第三次宗教融汇运动中。原来制约着中国佛教发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关系，[17] 以及由此使佛教付出的负面代价，[18] 今天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佛教在当代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政教分离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

　　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同国家的关系。中国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凌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政教分离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所创建的佛教组织，太虚法师提出的“议政而不干治”的口号，就是在这种潮流中所获得的成果之一。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当前，政府对佛教界提出“僧要像僧，庙要像庙”的要求，就是在佛教不干预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国家在法律上确保佛教的宗教品格和主体地位。“在教言教”与“在政言政”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佛教领袖赵补初居士对当前某些地区存在的“政教不分”局面的批评，正是自觉地回应着政教分离的世界大势。

　　(二)佛教在各教平等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三教关系，主要表现为儒佛二教关系。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19] 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儒教已从政教合一的国教地位退出，恢复了儒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原貌，这为佛教真正自由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在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地理差距已大体上被克服，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现在东西方宗教打破各自局限，互相对话、相互渗透的时代已经开始，因为““世界”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人的地位和人的精神需求，现在正处于根本变化中。”[20] 宗教之间及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间的对话，其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都具有平等地位。而中国历史上三教鼎立的模式，早启当代宗教多元化之先河，为未来宗教之发展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选择。

　　大乘佛教连结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印度和欧洲大部分民族同出印欧雅利安语系，在人种和宗教上有着共同的渊源。文化存在于传播中，源于闪族系统的基督教主要在欧洲雅利安语系中发展，构成西方文明的主流；源于印度雅利安人的佛教却大成于中国，构成东方文明的代表。在科学向宗教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却独擅胜场。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佛教当仁不让地成为连结东西方文化的纽带。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政企合一的局面，必然在经济底层环境扫除旧宗法制度的残余，为佛教的发展带来新的…

《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