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行了改革，并发展出新的教派，此为明朝永乐年间。该派强调严守戒律，重视清静专修。格鲁，藏语意为“善律”，由此可见格鲁派对戒律的重视。由于卢梅大师曾戴黄帽，后来格鲁派的持律者也都戴黄帽，作为戒法重兴的象征，故格鲁派又被称为黄教。该派流行于我国西藏、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伊犁一带。格鲁派的五部大论为《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
宗喀巴曾先后从萨迦、噶举、夏鲁等派僧人学习，并通晓各派显宗和密宗教义，并着有《菩提道次第论》和《密宗道次第论》等书，为创立此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西藏地区有些僧人认为经中戒律是信解小乘者应当遵守的，修大乘者和见真性者不必受之束缚，所以弃佛制戒法于不顾。宗喀巴认为佛教的基础是增上戒学，因此他对于“断酒”、“不非时食”戒和“授食”等微小戒法非常重视，不仅倡导僧人学经须遵循次第，先显后密，尤重戒学，强调僧人要严守戒律。
宗喀巴一生致力于戒律的传播与宣讲，强调戒律对于修行者的重要意义。宗喀巴讲过的律学着作有《菩萨戒品》、《事师五十颂》、《密宗十四根本戒》。他并对此三种分别作释，写成《菩萨戒品释》、《事师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等着作。宗喀巴严于持律，受到时人的高度称赞，达赖五世称赞他说：“具足希有清净戒，勤修广大菩萨行，密乘殊胜二次第，愿迂善意胜者数。”①
二、元代的秘密戒
元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佛教戒律，新皇登基前要从帝师受佛戒。据《缀耕录》卷二说，元代“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此国俗然也”。②但是，他们所受的佛戒往往是秘密戒，严格说来，与中土流行千余年的戒律还不是一回事。
忽必烈没当皇帝时，曾向海云大士问佛事，并从其受菩萨戒。(《补续高僧传》卷十二《海云大士传》)所以在元代，菩萨戒以其简便易行仍然受到帝王和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如世祖也对八思巴说：“菩萨戒本但解法师语者皆得传受，乃印造一干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众生皆奉如来宝戒。”(《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但与宋以前不同的是，那时的帝王士绅流行受菩萨戒或三归戒，而元代诸帝大都是从帝师受秘密戒。
秘密戒，是密教的戒律，又被称为“三昧耶戒”、“秘密三昧耶戒”、“佛性三昧耶戒”等，又略称为“三戒”。三昧耶戒的理论建立于三三平等一致之上，以众生本有之清净菩提心为戒体，法界无量之万德为行相的秘密真言戒。为真言行者止恶修善所修，其戒法通显密诸戒，即含摄五戒、八戒、具足戒等，而归于“众生诸佛平等一如”之一戒。(《佛光大辞典》“三昧耶戒条”)《大日经》卷二《具缘品》中说其四种戒相为：“常不应舍法、舍离菩提心、悭吝一切法、不利众生行。”
中国之有秘密法为时很早，但在此之前仅仅是典籍翻译，不仅其未显行于世间，而且汉地僧人也少有注疏与研习者。释明河说，西域的秘密教传入中国从大持金刚胆巴开始。直至元朝始兴，因为认为大萨思迦法师有圣人之道，并尊为帝师，所以汉地秘密教始兴。
秘密戒在元代一开始即已经有了先声夺人的作用。在元世祖尚在漠北之时，即大赦天下，设会度僧，并诏国师八思巴登座为众授秘密戒。同时经八思巴推荐，幼时即通显密诸部的西藏胆巴和尚(1230—1303)也受到忽必烈的诏见，并留于身边，“当求戒法，寻礼为师”。(《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胆巴和尚，于元代至元九年(1272)在京师为王公授戒，“王公以下，皆禀戒师”。其后，皇庆二年(1313)，八思巴为忽必烈授戒；泰定元年(1324)，帝师为泰定帝授佛戒；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又命帝师修佛事于禁中，并从帝师受无量寿佛戒，同年十月，皇后亦令真八刺受佛戒于帝师；至顺元年(1330)，顺帝及皇后、燕王受佛戒。
诸帝之中，元顺帝可谓是尤为突出的一个。元顺帝在位既久，且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至正十七年(1357)，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秘密进献西天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揲儿法(大喜乐)，又进西蕃僧善秘密法，顺帝皆从而习之。并曾以宫女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天魔舞，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宫受秘密戒者得入，若不受则不能进入。(《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在《佛祖统纪》卷四十八中，我们可以频频看到帝诏“西僧”做佛事之说，因此，元代的律学发展除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以外，还受着具有官方色彩的秘密教和秘密戒的影响，尤其是在西僧活跃的京师和中原、北部地区。
而且，凭借着当时一些喇嘛僧人的个人的才质和政治的支持，元代的喇嘛教在中国发展很快，不仅北方，甚至对南方佛教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胆巴就是这样的僧人。
胆巴(1230—1303)，意为“微妙”，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年十五六即精通显密诸部。元代立国前，曾被世祖礼以为师。胆巴也曾劝世祖要与成吉思汗一样，蠲免僧尼赋税，以利其身安办道。成宗元贞一年(1295)，胆巴奉诏住大护国仁王寺，示寂后曾为建塔仁王寺。西域秘密教行于中国，以其为始祖，故胆巴又被称为“金刚上师”。(《补续高僧传》卷一《金刚上师传》)至元二十六年(1289)，胆巴和尚被元世祖派往潮州开元寺，“由汴涉江，洎于闽广，所至州城俱沾戒法，巴并在潮州传法建寺”。(《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至元三十年(1293)胆巴又在内殿建观音狮子吼道场，为元帝疾病祈福。由于胆巴和尚在元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追号胆巴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巴帝师”。(《补续高僧传》卷一《金刚上师传》)大德六年(1302)，曾经奉旨从帝师受戒的必兰纳识理，替元成宗出家。(《补续高僧传》卷一《必兰纳识理传》)于是，在僧俗两界的共同推动下，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于天朝，敬慕于殊俗”。(《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元代流行的这种秘密戒不论是在经典所依、思想义理、授受方式以及戒律持守上都与汉传佛教有着不同。同时，不少僧人此时也是显密兼修的如释法祯(生平不详)四十余年，“性相教义，禅学密乘”无不该览，所以，“凡皇家大会，演法师为巨擘，王公有识大人，皆望尘加敬”。(《补续高僧传》卷一《法祯传》)
元时，汉地僧人受秘密戒者也较为普遍。如释性澄也从胆巴上师禀受密戒、从哈尊上师研喇嘛教。(《大明高僧传》卷一《性澄传》)元京师大宝集寺妙文入灭时即跏趺结三昧印。同时，这种秘密教中的一些真言咒语偈诵也对汉地僧众的日常行为轨仪有了明显影响。如明代性只编纂《毗尼日用录》和如馨的《经律戒相布萨轨仪》都采用了一些咒语。天台慈云寺沙门释真清，也曾密持《梵网经心地品》及《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为常课。(《大明高僧传》卷四《真清传》)
三、元代的“四分律学”
南宋金元之时，汉地佛教的律宗传承暗淡无光，不仅没有重要律师出现，律学理论和持戒修行理念受到削弱，甚至连汉传佛教传统的布萨、羯磨诸本等仪轨都难以为行。尽管有政治的支持，元代汉地佛教一开始还是有着衰微的现象，这对此时的律学研习或持律精神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为师传队伍，律师谱系相当不明，律学研习也已湮于他宗僧人的活动之中。虽然元世祖曾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但入元以后，从律学的角度上说，律师们已经基本上不再刻意区分佛制戒律的大小乘属性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一)传统戒律持守松弛
元初，汉传佛教一片凋敝，戒律不振，修行颓废。对当时的持律状况，世祖也不得不有“去佛遥远，僧戒全亏”之感慨。(《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出现了“世之高流，轻蔑律仪，惟恃见解”的现象。(《大明高僧传》卷四《真清传》)甚至有的“僧道作商贾，有妻子”；(《元史·成宗记二》)有的“盗公物，畜妻孥”；(《元史·成宗记四》)也有的僧徒“贪利无已”，或为“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元史·帝师传》)以致于许多高僧对此忧心忡忡。正如禅僧印简所言：“我观今日沙门，少护戒律，学不尽礼，身远于道。”(《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
造成这种现象不仅归因于两宋时禅宗的兴盛或后期的丛林腐败，这种现象或许得到统治者的容忍和默许可能也是主要原因。虽然元世祖也重视僧教的戒律规仪，如世祖曾印造菩萨戒本干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众生皆奉如来戒；而且还令诸路高僧，俱赐红黄大衣，传授大戒；(《佛祖历代通载》又曾命逸林上师译《药师坛法仪轨》。(《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但僧禁可能仍然松弛，如有的僧人甚至自陈终日不曾离眷属，钵盂常染腥膻味，但却被元世祖称为“好老实人”。(《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如在《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中还有如下记述：
阿合麻丞相奏日：“天下僧尼颇多混滥，精通佛法可允为僧，无
知无闻，宜令例俗。”
胆巴师父奏云：“多人祝寿好，多人生怒好
”
帝云：“多人祝寿好。”其事乃止。(《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显然，可能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现象才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到了元仁宗时即出现了“释子乃竞于官阶，宫阶无尽期，贪爱无满分，，之现象。故而仁宗皇帝降旨，除宣政院外，僧录、僧正、都纲司等官僧署一律革去。(《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二)律学理论研习贫乏
与天台、净土两宗不同，有元一代，传统性质的律学着作十分贫乏，元代也无律学史上重要的律学撰述。在《大正藏》中，共有元代译撰编等颂古类、义学类、史传类、禅修类和律学仪规类经典二十八种，其中仅有《敕修百丈清规》十卷与戒律有关…
《异样的色彩：辽金元时期的律学(王建荣)》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