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行了改革，並發展出新的教派，此爲明朝永樂年間。該派強調嚴守戒律，重視清靜專修。格魯，藏語意爲“善律”，由此可見格魯派對戒律的重視。由于盧梅大師曾戴黃帽，後來格魯派的持律者也都戴黃帽，作爲戒法重興的象征，故格魯派又被稱爲黃教。該派流行于我國西藏、蒙古、甘肅、青海、和新疆伊犁一帶。格魯派的五部大論爲《量釋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戒律本論》、《俱舍論》。
宗喀巴曾先後從薩迦、噶舉、夏魯等派僧人學習，並通曉各派顯宗和密宗教義，並著有《菩提道次第論》和《密宗道次第論》等書，爲創立此派奠定了理論基礎。當時，西藏地區有些僧人認爲經中戒律是信解小乘者應當遵守的，修大乘者和見真性者不必受之束縛，所以棄佛製戒法于不顧。宗喀巴認爲佛教的基礎是增上戒學，因此他對于“斷酒”、“不非時食”戒和“授食”等微小戒法非常重視，不僅倡導僧人學經須遵循次第，先顯後密，尤重戒學，強調僧人要嚴守戒律。
宗喀巴一生致力于戒律的傳播與宣講，強調戒律對于修行者的重要意義。宗喀巴講過的律學著作有《菩薩戒品》、《事師五十頌》、《密宗十四根本戒》。他並對此叁種分別作釋，寫成《菩薩戒品釋》、《事師五十頌釋》、《密宗十四根本戒釋》等著作。宗喀巴嚴于持律，受到時人的高度稱贊，達賴五世稱贊他說：“具足希有清淨戒，勤修廣大菩薩行，密乘殊勝二次第，願迂善意勝者數。”①
二、元代的秘密戒
元代統治者非常重視佛教戒律，新皇登基前要從帝師受佛戒。據《綴耕錄》卷二說，元代“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此國俗然也”。②但是，他們所受的佛戒往往是秘密戒，嚴格說來，與中土流行千余年的戒律還不是一回事。
忽必烈沒當皇帝時，曾向海雲大士問佛事，並從其受菩薩戒。(《補續高僧傳》卷十二《海雲大士傳》)所以在元代，菩薩戒以其簡便易行仍然受到帝王和社會的重視和支持，如世祖也對八思巴說：“菩薩戒本但解法師語者皆得傳受，乃印造一幹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衆生皆奉如來寶戒。”(《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但與宋以前不同的是，那時的帝王士紳流行受菩薩戒或叁歸戒，而元代諸帝大都是從帝師受秘密戒。
秘密戒，是密教的戒律，又被稱爲“叁昧耶戒”、“秘密叁昧耶戒”、“佛性叁昧耶戒”等，又略稱爲“叁戒”。叁昧耶戒的理論建立于叁叁平等一致之上，以衆生本有之清淨菩提心爲戒體，法界無量之萬德爲行相的秘密真言戒。爲真言行者止惡修善所修，其戒法通顯密諸戒，即含攝五戒、八戒、具足戒等，而歸于“衆生諸佛平等一如”之一戒。(《佛光大辭典》“叁昧耶戒條”)《大日經》卷二《具緣品》中說其四種戒相爲：“常不應舍法、舍離菩提心、悭吝一切法、不利衆生行。”
中國之有秘密法爲時很早，但在此之前僅僅是典籍翻譯，不僅其未顯行于世間，而且漢地僧人也少有注疏與研習者。釋明河說，西域的秘密教傳入中國從大持金剛膽巴開始。直至元朝始興，因爲認爲大薩思迦法師有聖人之道，並尊爲帝師，所以漢地秘密教始興。
秘密戒在元代一開始即已經有了先聲奪人的作用。在元世祖尚在漠北之時，即大赦天下，設會度僧，並诏國師八思巴登座爲衆授秘密戒。同時經八思巴推薦，幼時即通顯密諸部的西藏膽巴和尚(1230—1303)也受到忽必烈的诏見，並留于身邊，“當求戒法，尋禮爲師”。(《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膽巴和尚，于元代至元九年(1272)在京師爲王公授戒，“王公以下，皆禀戒師”。其後，皇慶二年(1313)，八思巴爲忽必烈授戒；泰定元年(1324)，帝師爲泰定帝授佛戒；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又命帝師修佛事于禁中，並從帝師受無量壽佛戒，同年十月，皇後亦令真八刺受佛戒于帝師；至順元年(1330)，順帝及皇後、燕王受佛戒。
諸帝之中，元順帝可謂是尤爲突出的一個。元順帝在位既久，且怠于政事，荒于遊宴，至正十七年(1357)，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秘密進獻西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揲兒法(大喜樂)，又進西蕃僧善秘密法，順帝皆從而習之。並曾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遇宮中贊佛則按舞奏樂。宮宮受秘密戒者得入，若不受則不能進入。(《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在《佛祖統紀》卷四十八中，我們可以頻頻看到帝诏“西僧”做佛事之說，因此，元代的律學發展除了禅宗思想的影響以外，還受著具有官方色彩的秘密教和秘密戒的影響，尤其是在西僧活躍的京師和中原、北部地區。
而且，憑借著當時一些喇嘛僧人的個人的才質和政治的支持，元代的喇嘛教在中國發展很快，不僅北方，甚至對南方佛教也有一定的影響。如膽巴就是這樣的僧人。
膽巴(1230—1303)，意爲“微妙”，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年十五六即精通顯密諸部。元代立國前，曾被世祖禮以爲師。膽巴也曾勸世祖要與成吉思汗一樣，蠲免僧尼賦稅，以利其身安辦道。成宗元貞一年(1295)，膽巴奉诏住大護國仁王寺，示寂後曾爲建塔仁王寺。西域秘密教行于中國，以其爲始祖，故膽巴又被稱爲“金剛上師”。(《補續高僧傳》卷一《金剛上師傳》)至元二十六年(1289)，膽巴和尚被元世祖派往潮州開元寺，“由汴涉江，洎于閩廣，所至州城俱沾戒法，巴並在潮州傳法建寺”。(《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至元叁十年(1293)膽巴又在內殿建觀音獅子吼道場，爲元帝疾病祈福。由于膽巴和尚在元代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追號膽巴爲“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巴帝師”。(《補續高僧傳》卷一《金剛上師傳》)大德六年(1302)，曾經奉旨從帝師受戒的必蘭納識理，替元成宗出家。(《補續高僧傳》卷一《必蘭納識理傳》)于是，在僧俗兩界的共同推動下，秘密之法“日麗乎中天，波漸于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于天朝，敬慕于殊俗”。(《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
元代流行的這種秘密戒不論是在經典所依、思想義理、授受方式以及戒律持守上都與漢傳佛教有著不同。同時，不少僧人此時也是顯密兼修的如釋法祯(生平不詳)四十余年，“性相教義，禅學密乘”無不該覽，所以，“凡皇家大會，演法師爲巨擘，王公有識大人，皆望塵加敬”。(《補續高僧傳》卷一《法祯傳》)
元時，漢地僧人受秘密戒者也較爲普遍。如釋性澄也從膽巴上師禀受密戒、從哈尊上師研喇嘛教。(《大明高僧傳》卷一《性澄傳》)元京師大寶集寺妙文入滅時即跏趺結叁昧印。同時，這種秘密教中的一些真言咒語偈誦也對漢地僧衆的日常行爲軌儀有了明顯影響。如明代性只編纂《毗尼日用錄》和如馨的《經律戒相布薩軌儀》都采用了一些咒語。天臺慈雲寺沙門釋真清，也曾密持《梵網經心地品》及《觀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爲常課。(《大明高僧傳》卷四《真清傳》)
叁、元代的“四分律學”
南宋金元之時，漢地佛教的律宗傳承暗淡無光，不僅沒有重要律師出現，律學理論和持戒修行理念受到削弱，甚至連漢傳佛教傳統的布薩、羯磨諸本等儀軌都難以爲行。盡管有政治的支持，元代漢地佛教一開始還是有著衰微的現象，這對此時的律學研習或持律精神都有著重大的影響。作爲師傳隊伍，律師譜系相當不明，律學研習也已湮于他宗僧人的活動之中。雖然元世祖曾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但入元以後，從律學的角度上說，律師們已經基本上不再刻意區分佛製戒律的大小乘屬性了。(《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
(一)傳統戒律持守松弛
元初，漢傳佛教一片凋敝，戒律不振，修行頹廢。對當時的持律狀況，世祖也不得不有“去佛遙遠，僧戒全虧”之感慨。(《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出現了“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解”的現象。(《大明高僧傳》卷四《真清傳》)甚至有的“僧道作商賈，有妻子”；(《元史·成宗記二》)有的“盜公物，畜妻孥”；(《元史·成宗記四》)也有的僧徒“貪利無已”，或爲“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元史·帝師傳》)以致于許多高僧對此憂心忡忡。正如禅僧印簡所言：“我觀今日沙門，少護戒律，學不盡禮，身遠于道。”(《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一)
造成這種現象不僅歸因于兩宋時禅宗的興盛或後期的叢林腐敗，這種現象或許得到統治者的容忍和默許可能也是主要原因。雖然元世祖也重視僧教的戒律規儀，如世祖曾印造菩薩戒本幹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衆生皆奉如來戒；而且還令諸路高僧，俱賜紅黃大衣，傳授大戒；(《佛祖曆代通載》又曾命逸林上師譯《藥師壇法儀軌》。(《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但僧禁可能仍然松弛，如有的僧人甚至自陳終日不曾離眷屬，缽盂常染腥膻味，但卻被元世祖稱爲“好老實人”。(《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如在《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中還有如下記述：
阿合麻丞相奏日：“天下僧尼頗多混濫，精通佛法可允爲僧，無
知無聞，宜令例俗。”
膽巴師父奏雲：“多人祝壽好，多人生怒好
”
帝雲：“多人祝壽好。”其事乃止。(《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
顯然，可能正是出于政治的考慮，這種現象才造成了更爲嚴重的後果，到了元仁宗時即出現了“釋子乃競于官階，宮階無盡期，貪愛無滿分，，之現象。故而仁宗皇帝降旨，除宣政院外，僧錄、僧正、都綱司等官僧署一律革去。(《佛祖曆代通載》卷二十二)
(二)律學理論研習貧乏
與天臺、淨土兩宗不同，有元一代，傳統性質的律學著作十分貧乏，元代也無律學史上重要的律學撰述。在《大正藏》中，共有元代譯撰編等頌古類、義學類、史傳類、禅修類和律學儀規類經典二十八種，其中僅有《敕修百丈清規》十卷與戒律有關…
《異樣的色彩：遼金元時期的律學(王建榮)》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