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种思想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思想。再者，“禅律相分”也不是说禅律的绝对相分，其实许多禅师都是十分重视戒律的。如唐代宣鉴德山禅师(782—865)听说南方禅宗盛行，大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天下学人莫不归附，心里愤愤不平，斥道：“出家儿干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搂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释氏稽古略》卷三)唐末五代时的文偃禅师(864—949)，幼即投学于志澄律师，出家后又从志澄律师专攻《四分律》数年，等等。

　　只是，这种禅律相分的思想到了北宋时更为突出。

　　如庐山万杉善爽禅师在开导弟子时说：“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律有律师，教老僧说个什么

　　”“良久，云：春因归堂打睡”。(《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六)以及“谈经者，克明因果，诠显真乘；秉律者，洞达开遮，坚持轨则；演论者，研穷妙理，剖判渊微；习禅者，顿悟本心，提佛祖印，即证解脱，透出根尘”。(《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七)这种观点都反映了禅者在修行时下意识地将戒律视为另一法门，而不是溶于各种法门之中的一种精神和行为规范。这也是东晋时庐山慧远曾经批评过的思想倾向。

　　因此，一些禅者对律学抽象和繁琐的理论也不感兴趣，撇开了“戒是无上菩提本”的精神，一味地强调直取佛境。所以，有居士问本嵩禅师关于道宣的毗尼“性体”含义时，本嵩禅师才以如此之偈回答：“情智何尝异，犬吠蛇自行，终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三)看似禅意盎然，实则是对戒律的无视，对严持戒律者的嘲讽。另外，也有天台受具学律习教之人对戒律不满，如说“毗尼之严，科目之烦，固我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断众流，一超直入，非禅波罗蜜，曷能致之二”等等。(《佛祖纲目》卷四十一)这是道宣早就在《续高僧传》之《明律论》中批评过的错误观点。

　　当然也有禅师认识到本质上佛教三学的内在一致性。即是：“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漠，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居士分灯录》卷上《佛光如满禅师法嗣》)但是，由于不少禅者只是坚信履行无相戒、见性成佛，而不拘于持戒的思想，这些与传统的持律思想相异的观念和行为，不仅造成了戒律理论的认识分歧，也造成了持守上的禅律相分。因此，在修行方式上，禅者的方式与传统律宗的要求在现实丛林中可能是渐行渐远。

　　二、“禅律相攻”

　　当然，我们不能说宋时禅僧对律学都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宋时僧闭中存在一种禅律刻意相分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某些禅者的律学观和修行方式确实影响到了律宗的发展，以至于有苏轼在《杭州龙井山辩才法师祭文》中所说的“禅律相攻”现象的出现。(《释氏稽古略》卷四)

　　在宋代，“禅律相攻”有两种表现：

　　第一，它表现在戒律思想和持守理念上的“相攻”。宋时昙秀在其所辑的《人天宝鉴》之序言中对此种现象批评道：

　　昔之禅者，未始不以教律为务；宗教律者，未始不以禅为务。至于儒老家学者，亦未始不相得而彻证之非。如今日专一门、擅一美互相诋訾，如水火不相入。在其《人天宝鉴》一书中，也有不少对此观点的形象说明：

　　兜率梧律师从学普宁律师，持己精严，日中一食，礼诵不辍。后住兜率，尝问道径山琳禅师。琳见其着心持戒，不通理道，因戏谓日：“公被律缚，无气急乎

　　”

　　梧日：“根识暗钝，不得不缚，望师悯而示之。”

　　琳举婆修盘头，尝一食不卧，六时礼佛，清净无染，为众所归。二十祖阁夜多将欲度之，问其徒日：“此头陀精修梵行，可得佛乎

　　，，

　　其徒日：“精进如此，何故不可

　　，，

　　夜多日：“汝师与道远矣!纵经尘劫，皆虚妄之本。”

　　其徒不愤，谓夜多日：“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

　　”

　　夜多日：“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心无所之，名之日道。”

　　婆修闻已，获无漏智。

　　琳遂厉声喝一喝，云：“直饶与么，犹是钝汉。”

　　梧于言下，心意豁然，喜跃而拜，日：“不闻师诲争解，知非今当

　　持而不持，持无作戒，更不消着心力也。”

　　辞行回至丈室，屏去旧习，独一禅床，讲倡之外，默坐而已……

　　(《人天宝鉴》)

　　明代元贤也指责宋代这种“禅律相攻”说：“禅学晚进，妄意高远，辄谓戒律不足持三藏，不足阅傲然，自恣以为身在三界之外，而不知已落泥犁之中矣。”(元贤《建州弘释录》卷上)

　　苏轼对禅律一如者有着形象的比喻，他在《杭州龙井山辩才法师祭文》中曾说：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

　　又于其间，禅律相攻。

　　我见大海，有南北东，

　　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维大法师，自戒定通，

　　律无持破，垢净皆空。

　　讲无辩讷，事理皆融，

　　如不动山，如常撞钟。

　　如一月水，如万窍风。(《释氏稽古略>>卷四)

　　显然在此意义上，一些禅僧对律学的认识反而达不到苏轼的认识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宋代禅宗的兴盛，士大夫也多修禅学，他们往往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吟偈赋诗，发明禅理。所以，那种带有禅意的戒律观也在僧俗两界十分流行。如下对话和议论即是此种禅戒观的表现：

　　叶石林云：“佛氏论持律，以隔墙闻钗钏声为破戒。”

　　苏子由为之说日：“闻而心不动非破戒，心动为破戒。”

　　子由盖自渭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

　　夫淫坊酒肆，皆是

　　道场。 内外墙壁，初谁隔限，此耳本何所在

　　今见有墙为陋，是一重

　　公案；知声为钗钏，又是一重公案。 尚问心动不动乎

　　①

　　第二，这种禅律相攻还表现在双方对外在的社会资源的利用和争夺上，其直接表现是对寺院的“革律为禅”，即把律院改为禅院。

　　早在五代时，即出现了这种“革律为禅”的现象。如后汉时云门大师住洞山，即易律寺为禅院，从而使学徒奔凑。(《释氏通鉴》卷十二)北宋之时，这种倾向更为常见或普遍。如：

　　神宗元丰初年(1078)，神宗皇帝为求圣嗣，乃革相蓝律院分为两禅院，一日惠林、一日智海；(《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十一)

　　神宗元丰三年(1080)，诏革江州东林律居为禅院；诏于大相国寺创二大禅刹；(《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

　　神宗使大洪寺“革律为禅”；(《嘉泰普灯录》卷三)

　　宋神宗、哲宗年间，有“兜率寺革律为禅”；(《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

　　徽宗崇宁年间(1102一1106)，诏改随州大洪山律寺为禅；(《补续高僧传》卷九)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信州守以超化寺革律为禅；(《建州弘释录》卷上)等等。

　　这种“革律为禅”甚至成了禅师的禅机和话头。在《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二中即有问：“祖意西来即不问，改律为禅事若何

　　”照觉禅师的回答是：“壶中日月，物外山川。”

　　值得指出的是，北宋初年，律宗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如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制革相国寺六十四院，为二禅八律”。(《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而到了元丰五年(1082)神宗皇帝又辟相国寺六十四院为八，禅二律六。(《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这与其后的“禅律相攻”形成鲜明的对比。①

　　第三节 北宋时的律师及其思想

　　宋代中期以后，唐至五代时兴盛一时的律宗三家仅存南山一系。虽然首善之地汴梁(开封)佛教兴盛，但律学事实上的中心仍然在南方的吴越钱塘一带。其佼佼者如赞宁、允堪、元照等律师均居于此地。

　　一、赞宁及其撰述

　　赞宁(919—1001)，俗姓高，吴兴德清(今属浙江)人，后唐天成年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吴越钱氏清泰(934—936)初年入天台山受具足戒，具探律部、博通三藏。后又往灵隐寺，师从法宝大师的门人希觉律师，专习南山律学，因其辞辩才俊而被尊称为“律虎”。赞宁主要活动于吴越王时期，很受钱氏的推崇敬重。吴越王钱弘仿委其为两浙僧统，并赐“明义宗文大师”之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赞宁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来到北宋都城汴梁，随吴越王钱弘椒降宋，受到太宗的重视，曾得宋太宗召见于滋福殿，被赐予紫衣及“通慧(惠)大师”号，入翰林院等。淳化元年(990)，晋住开封左街天寿寺，任左街讲经首座，后任史馆编修。至道元年(995)，知西京洛阳教门事。咸平元年(998)，赞宁又被加右街僧录等职。在当时，赞宁是作为佛教界的权威而活动于世的。如在淳化元年(990)，参知政事苏易简奉太宗旨意而主持编纂三教圣贤事迹，其中佛教圣贤事迹由赞宇所编，即是《鹫岭圣贤录》。

　　赞宁于咸平四年(有说咸平五年或至道二年，996)示寂，葬于钱塘龙井坞。其门下弟子有显忠、智轮等。天圣七年(1029)其法孙宗盛，将赞宁遗骸付诸荼毗，重新祭奠。南宋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又追谥“圆明大师”。赞宁事迹散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六、《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释氏稽古略》卷四、《律苑僧宝传》卷八、《缁门警训》卷一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文献中，文字大都很简略。

　　赞宁的律学中有着净律结合的思想。由于没有专门的律学著作传世，对其律学思想我们只能从他的相关文章中略见一斑。如其在《宋高僧传》中的一些评论式的语言、“系曰”，以及其“明律篇”后所附的“论律”等等。

　　赞宁虽然身为律师，但仍攻于内学外典，并长于诗文，兼善儒、老、百家，因此三学好友甚多，如李防、宋琪、杨微之、魏丕、李运、朱昴、武允成、张好问等，他们都是这一历史时期著名的士绅英贤。

　　赞宁之时，释子多对吟咏感兴趣，但唯赞宁“…

《律宗的中兴：宋代的律宗(王建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