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收入。他说：“钞为新学直申正理，文义简略致多谬妄。此既律教之源，复是修行之本，事须广释少资心用。”因此，他作《行事钞资持记》以细明其义，以一部统归三行，使三行无越二持。(《资持记》序)
元照重视律教在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他说，律教是能诠教，“教必诠行，一宗旨趣，万行元基，理须明识，故云教所诠意，诠显也”。(《资持记》卷上一上)因此他强调说：“当知三学，行之本也，教由生也。行即是业，诠行成教。是则三世十方一切佛法，无非诠业。此约教行，以明业也。”(《济缘记》卷一)
元照把弘宣《行事钞》、写作《资持记》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在《资持记》卷首的序言中说：“历观往古述作，凡五十余家，各谓指南，俱称尽理，然今所立颇异昔传。”依本记卷首序文，元照写本记主要有五个目的或其为注南山律宗之标准而设立五项体例：定宗、辩教、引用、破立、阙疑。他说，三藏所分，其意不同，但是往哲未详，所以固多滥涉，广谈论学以乱律乘。尤其像《增辉记》等随文结释，涅槃四果等并依法相广列章门，况且所引之论又多依《俱舍论》、《婆沙论》，是用实宗以释假部，可谓宗骨颠倒，致令后学枉费时功。所以，他作《资持记》义当纠正，言教唯归律藏，语行则专据戒科，决持犯之重轻，建僧宗之轨范。本文即是以业疏三宗以示一家处判。因为教由体立，体即教源，故须约体用分教相，此有三种，这即是常说的“三宗”：萨婆多部，“明体则同归色聚，随行则但防七支，形身口色成远方便”，此即“当分小乘教”；假名宗，论体则强号二非，随戒则相同十业，重缘思觉即入犯科，此名“过分小乘教”；圆教宗，用涅槃开会之意，决了权乘同归实道，故考受体，乃是识藏熏种，随行即同三聚圆修，微纵妄心即成业行，此名“终穷大乘教”。(《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序”)
在本记中，元照除立论倡导己说之外，他一改允堪《会正记》之宗旨，因之而使唐时一脉相承的南山宗律学也因分为“会正宗”和“资持宗”。
1，以天台圆教思想诠释《行四分律》和《行事钞》
元照生活于天台胜地，早年因神悟劝令“阐明法华宗旨，以弘四分戒律”，于是历游温、台二州，从名师研习天台教观。事实上，其后元照也正是以法华和天台思想，开显圆意、诠释律部而立一代律学的。南宋时释志磐说：“元照律师，始约《法华》开显，作《资持记》，以明南山律宗。于是《会正》、《资持》疏为二派。(《佛祖统纪》卷四十六)这种以法华圆意阐释《行事钞》的思想倾向，造成其律学思想有着“引台入律”的倾向，处处有着天台圆教思想的印记，或者说是“杂糅天台教义以注释律部”。①
元照律师以天台教义释律，倡教、律、禅一致，主律、禅、教三学一源。他说：“律，佛所制也；教，佛所说也；禅，佛所示也。”他认为，律非学无以自明，教非学无以自辨，禅非学无以自悟。故律、教、禅，同出而异名，即同出于一心，因此对三学主张五分别地加以修学，表现出他对律教禅三学的调和主张。正因如此，才有干岩禅师从其深研法华、探究律学。(《续释氏稽古略》卷一)
2．坚守南山律学和成实思想，反对有部宗和俱舍思想
对于实法宗和假名宗，元照仍然是继承了道宣在《行事钞》和《业疏》中的思想和主旨，宗南山律学和《成实论》，斥贬有部律和《俱舍论》。他不仅指出其特点，更是言明其缺点。在《资持记》中，元照首先对律学三宗进行了分析，指明其所宗和理由。他说：“然教由体立，体即教源，故须约体用分教相。”以《十诵律》为代表的实法宗(或称为萨婆多部、有宗)，其理论源于《婆沙》、《俱舍》、《多论》、《杂心》，明体则同归色聚，随行则但防七支，形身口色成远方便，名相交参难以识体，因此实为“小乘教”。
以《四分律》为代表的假名宗(即昙无德部、空宗)，此宗论体则强号二非，随戒则相同十业，重缘思觉即入犯科，此名“过分小乘教”。至于南山历来所坚守的圆教宗，由于是用涅槃开会之意，决了权乘同归实道，其所受之体乃是“识藏熏种”，随行即同三聚圆修，微纵妄心即成业行，故其名为“终穷大乘教”。元照认为，南山一宗正依《四分律》，深浅兼具，旁收有部，教蕴分通，大小通塞假实浅深无所具，故为终会圆乘。(《资持记》卷上一上)
3．戒体思想
元照十分重视律宗的主要思想“戒体”。在《资持记》中，他对于道宣在《业疏》中分为六种的二种戒体之别，又重新撮要诠释。不仅细说了道宣的未详之言，而且有了新的理论发展。
元照首先明确，二种戒体均是有为，不属于三无为(虚空、择灭、非择灭)。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假缘构造生住异灭之四相所为。再者，由于一切有为法可总束为三聚：一色聚、二心聚、三非色非心聚，但二种戒体只属于色聚而不属于其余二聚。由于五根、五境、无表色三种色法共有十一种，但可总括为三：一可见有对色，即色尘；二不可见有对色，五根四尘；三不可见无对色，即法尘少分。此又分为两种：一是心法谓诸心数法，二是非心法。作戒体中的身口二作，身作属于初色，口作即属第二色中声尘。至于身口无作则属于第三色，无作则属于非身口二色，当体为戒，色声非恶无记，六作业成，即得为戒。故无作戒体是属本善。同时，二戒俱色，作色即是色声两尘。无作色者法入中摄，实为假色。
既然无作实非见对，那么何以其名为色呢
这有几种理由，元照解释道，一是因为，“能造名色。疏云：戒体所起依身口成，随具辨业通判为色”。二者，“损益名色。又云，彼宗七业皆是色中有损益故”。三者“碍故名色。又云，无作虽非见对，然为四大造更相障碍”。因此，可说无作实以色为体。既然无作能相障碍，则其应同根尘；既然无作为法入，为意所对，则应该属于非无对。元照说：“五根五尘能所俱碍皆是色，故能所俱对互不通，故假色不虽尔与意对。意根通缘一切尘，故即非对义。又，假色是色意根非色，故非碍义。”
元照说，作戒体的形成始于坛场终白四竟，第一刹那以前，三业营为，方便构造者即是，作之体者是为身口业思。所谓“身”即是行来跪礼之动作，“口”即为陈词乞戒之口作。由于立志要期，希法缘境，心彻始终统于身口，故名身口业思，此业思即是作之体，而不是“心王”。这是因为，“若观论文，三业皆心，离心无思之语似指心王。然而王数，体用以分，由体起用，用即是体，今论作业，就用为言。故业疏云：言心未必是思，言思其必是心”。(《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下)
小乘阿毗达磨将一切有为法分为色法、心法和非色非心法三聚。色法意为乃四大所造成，心法即与心相应俱起。那种既非因四大也非因心法而起的有为法即为“非色非心”法。《成实论》主张无作戒体属非色非心。元照说，非色非心为成实论第三聚名，亦号不相应聚，此聚有十七法，无作即其一也。元照强调说，由于有宗所说的五根五尘四大之十四色，皆是由尘境推识，善恶本心所造，是故根尘并属无记，根尘四大俱通善、恶、无记三性。有部论师所立色声有二：一者，外五尘及报色，它们属于非罪福性，而内方便色则是罪福性。二者，一念色声眼耳所得为非罪福性，相续色声法入所摄是罪福性，而其所取则是“方便相续色声以为作体”。(《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下)这正是元照所要区分的。
对于道宣在《业疏》中初解“色”“心”为体，元照解释说：“身口即色业，思即心，故无异也，钞从显要，令易解耳。……善恶虽殊，发业义一，故如律，心疑想差，不至果本……一切无害心皆不犯，此虽动色但由无心，故不成业。”(《资持记》卷中一下)元照说，自昔至今谈戒体者，共有二执：第一者为法执，他们有的虽讲《四分律》，但却依《杂心》出非色心礼；有的虽学十诵，却又傍准《成论》立色为体，出体顺计，据教乖宗，故名法执。第二执者谓迷执，有的虽弘假名宗却立色为体，有的传有部律却执非色非心为体。如意光即以理为体，法愿律师则以受戒五缘为体，《增辉记》则主“非色非心”是种子义，即立种子为体。元照强调说，非色非心决不是为无见有对法之“细色”，因此与有宗是不同的。因为南山宗所解的“非色”意为是非尘大所成，而非简粗色粗心唯取细色耶。所以元照说，所谓“色”，其意有五，“一相、二异、三损、四碍、五对”。(《资持记》卷中一下)
《资持记》是继《行事钞》之后，律家的又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它内容丰富、阐述清晰，所以元照之后，《资持记》也受到僧众的普遍欢迎。其后又有律家为之作注，如宋则安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序解并五例讲义》一卷、宋道标的《资持记立题拾义》一卷、宋怀显集的《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一卷，以及日本僧人远照的《行事钞资持记资行钞》二十八卷等。南宋末宝佑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请得《资持记》与道宣三大部一同入藏印行。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传入日本后，也有深入的研究。1686年日僧慈光、瑞芳等将道宣的《行事钞》与《资持记》和《四分律行事钞科》汇合，题名《三籍合观》，分为四十二卷刊行流布。
(三)《芝园遗编》的主要思想
《芝园遗编》又作《芝苑遗编》，元照撰，掘其文前之序，元照抄《戒体章》为熙宁三年(1070)。当然，它们不是一时之作，后由道询编集而成，共三卷，今见于《卍续藏经》中。上卷内容有《戒体章》、《持犯体章》、《持犯句法章》、《律宗要》、《大小乘论》、《始终戒要》六篇；中卷有《授大乘菩萨戒仪》、《剃发仪式》、《受戒方便》、《建明州开元寺戒坛誓文》(并郑丞相跋)、《诫沙·弥文》；下卷有《为蒋枢密开讲要义》(请简诗附)、《为高丽僧统义天开讲要义》…
《律宗的中兴：宋代的律宗(王建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