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溥常法师的振兴佛教与佛教教育思想
黄夏年
七塔寺是宁波地区四大寺院之一，曾经在我国近代佛教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当代著名的佛教领袖释太虚、释圆瑛、释寄禅、释道阶、释谛闲、释宝静等人都与该寺有着很深的关系，并且先后在担任过一定的僧职，或者在这里讲经著疏。本文介绍的是七塔寺的溥常法师的有关振兴佛教和佛教教育的思想，不对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的时代，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逢勃发展，无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了一次重新的审视，宗教在这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受到猛烈的抨击。佛教经过隋唐佛教的繁荣和宋元明清的衰落，到了清末民初，已经非常衰颓了，法门秋晚，人才不出，理论未显，经忏维持，被人们看做“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溥常法师痛心人心的失落，社会的混乱，佛教的衰颓，他说：“近时海道开通，欧化东渐，耶回天主，雄出列强。种种学说，种种主义，纷然杂糅，哄动全球。争权利，没公理，以武器为神圣，涂炭生灵，毫无顾忌。”“东半球佛法遍满，人类中毒根深，如少食金刚难消。慨夫近岁中华佛教大局，凌弱已达极点，外界刺激叠来而不知自救，实深浩叹泪下。曰寄生虫，曰麻木鬼，曰睡狮，曰废人，斯等骂名，罪在何人。”总之，正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末法期的中国佛教，在溥常法师看来，已经到了非挽救和振兴不可的地步了，他决心在这方面做出一番成绩。溥常法师欲挽救社会，振兴佛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看法。归结到一点，即是爱国与爱教之统一。对整个社会问题，他以佛教作为武器，欲用佛教的思想教义来重新收拾人心，并明显地表现出爱国的思想。溥常法师用春夏秋冬四时交替的自然观来说明社会思想的变化。他在《报恩佛学院院刊序》中说：“自生民以来，我国三皇之教简而素，春也；五帝之教详而文，夏也；三王之教密而严，秋也；降及秦汉，百弊丛生，有不忍闻问者，于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古圣说教，迭相扶持，犹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然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者。由秦汉而下千余载，人心不古，异说竞出，风俗愈糜愈薄。三教鼎立，互相诋訾，大道寥寥，甚为叹惜。”春夏秋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朝代思想文化，并有不同的特点，如春是“简而素”，夏是“详而文”，秋是“密而严”，冬是“不忍闻”，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从产生到成熟，再到衰微的过程。溥常法师的这种观点，拟看与当时西方流行的进化论学说有些相拟，但是还不能算得上严格意义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要有二个标志，一是事物的进化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二是进化论的形成与所强调的环境有重要的关系，即因为环境的改变，才促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异，以适应不同环境的要求。溥常法师用四季交替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揭示了思想文化的运动过程，指出了文化思想运动的特点，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事物的衰退递减作用，而不是要说明思想文化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即其所强调的是今不如昔的过程，因此是一种退化论。溥常法师将中国思想文化的衰落期定位在秦汉时期，这是他从佛教的立场做出的判断，认为在这一时期“人心不古，异说竞出，风俗愈糜愈薄”，因此到了后来三教鼎立时，已经“大道寥寥”，佛陀正是在这时以性命之理推出，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这里的所谓“性命之理”，就是一种道德伦理，即“昔我佛世尊，出世月邦，创立教法，以为一大事因缘故。咸令法界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则以纯粹道德为主，食息财物，悉听护法，捧钵行化。”在佛教本位的前提下，溥常法师勇敢地挑起了救世的责任。他强调：“于今世态的变迁，一天不如一天了，人们的居心和趋向，也是一天比一天坏了。
我们站在佛子地位的人们，眼见着这种的情状，能忍心袖手旁观，不能劝化他们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善社会，净化人生，是佛教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出家人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也不能将自己置之度外，这就是溥常法师的爱国思想的体现。溥常法师还用经典来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证明。他说：“《梵网经》云：一切男子女人是我父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云六道众生是我父母。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且际此革命期间，血流遍地，杀戮相寻，恶业丛现。如能尽子道，拔济三有，如此功德，报恩无既。”也就是说，从佛教的立场上看，阻止恶业，反对杀生，更是佛教的一贯传统，也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遏制战争，尊重生命，既是报答佛恩，又是尽了孝恩，还是一种功德。
溥常法师将佛教僧人的社会责任与佛教的教义统一起来。他又从教外找出理论根据，进一步提出：“东西各国的许多远见卓识的大哲学家、大思想界，同所公认的。他们都说，挽回世道人心的妙法，搜尽一切宗教，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唯有博大精深，至高无上的佛法里才有。”而且“近今政体变革，社会窳败，非仗如来大慈大悲之无畏精神，决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诚为千古确论。斯时也，中外卓识远见之志士，勃然兴，油然生，欣欣然趣入佛海，以佛学为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归宿，未始无由。”
以佛法来挽回人心，是当时中国佛教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识，并不是溥常法师的发明，如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圆瑛大师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今者年逾花国境人桑榆，感目前之浩劫，皆人心所造成。有欲挽回劫运，必须救正人心。欲正人心，惟宏扬佛法。当此人欲横流，杀机暴发，都为佛法不曾普及，人心未能觉悟所致。” 但是溥常法师不仅强调佛教有挽回人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僧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他对僧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了较好的论述。他说：“(前略)第三国家，迩者，政治更新，诸多建设，僧为国民应尽感化之义务。本宗教之劝善，辅法制之未遑。夫圣人出世，欲人尽平安，所以谓尧舜与人同耳。欲息竞争，所以谓会天地与我同体。今之以党治国，在使人言顺而貌从，此但法律以制其外。吾教救世，在使人心化而行善，则明因果以怵乎内，此则先乎神，而次乎人，感其内而制其外。神也者，人民之真精神也，然非语于鬼神邪惑之说。环顾国中，果能发其净信，修其精神，善其履行，则化干戈为玉帛，转纠纷为平允者，直转移间耳。以视喋血经年，治丝(世)益棼者，不其慨叹，即浅而化机少具。祸福之门，则己(回+辶)别，固何患夫政治之不修，社会之不良，真实平等自由之乐而不致哉。”溥常法师指出，即使在法制社会里，宗教的功能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起到一个劝善的作用，是法律的补充，即“本宗教之劝善，辅法制之未遑”，做到了这一点，也就做到了“僧为国民应尽感化之义务”。人生的境界是人人做圣人，所谓“尧舜与人同耳”，社会的安定是根本，所谓“会天地与我同体”，佛教在以人心化善，教人明了因果，在人的头脑中铸下善恶得报的观念，正因为有了这个观念，才能外在表现出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感其内而制其外”。它是与专制其外的汪律是不同的，也是其精神所在。所以他强调，如果人人都有了这种精神，人人都去追求善行，则世界就会没有战争，社会就会变得美好，真正平等和自由就会实现。溥常法师把宗教作为法律的补充，说明它的补世的功能，给法制社会的宗教功能做了正确的定位，这是可取的，也是符合法制社会特点的，他较好地解释了僧人在转型社会里所起到的作用，指出“这种劝化的义务，凡是我僧伽们，都责无旁贷的。这并不是我们自言自语，也不是我们无事找事。”僧人为国家服务，是“应尽感化之义务”，这是他的先见之明，可以看作是当代佛教界里提倡爱国思想的先行者。他提倡以善为本的真精神，用因果律来约束人心，将佛教的道德观念给突显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可以为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做一些澄清的工作，区别了佛教为鬼神的错误看法，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二
对佛教内部的问题，他认为要从教育入手，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加强青年僧人的责任感，热爱佛教，振兴佛教。他认为，佛教的衰退，关键还是佛教自身内部的问题，在《教产共和说》中云：“古佛遗式，缅甸、暹罗犹尊旧制，然而中华佛教形式回别。百丈立清规，马祖
建丛林，或化主专司，或限期分卫，藉顾老病艰步，何有少年坐食？不意人格渐低，宗风日变，或积钵资以创置，或由损施而坐食，或营静室以别居，或爱徒眷而私购，积久弊生，皆是各庵僧众自图肥厚，不爱教宗，直至今日，愈趋愈下。然法流东土，自汉以来，历代尊崇，因果明白。满清末年，横行侵夺，揣其原故，在不知公益之佛子。教育不兴，寺产何益，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溥常法师仍危在旦夕从他的退化论的观点出发，将佛教的衰颓，归结为僧人自图肥厚，不爱教宗和教育不兴这两点上，前者属于经济问题，后者属于人才问题。特别是后者。他觉得尤为重要，“你看出家的虽多，能知道自己的责任，能做出家之事的，究有几个呢？这种病根，是由于缺乏教育的缘故。”他指出，由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后果是：“现值末法时代，佛法日趋衰败，外道日渐暴涨，实属可忧。随便站在客观的地位，或主观的立场上，都能看出佛门的险象来。佛门若不能自振，则一切邪道便要趁机而紧张，将来险象必要牵带着佛门以俱亡的。” 为了改变这种危险的局面，让佛教重新走出低谷，再次振兴，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释迦老子，拖泥带水，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究竟为的什么？无非就是要建立三宝，救度世界上一切众生。但是，我们到了现在，眼见佛法快要灭亡的当儿，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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