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溥常法師的振興佛教與佛教教育思想
黃夏年
七塔寺是甯波地區四大寺院之一，曾經在我國近代佛教史上做出過一定的貢獻。當代著名的佛教領袖釋太虛、釋圓瑛、釋寄禅、釋道階、釋谛閑、釋寶靜等人都與該寺有著很深的關系，並且先後在擔任過一定的僧職，或者在這裏講經著疏。本文介紹的是七塔寺的溥常法師的有關振興佛教和佛教教育的思想，不對之處，歡迎方家批評指正。
一
20世紀初，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的時代，特別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的傳入，使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五四”新文化的運動逢勃發展，無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做了一次重新的審視，宗教在這一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受到猛烈的抨擊。佛教經過隋唐佛教的繁榮和宋元明清的衰落，到了清末民初，已經非常衰頹了，法門秋晚，人才不出，理論未顯，經忏維持，被人們看做“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溥常法師痛心人心的失落，社會的混亂，佛教的衰頹，他說：“近時海道開通，歐化東漸，耶回天主，雄出列強。種種學說，種種主義，紛然雜糅，哄動全球。爭權利，沒公理，以武器爲神聖，塗炭生靈，毫無顧忌。”“東半球佛法遍滿，人類中毒根深，如少食金剛難消。慨夫近歲中華佛教大局，淩弱已達極點，外界刺激疊來而不知自救，實深浩歎淚下。曰寄生蟲，曰麻木鬼，曰睡獅，曰廢人，斯等罵名，罪在何人。”總之，正在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和末法期的中國佛教，在溥常法師看來，已經到了非挽救和振興不可的地步了，他決心在這方面做出一番成績。溥常法師欲挽救社會，振興佛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看法。歸結到一點，即是愛國與愛教之統一。對整個社會問題，他以佛教作爲武器，欲用佛教的思想教義來重新收拾人心，並明顯地表現出愛國的思想。溥常法師用春夏秋冬四時交替的自然觀來說明社會思想的變化。他在《報恩佛學院院刊序》中說：“自生民以來，我國叁皇之教簡而素，春也；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叁王之教密而嚴，秋也；降及秦漢，百弊叢生，有不忍聞問者，于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古聖說教，疊相扶持，猶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者。由秦漢而下千余載，人心不古，異說競出，風俗愈糜愈薄。叁教鼎立，互相诋訾，大道寥寥，甚爲歎惜。”春夏秋冬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朝代思想文化，並有不同的特點，如春是“簡而素”，夏是“詳而文”，秋是“密而嚴”，冬是“不忍聞”，反映的是中國文化從産生到成熟，再到衰微的過程。溥常法師的這種觀點，擬看與當時西方流行的進化論學說有些相擬，但是還不能算得上嚴格意義的進化論。因爲進化論要有二個標志，一是事物的進化是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發展，二是進化論的形成與所強調的環境有重要的關系，即因爲環境的改變，才促使事物發生質的變異，以適應不同環境的要求。溥常法師用四季交替來說明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揭示了思想文化的運動過程，指出了文化思想運動的特點，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說明事物的衰退遞減作用，而不是要說明思想文化的發展由低級向高級運動的過程，即其所強調的是今不如昔的過程，因此是一種退化論。溥常法師將中國思想文化的衰落期定位在秦漢時期，這是他從佛教的立場做出的判斷，認爲在這一時期“人心不古，異說競出，風俗愈糜愈薄”，因此到了後來叁教鼎立時，已經“大道寥寥”，佛陀正是在這時以性命之理推出，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這裏的所謂“性命之理”，就是一種道德倫理，即“昔我佛世尊，出世月邦，創立教法，以爲一大事因緣故。鹹令法界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則以純粹道德爲主，食息財物，悉聽護法，捧缽行化。”在佛教本位的前提下，溥常法師勇敢地挑起了救世的責任。他強調：“于今世態的變遷，一天不如一天了，人們的居心和趨向，也是一天比一天壞了。
我們站在佛子地位的人們，眼見著這種的情狀，能忍心袖手旁觀，不能勸化他們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改善社會，淨化人生，是佛教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出家人面對日益變化的社會，也不能將自己置之度外，這就是溥常法師的愛國思想的體現。溥常法師還用經典來爲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證明。他說：“《梵網經》雲：一切男子女人是我父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雲六道衆生是我父母。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且際此革命期間，血流遍地，殺戮相尋，惡業叢現。如能盡子道，拔濟叁有，如此功德，報恩無既。”也就是說，從佛教的立場上看，阻止惡業，反對殺生，更是佛教的一貫傳統，也是佛教最根本的教義。遏製戰爭，尊重生命，既是報答佛恩，又是盡了孝恩，還是一種功德。
溥常法師將佛教僧人的社會責任與佛教的教義統一起來。他又從教外找出理論根據，進一步提出：“東西各國的許多遠見卓識的大哲學家、大思想界，同所公認的。他們都說，挽回世道人心的妙法，搜盡一切宗教，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唯有博大精深，至高無上的佛法裏才有。”而且“近今政體變革，社會窳敗，非仗如來大慈大悲之無畏精神，決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誠爲千古確論。斯時也，中外卓識遠見之志士，勃然興，油然生，欣欣然趣入佛海，以佛學爲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歸宿，未始無由。”
以佛法來挽回人心，是當時中國佛教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共識，並不是溥常法師的發明，如當代著名佛教領袖圓瑛大師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爲“今者年逾花國境人桑榆，感目前之浩劫，皆人心所造成。有欲挽回劫運，必須救正人心。欲正人心，惟宏揚佛法。當此人欲橫流，殺機暴發，都爲佛法不曾普及，人心未能覺悟所致。” 但是溥常法師不僅強調佛教有挽回人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強調了僧人的社會責任，特別是他對僧人與社會的關系做了較好的論述。他說：“(前略)第叁國家，迩者，政治更新，諸多建設，僧爲國民應盡感化之義務。本宗教之勸善，輔法製之未遑。夫聖人出世，欲人盡平安，所以謂堯舜與人同耳。欲息競爭，所以謂會天地與我同體。今之以黨治國，在使人言順而貌從，此但法律以製其外。吾教救世，在使人心化而行善，則明因果以怵乎內，此則先乎神，而次乎人，感其內而製其外。神也者，人民之真精神也，然非語于鬼神邪惑之說。環顧國中，果能發其淨信，修其精神，善其履行，則化幹戈爲玉帛，轉糾紛爲平允者，直轉移間耳。以視喋血經年，治絲(世)益棼者，不其慨歎，即淺而化機少具。禍福之門，則己(回+辶)別，固何患夫政治之不修，社會之不良，真實平等自由之樂而不致哉。”溥常法師指出，即使在法製社會裏，宗教的功能並沒有改變，仍然是起到一個勸善的作用，是法律的補充，即“本宗教之勸善，輔法製之未遑”，做到了這一點，也就做到了“僧爲國民應盡感化之義務”。人生的境界是人人做聖人，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社會的安定是根本，所謂“會天地與我同體”，佛教在以人心化善，教人明了因果，在人的頭腦中鑄下善惡得報的觀念，正因爲有了這個觀念，才能外在表現出自己的行爲，這就是“感其內而製其外”。它是與專製其外的汪律是不同的，也是其精神所在。所以他強調，如果人人都有了這種精神，人人都去追求善行，則世界就會沒有戰爭，社會就會變得美好，真正平等和自由就會實現。溥常法師把宗教作爲法律的補充，說明它的補世的功能，給法製社會的宗教功能做了正確的定位，這是可取的，也是符合法製社會特點的，他較好地解釋了僧人在轉型社會裏所起到的作用，指出“這種勸化的義務，凡是我僧伽們，都責無旁貸的。這並不是我們自言自語，也不是我們無事找事。”僧人爲國家服務，是“應盡感化之義務”，這是他的先見之明，可以看作是當代佛教界裏提倡愛國思想的先行者。他提倡以善爲本的真精神，用因果律來約束人心，將佛教的道德觀念給突顯出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也可以爲人們對佛教的誤解做一些澄清的工作，區別了佛教爲鬼神的錯誤看法，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二
對佛教內部的問題，他認爲要從教育入手，最重要的是培養人才，加強青年僧人的責任感，熱愛佛教，振興佛教。他認爲，佛教的衰退，關鍵還是佛教自身內部的問題，在《教産共和說》中雲：“古佛遺式，緬甸、暹羅猶尊舊製，然而中華佛教形式回別。百丈立清規，馬祖
建叢林，或化主專司，或限期分衛，藉顧老病艱步，何有少年坐食？不意人格漸低，宗風日變，或積缽資以創置，或由損施而坐食，或營靜室以別居，或愛徒眷而私購，積久弊生，皆是各庵僧衆自圖肥厚，不愛教宗，直至今日，愈趨愈下。然法流東土，自漢以來，曆代尊崇，因果明白。滿清末年，橫行侵奪，揣其原故，在不知公益之佛子。教育不興，寺産何益，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溥常法師仍危在旦夕從他的退化論的觀點出發，將佛教的衰頹，歸結爲僧人自圖肥厚，不愛教宗和教育不興這兩點上，前者屬于經濟問題，後者屬于人才問題。特別是後者。他覺得尤爲重要，“你看出家的雖多，能知道自己的責任，能做出家之事的，究有幾個呢？這種病根，是由于缺乏教育的緣故。”他指出，由這一結果所帶來的後果是：“現值末法時代，佛法日趨衰敗，外道日漸暴漲，實屬可憂。隨便站在客觀的地位，或主觀的立場上，都能看出佛門的險象來。佛門若不能自振，則一切邪道便要趁機而緊張，將來險象必要牽帶著佛門以俱亡的。” 爲了改變這種危險的局面，讓佛教重新走出低谷，再次振興，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們釋迦老子，拖泥帶水，說法四十九年，談經叁百余會，究竟爲的什麼？無非就是要建立叁寶，救度世界上一切衆生。但是，我們到了現在，眼見佛法快要滅亡的當兒，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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