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亲自为父母选坟，撰写铭文厚葬之，尽孝心不遗余力。他在家乡还入族祠奉祀先人。对族中亲人有困穷者，发慈温恤，对老而贤明者，分别馈赠礼金。办完所有的事情后，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接着他到了南岳衡山，参师访道，朝礼九仙观、登祝融峰、游广济寺、福严寺、南台寺、祝圣寺等，会见老朋友，瞻仰祖师迹，参观佛学院，受到了学僧们的热烈欢迎与款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段时间是他最轻松也是最高兴的时候，他一路上观景抒发心情，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
1933年，七塔寺僧众推举溥常法师为七塔主席。他责任在心，不负重望，努力工作。1934年夏正十月初六日，是慈运祖师的诞辰，溥常法师主持召集慈老的弟子，讨论修宗谱一事。寺内成立宗谱登记处。议决法规，杜绝流弊，其目的是令后之贤者，遵守毋误，宗风永传！他还在寺里组织坐香会，许多弟子和士人受其影响，纷纷加入，坐香活动办得有声有色。甲戍，溥常法师70岁，檀越戴氏，笃信佛法，看见溥常法师道范高亮，自愿乐施巨金予寺里，筹办溥公七旬大庆。溥常法师怜悯众生，不愿独享，提出开办传戒法会，天人同乐。寺里张帖报单，通告四方，请凡有发心来寺求戒者，无论缁素，免纳戒费，并成就三衣钵具。千里内外四众弟子纷至沓来；大德高僧，源源不绝。七塔寺虽为偌大丛林，但也人满为患，斋堂宿舍，已无济于事。只好特将斋堂前的阶道，与大寮后的空屋，改作临时斋堂，又将土木工匠的卧室及佛学院讲堂寝室，全作为求戒四众宿舍。迨至冬月一日开堂，延请普陀后寺住持学老和尚为正训，觉梵诸师等为副训。从此每日领导新戒，演毗尼、教仪规，出恭入敬，威仪整肃，井井有条，见者无不欢喜赞叹。并请智圆老和尚为羯磨阿阇黎，圆瑛老法师为教授阿阇黎，三师临坛、传授沙弥净戒。银镫玉烛、灿烂辉煌；奇香异花，微妙清洁。五观堂内，乞戒弟子，习食钵饭，善信男女，前来参观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腊月三日，请三师及七证阿阇黎，在法堂用十师斋，于三圣殿内，礼请十师陛座，传讲比丘大戒。四壁悬挂满堂佛像，陈列各种法物，种种庄严，眩目赏心。是时新戒六百余人，胡跪合掌，仰对佛前，一心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忏悔业障，希增福慧。一场胜会，与会者有千六七百人，受戒僧俗六百多人，这次活动盛况空前，是在慈运长老举行传戒活动30余年之后的又一次盛大的活动。也是七塔寺在民国时期的一次有影响的最重大的事件。
1936年，溥常法师担任七塔寺住持三年期满，他发表了《七塔住持告退感言七首》，对自己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结。“感言”全文如下：
报恩七塔满三年，榔(木+栗)横担去欲前。仰效高庵成古范，(安置退居，公推起草，
载万年簿。)山非物有且争先。(庾山退居寮我先去住。)
江东七塔呼声高，寺宇巍峨独笑敖。三圣装金开胜会，那时退隐谢同袍。(十一
月初八日，开光圆满日退位。十七阿弥陀佛诞日，新方丈接事。)
丛林兴学说都难，经过八年出院刊。休话僧材容易得，自从主办亦心寒。
追寻始祖是宗门，廿四年冬复本原。古寺栖心开大冶，典型了了至今存。
慈老冥言不速来，(余在七塔寺梦见慈老人二次，另行写出。)自号梦忍愧通材。
万年规约今成立，宗谱志乘也巳该。
传戒未思震浙东，(二十三年冬，新戒六百有奇及僧俗护法一千二三百多。)可怜
病苦始终穷。(余与陈馨裁君，拟修如意寮未果。)陈君有意难如愿，储款希期重德
充。(开光余款存库房，候新方丈发心。)
住持佛事站人头，瞋喜交加任去留。秉着良心何所畏，吟风啸月共悠悠。
溥常法师退居后，离开七塔寺到了庾山退居寮，其卒年已无考。生前有法徒攸久等13人，剃度徒淳清等8人。
三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的时代，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逢勃发展，无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了一次重新的审视，宗教在这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受到猛烈的抨击。佛教经过隋唐佛教的繁荣和宋元明清的衰落，到了清末民初，已经非常衰颓了，法门秋晚，人才不出，理论未显，经忏维持，被人们看做“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溥常法师痛心人心的失落，社会的混乱，佛教的衰颓，他说：“近时海道开通，欧化东渐，耶回天主，雄出列强。种种学说，种种主义，纷然杂糅，哄动全球。争权利，没公理，以武器为神圣，涂炭生灵，毫无顾忌。”“东半球佛法遍满，人类中毒根深，如少食金刚难消。慨夫近岁中华佛教大局，凌弱已达极点，外界刺激叠来而不知自救，实深浩叹泪下。曰寄生虫，曰麻木鬼，曰睡狮，曰废人，斯等骂名，罪在何人。”总之，正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末法期的中国佛教，在溥常法师看来，已经到了非挽救和振兴不可的地步了，他决心在这方面做出一番成绩。
溥常法师欲挽救社会，振兴佛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看法。归结到一点，即是爱国与爱教之统一。对整个社会问题，他以佛教作为武器，欲用佛教的思想教义来重新收拾人心，并明显地表现出爱国的思想。溥常法师用春夏秋冬四时交替的自然观来说明社会思想的变化。他在《报恩佛学院院刊序》中说：
“自生民以来，我国三皇之教简而素，春也；五帝之教详而文，夏也；三王之教密
而严，秋也；降及秦汉，百弊丛生，有不忍闻问者，于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
冬也。古圣说教，迭相扶持，犹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然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者。
由秦汉而下千余载，人心不古，异说竞出，风俗愈糜愈薄。三教鼎立，互相诋訾，大道
寥寥，甚为叹惜。”
春夏秋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朝代思想文化，并有不同的特点，如春是“简而素”，夏是“详而文”，秋是“密而严”，冬是“不忍闻”，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从产生到成熟，再到衰微的农耕文明过程。溥常法师的这种观点，拟看与当时西方流行的进化论学说有些相拟，但是还不能算得上严格意义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要有二个标志，一是事物的进化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二是进化论的形成与所强调的环境有重要的关系，即因为环境的改变，才促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异，以适应不同环境的要求。溥常法师用四季交替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揭示了思想文化的运动过程，指出了文化思想运动的特点，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事物的衰退递减作用，而不是要说明思想文化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即其所强调的是今不如昔的过程，因此是一种退化论。溥常法师将中国思想文化的衰落期定位在秦汉时期，这是他从佛教的立场做出的判断，认为在这一时期“人心不古，异说竞出，风俗愈糜愈薄”，因此到了后来三教鼎立时，已经“大道寥寥”，佛陀正是在这时以性命之理推出，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这里的所谓“性命之理”，就是一种道德伦理，即“昔我佛世尊，出世月邦，创立教法，以为一大事因缘故。咸令法界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则以纯粹道德为主，食息财物，悉听护法，捧钵行化。”
在佛教本位的前提下，溥常法师勇敢地挑起了救世的责任。他强调：
“于今世态的变迁，一天不如一天了，人们的居心和趋向，也是一天比一天坏了。
我们站在佛子地位的人们，眼见着这种的情状，能忍心袖手旁观，不能劝化他们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善社会，净化人生，是佛教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出家人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也不能将自己置之度外，这就是溥常法师的爱国思想的体现。溥常法师还用经典来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证明。他说：“《梵网经》云：一切男子女人是我父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云六道众生是我父母。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且际此革命期间，血流遍地，杀戮相寻，恶业丛现。如能尽子道，拔济三有，如此功德，报恩无既。”也就是说，从佛教的立场上看，阻止恶业，反对杀生，更是佛教的一贯传统，也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遏制战争，尊重生命，既是报答佛恩，又是尽了孝恩，还是一种功德。
溥常法师将佛教僧人的社会责任与佛教的教义统一起来。他又从教外找出理论根据，进一步提出：
“东西各国的许多远见卓识的大哲学家、大思想界，同所公认的。他们都说，挽
回世道人心的妙法，搜尽一切宗教，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唯有博大精深，至高无上的
佛法里才有。”而且“近今政体变革，社会窳败，非仗如来大慈大悲之无畏精神，决不
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诚为千古确论。斯时也，中外卓识远见之志士，勃然兴，油然
生，欣欣然趣入佛海，以佛学为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归宿，未始无由。”
以佛法来挽回人心，是当时中国佛教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识，并不是溥常法师的发明，如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圆瑛大师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今者年逾花国境人桑榆，感目前之浩劫，皆人心所造成。有欲挽回劫运，必须救正人心。欲正人心，惟宏扬佛法。当此人欲横流，杀机暴发，都为佛法不曾普及，人心未能觉悟所致。”但是溥常法师不仅强调佛教有挽回人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僧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他对僧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了较好的论述。他说：“(前略)第三国家，迩者，政治更新，诸多建设，僧为国民应尽感化之义务。本宗教之劝善，辅法制之未遑。夫圣人出世，欲人尽平安，所以谓尧舜与人同耳。欲息竞争，所以谓会天地与我同体。今之以党治国，在使人言顺而貌从，此但法律以制其外。吾教救世，在使人心化而行善，则明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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