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親自爲父母選墳，撰寫銘文厚葬之，盡孝心不遺余力。他在家鄉還入族祠奉祀先人。對族中親人有困窮者，發慈溫恤，對老而賢明者，分別饋贈禮金。辦完所有的事情後，方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家鄉。接著他到了南嶽衡山，參師訪道，朝禮九仙觀、登祝融峰、遊廣濟寺、福嚴寺、南臺寺、祝聖寺等，會見老朋友，瞻仰祖師迹，參觀佛學院，受到了學僧們的熱烈歡迎與款待。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鬓毛衰。這段時間是他最輕松也是最高興的時候，他一路上觀景抒發心情，寫下了不少感人的詩篇。
1933年，七塔寺僧衆推舉溥常法師爲七塔主席。他責任在心，不負重望，努力工作。1934年夏正十月初六日，是慈運祖師的誕辰，溥常法師主持召集慈老的弟子，討論修宗譜一事。寺內成立宗譜登記處。議決法規，杜絕流弊，其目的是令後之賢者，遵守毋誤，宗風永傳！他還在寺裏組織坐香會，許多弟子和士人受其影響，紛紛加入，坐香活動辦得有聲有色。甲戍，溥常法師70歲，檀越戴氏，笃信佛法，看見溥常法師道範高亮，自願樂施巨金予寺裏，籌辦溥公七旬大慶。溥常法師憐憫衆生，不願獨享，提出開辦傳戒法會，天人同樂。寺裏張帖報單，通告四方，請凡有發心來寺求戒者，無論缁素，免納戒費，並成就叁衣缽具。千裏內外四衆弟子紛至沓來；大德高僧，源源不絕。七塔寺雖爲偌大叢林，但也人滿爲患，齋堂宿舍，已無濟于事。只好特將齋堂前的階道，與大寮後的空屋，改作臨時齋堂，又將土木工匠的臥室及佛學院講堂寢室，全作爲求戒四衆宿舍。迨至冬月一日開堂，延請普陀後寺住持學老和尚爲正訓，覺梵諸師等爲副訓。從此每日領導新戒，演毗尼、教儀規，出恭入敬，威儀整肅，井井有條，見者無不歡喜贊歎。並請智圓老和尚爲羯磨阿阇黎，圓瑛老法師爲教授阿阇黎，叁師臨壇、傳授沙彌淨戒。銀镫玉燭、燦爛輝煌；奇香異花，微妙清潔。五觀堂內，乞戒弟子，習食缽飯，善信男女，前來參觀者，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臘月叁日，請叁師及七證阿阇黎，在法堂用十師齋，于叁聖殿內，禮請十師陛座，傳講比丘大戒。四壁懸挂滿堂佛像，陳列各種法物，種種莊嚴，眩目賞心。是時新戒六百余人，胡跪合掌，仰對佛前，一心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忏悔業障，希增福慧。一場勝會，與會者有千六七百人，受戒僧俗六百多人，這次活動盛況空前，是在慈運長老舉行傳戒活動30余年之後的又一次盛大的活動。也是七塔寺在民國時期的一次有影響的最重大的事件。
1936年，溥常法師擔任七塔寺住持叁年期滿，他發表了《七塔住持告退感言七首》，對自己的工作作了一個總結。“感言”全文如下：
報恩七塔滿叁年，榔(木+栗)橫擔去欲前。仰效高庵成古範，(安置退居，公推起草，
載萬年簿。)山非物有且爭先。(庾山退居寮我先去住。)
江東七塔呼聲高，寺宇巍峨獨笑敖。叁聖裝金開勝會，那時退隱謝同袍。(十一
月初八日，開光圓滿日退位。十七阿彌陀佛誕日，新方丈接事。)
叢林興學說都難，經過八年出院刊。休話僧材容易得，自從主辦亦心寒。
追尋始祖是宗門，廿四年冬複本原。古寺棲心開大冶，典型了了至今存。
慈老冥言不速來，(余在七塔寺夢見慈老人二次，另行寫出。)自號夢忍愧通材。
萬年規約今成立，宗譜志乘也巳該。
傳戒未思震浙東，(二十叁年冬，新戒六百有奇及僧俗護法一千二叁百多。)可憐
病苦始終窮。(余與陳馨裁君，擬修如意寮未果。)陳君有意難如願，儲款希期重德
充。(開光余款存庫房，候新方丈發心。)
住持佛事站人頭，瞋喜交加任去留。秉著良心何所畏，吟風嘯月共悠悠。
溥常法師退居後，離開七塔寺到了庾山退居寮，其卒年已無考。生前有法徒攸久等13人，剃度徒淳清等8人。
叁
20世紀初，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的時代，特別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的傳入，使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五四”新文化的運動逢勃發展，無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做了一次重新的審視，宗教在這一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受到猛烈的抨擊。佛教經過隋唐佛教的繁榮和宋元明清的衰落，到了清末民初，已經非常衰頹了，法門秋晚，人才不出，理論未顯，經忏維持，被人們看做“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溥常法師痛心人心的失落，社會的混亂，佛教的衰頹，他說：“近時海道開通，歐化東漸，耶回天主，雄出列強。種種學說，種種主義，紛然雜糅，哄動全球。爭權利，沒公理，以武器爲神聖，塗炭生靈，毫無顧忌。”“東半球佛法遍滿，人類中毒根深，如少食金剛難消。慨夫近歲中華佛教大局，淩弱已達極點，外界刺激疊來而不知自救，實深浩歎淚下。曰寄生蟲，曰麻木鬼，曰睡獅，曰廢人，斯等罵名，罪在何人。”總之，正在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和末法期的中國佛教，在溥常法師看來，已經到了非挽救和振興不可的地步了，他決心在這方面做出一番成績。
溥常法師欲挽救社會，振興佛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看法。歸結到一點，即是愛國與愛教之統一。對整個社會問題，他以佛教作爲武器，欲用佛教的思想教義來重新收拾人心，並明顯地表現出愛國的思想。溥常法師用春夏秋冬四時交替的自然觀來說明社會思想的變化。他在《報恩佛學院院刊序》中說：
“自生民以來，我國叁皇之教簡而素，春也；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叁王之教密
而嚴，秋也；降及秦漢，百弊叢生，有不忍聞問者，于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
冬也。古聖說教，疊相扶持，猶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者。
由秦漢而下千余載，人心不古，異說競出，風俗愈糜愈薄。叁教鼎立，互相诋訾，大道
寥寥，甚爲歎惜。”
春夏秋冬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朝代思想文化，並有不同的特點，如春是“簡而素”，夏是“詳而文”，秋是“密而嚴”，冬是“不忍聞”，反映的是中國文化從産生到成熟，再到衰微的農耕文明過程。溥常法師的這種觀點，擬看與當時西方流行的進化論學說有些相擬，但是還不能算得上嚴格意義的進化論。因爲進化論要有二個標志，一是事物的進化是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發展，二是進化論的形成與所強調的環境有重要的關系，即因爲環境的改變，才促使事物發生質的變異，以適應不同環境的要求。溥常法師用四季交替來說明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揭示了思想文化的運動過程，指出了文化思想運動的特點，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說明事物的衰退遞減作用，而不是要說明思想文化的發展由低級向高級運動的過程，即其所強調的是今不如昔的過程，因此是一種退化論。溥常法師將中國思想文化的衰落期定位在秦漢時期，這是他從佛教的立場做出的判斷，認爲在這一時期“人心不古，異說競出，風俗愈糜愈薄”，因此到了後來叁教鼎立時，已經“大道寥寥”，佛陀正是在這時以性命之理推出，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這裏的所謂“性命之理”，就是一種道德倫理，即“昔我佛世尊，出世月邦，創立教法，以爲一大事因緣故。鹹令法界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則以純粹道德爲主，食息財物，悉聽護法，捧缽行化。”
在佛教本位的前提下，溥常法師勇敢地挑起了救世的責任。他強調：
“于今世態的變遷，一天不如一天了，人們的居心和趨向，也是一天比一天壞了。
我們站在佛子地位的人們，眼見著這種的情狀，能忍心袖手旁觀，不能勸化他們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改善社會，淨化人生，是佛教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出家人面對日益變化的社會，也不能將自己置之度外，這就是溥常法師的愛國思想的體現。溥常法師還用經典來爲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證明。他說：“《梵網經》雲：一切男子女人是我父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雲六道衆生是我父母。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且際此革命期間，血流遍地，殺戮相尋，惡業叢現。如能盡子道，拔濟叁有，如此功德，報恩無既。”也就是說，從佛教的立場上看，阻止惡業，反對殺生，更是佛教的一貫傳統，也是佛教最根本的教義。遏製戰爭，尊重生命，既是報答佛恩，又是盡了孝恩，還是一種功德。
溥常法師將佛教僧人的社會責任與佛教的教義統一起來。他又從教外找出理論根據，進一步提出：
“東西各國的許多遠見卓識的大哲學家、大思想界，同所公認的。他們都說，挽
回世道人心的妙法，搜盡一切宗教，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唯有博大精深，至高無上的
佛法裏才有。”而且“近今政體變革，社會窳敗，非仗如來大慈大悲之無畏精神，決不
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誠爲千古確論。斯時也，中外卓識遠見之志士，勃然興，油然
生，欣欣然趣入佛海，以佛學爲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歸宿，未始無由。”
以佛法來挽回人心，是當時中國佛教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共識，並不是溥常法師的發明，如當代著名佛教領袖圓瑛大師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爲“今者年逾花國境人桑榆，感目前之浩劫，皆人心所造成。有欲挽回劫運，必須救正人心。欲正人心，惟宏揚佛法。當此人欲橫流，殺機暴發，都爲佛法不曾普及，人心未能覺悟所致。”但是溥常法師不僅強調佛教有挽回人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強調了僧人的社會責任，特別是他對僧人與社會的關系做了較好的論述。他說：“(前略)第叁國家，迩者，政治更新，諸多建設，僧爲國民應盡感化之義務。本宗教之勸善，輔法製之未遑。夫聖人出世，欲人盡平安，所以謂堯舜與人同耳。欲息競爭，所以謂會天地與我同體。今之以黨治國，在使人言順而貌從，此但法律以製其外。吾教救世，在使人心化而行善，則明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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