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摩到慧能禅法的演变
方立天
从中国禅宗发展史来看，自菩提达摩东来，后经慧可、僧璨、道信和弘忍，这期间可谓禅宗的准备期，慧能及其《坛经》的问世，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慧能后出现了五家七宗，禅宗更臻于鼎盛，充分表明慧能创立禅宗的历史业绩是空前的。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是，从达摩到慧能，前后六祖间的禅法是怎样演进和变化的
演进和变化的理论、原因何在
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到怎样的思想启示
我们认为，探讨这些问题对于了解禅宗、了解禅修是十分有益的。
一、达摩、慧可和僧璨的“藉教悟宗”说
达摩、慧可和僧璨三位禅师事迹的记载都很简略，有的甚至还很混乱，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现有的记载都表明，三代禅师都崇奉四卷本《楞伽经》，并以之作为禅修的指导和印证，所以也都被称为楞伽师。四卷本《楞伽经》对他们的影响有二：一是方法上重在“宗通”。该经云：“谓我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1]“宗通”是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通达佛教堂奥的宗旨，是修行者的自证自悟。“言通”是运用语言文字，安立名相进行说法教化，是对初学者的启蒙。禅师们提倡“藉教(言)悟宗”，以宗的趣人为根本。二是思想上重视如来藏说。[2]该经认为一切众生的烦恼身中都藏有自性清净(本来清净)的如来法身，而一切众生的自性都含藏如来的功德。如来藏思想成为楞伽师的主要思想基础。
(一)菩提达摩的壁观——安心法门
菩提达摩(
——536，一说528)，自印度航海来华，经广州到建康。传说达摩和梁武帝曾有一段对话。梁武帝笃信佛教，他问达摩，即位后所做的建寺、写经、造像、度僧等事，有多少功德
达摩却说无功德可谈。梁武帝感到难以理解，达摩即渡江北上人魏，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达摩晚年，传说他遭遇毒害而死，也有说是“只履西归”即手携只履西归印度。
菩提达摩的禅法以壁观——安心法门为中心。宗密说：“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
”[3](“壁观”，是面壁而观，心如墙壁，外，诸缘不能人，内，心无不安。这是达摩传授的独特禅法。道宣对它评价甚高：“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4]可见达摩禅法的影响是很大的。
达摩禅法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也就是凭借言教以启发信仰，一旦信仰形成，便不再凭借言教。达摩禅法的具体内容是以理人为主、行人为辅的“二人四行”法门。史载达摩称：“人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5]认为成就佛道的方法只有“理人”(对于教的理论思考)和“行人”(修持实践)两种。关于“理人”，达摩说：“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人也。”[6]“真性”，是佛性，也是空性。“理人”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据经教所说，深信人人都有真性，，在“含生同一真性”的理论基础上，确立“舍伪归真”的信仰和决心；二是在树立信仰后，通过禅定“壁观”，令心安定，不生分别，不再依赖经教，心与道冥符。“理人”即悟理。也就是悟人“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性净”之理，悟人“寂然无为”的“空性”之理。悟理的关键是“壁观”，也就是“安心”。菩提达摩特别重视“安心”，将心安住一处，使之达到安定寂静的境界，这也可以说是不起分别心，没有分别心。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慧可初见达摩，说自己的心很不安宁，乞求帮助“安心”。达摩说，你把不安的心拿来，我使你安心。慧可说，不安的心拿不出来。达摩说，我已给你安心了。[7]这是说，不把心加以区别，就是安心的意义。可见，菩提达摩“藉教悟宗”的实质是重禅悟，轻经教，重智慧，轻语言，重内在超越，轻外在修持。
“行人”，“行”有“四行”，即有四项内容[8]：一是“报怨行”，人们对以往所作的业应有正确的认识，甘愿承受，毫无怨憎，并且要努力修行，以显了真性。二是“随缘行”，人们应依随苦乐顺逆各种缘，保住真性，以渐进于道。三是“无所求行”，对于现实经验世界，不应有任何贪恋、追求。四是“称法行”。“称法”，指与理法相称相应，理法即“性净”之理，“空性”之理。这是指与“性净”之理或“空性”之理相应的修行。“四行”是在四种禅修实践中作到无怨无憎，无喜无悲，无贪无求，符合理法。“行人”是在“理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并要求与壁观内证所得的“性净”之理或“空性”之理相应。达摩提倡“理人”与“行人”的结合，实际上含有“理人”重于“行人”的倾向。
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说是一种自我心灵与行为控制的修行方法，它把“言通”与“宗通”联系、统一起来，并最终归结为“宗通”，也就是把树立信仰与禅定修持、言说与内证、理论与实践联系、统一起来，并以超越言教的“悟宗”为根本目的。
(二)慧可的“自觉圣智”说
慧可(僧可，487—593)，虎牢人(今河南荥阳)。少为儒生，后出家。年约四十岁时，遇菩提达摩，即礼以为师，从学六年。不少禅学史籍载有慧可“雪中断臂求法”的故事，说慧可为了向达摩表示求法的决心，立雪地数宵，断臂，达摩有感于他的真诚就把四卷《楞伽经》授予他，并说，若依此经修行，就可自得度世。后到东魏的邺都，大弘禅法。但受到异派学者的迫害，其说法被称为“魔语”。北周武帝灭佛后，慧可南下隐居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县)，在此传法给僧璨。后又回邺都修禅传法。
据《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载，慧可继承了达摩重念慧，而不重语言的传统，是一位“专附玄理”、不拘文字的自由解经方法的倡导者。他的禅学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9]现存慧可《答向居士来书》中的一首偈，基本上体现了他的禅学见解，体现了他“专附玄理”的思想风貌。偈云：“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10]”“摩尼”，宝珠。“无余”，无余涅檠。第三、四句是说，犹如众生迷惑时，会视珍珠为瓦砾一样，不知摩尼是珍珠，众生一旦觉悟，离开迷妄，也就立即明白自我的本性是觉性。这是一种本性觉悟说，即把自觉解释为自性觉悟，认为自我本来是有觉性的、觉悟的。第五、六句是肯定无明与智慧无异，“万法”皆是“真如”。偈文末尾两句是说，众生身与佛无差别，不必另求无余涅槃境界。应当指出，慧可所奉持的《楞伽经》所讲的自觉圣智的“觉”字是指触觉，“自觉”是一种自我观证。慧可把自觉解释为不须依靠别的因缘的自我觉悟、本有觉悟，自觉圣智解释为自性觉悟的绝对智慧。与此相应，慧可把般若性空之“理”作为“真如”，遍于众生之中。这既为众生具有自觉圣智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又把般若性空说与佛性论结合了起来。由此，慧可还进一步阐扬众生的心灵即是佛、众生身即是佛身、生死即是涅檠的思想。慧可的这种解经方法，和直指生佛无差别的自性本觉说，凸显了达摩正传的心法，对后世禅宗有重大的思想影响。
(三)僧璨的任性合道说
僧璨的史料极少，今就托名僧璨所作的《信心铭》略作论述。《信心铭》是在佛教清净心的思想基础上，吸取道家，尤其是《庄子》的《齐物》、《逍遥》思想而成。文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11]“至道”，禅修的最高境界，实即人的心性的本真状态。意思是说，把握“至道”的最根本之点就是不作任何分别。又云：“不用求真，唯须息见”[12]不必去求真，但必须息灭各种妄见。这也就是“一心不生，万法无咎。”而要作到息灭妄见，一心不生，就要“任性”：“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13]“性”众生本性、真性。“任性”就是随本性的自然，就是“复归自然”。[14]这是不作分别，非有非空，无去无来的心性本然，是人心冥合至道、断绝烦恼的理想境界。这种追求心灵的原初状态、心性的自然表露，以及任运自在的自然主义的禅修生活准则，越来越为后世大多数禅师所奉行。
二、道信和弘忍的东山法门
道信(579—651)，早年出家，后赴安徽舒州皖公山从僧璨学习禅法。僧璨圆寂后，道信南下江西吉州、江州一带传法，深得众望，后又到与江州隔江相望的湖北黄梅双峰山弘法三十余年。弟子弘忍(601—674，一说602—675)，生于黄梅，早年奉事道信，曾负责组织安排寺内禅众的劳动生产和生活，后来赴双峰山以东约三十公里的东山弘法。道信和弘忍的禅修生活与以前的禅师们有所不同。其特点，一是定居，如道信在双峰山三十余年，聚徒多达五百多人。二是重视生活自给，以禅指导日常生活，把劳动生产与禅修实践结合起来。道信和弘忍使禅僧生活方式以及修持方式发生重大的转变，史称他们的禅法为“东山法门”。
道信在《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15]这可以说是东山法门禅法的纲要，其中包含了心性理论和修行实践两个方面。这里道信所说的“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是引用四卷本《楞伽经》的品名《一切佛语心第一》。该品名标示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在《楞伽经》中都具备了。道信把“一切佛语心第一”发挥为“诸佛心第一”，强调人心的重要，强调要重视“心”的修持，以此强化向内用功的禅修实践。所讲《文殊般若经》一行三昧，是一种修持方式，指一心念佛酌三昧。总的说，东山法门的禅法就是静态渐修的坐禅、念佛和守心，其特质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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