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摩到慧能禅法的演變
方立天
從中國禅宗發展史來看，自菩提達摩東來，後經慧可、僧璨、道信和弘忍，這期間可謂禅宗的准備期，慧能及其《壇經》的問世，標志著禅宗的正式形成。慧能後出現了五家七宗，禅宗更臻于鼎盛，充分表明慧能創立禅宗的曆史業績是空前的。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是，從達摩到慧能，前後六祖間的禅法是怎樣演進和變化的
演進和變化的理論、原因何在
從中我們又可以得到怎樣的思想啓示
我們認爲，探討這些問題對于了解禅宗、了解禅修是十分有益的。
一、達摩、慧可和僧璨的“藉教悟宗”說
達摩、慧可和僧璨叁位禅師事迹的記載都很簡略，有的甚至還很混亂，但有一個共同點，即現有的記載都表明，叁代禅師都崇奉四卷本《楞伽經》，並以之作爲禅修的指導和印證，所以也都被稱爲楞伽師。四卷本《楞伽經》對他們的影響有二：一是方法上重在“宗通”。該經雲：“謂我二種通，宗通及言通。說者授童蒙，宗爲修行者。”[1]“宗通”是離開語言文字，直接通達佛教堂奧的宗旨，是修行者的自證自悟。“言通”是運用語言文字，安立名相進行說法教化，是對初學者的啓蒙。禅師們提倡“藉教(言)悟宗”，以宗的趣人爲根本。二是思想上重視如來藏說。[2]該經認爲一切衆生的煩惱身中都藏有自性清淨(本來清淨)的如來法身，而一切衆生的自性都含藏如來的功德。如來藏思想成爲楞伽師的主要思想基礎。
(一)菩提達摩的壁觀——安心法門
菩提達摩(
——536，一說528)，自印度航海來華，經廣州到建康。傳說達摩和梁武帝曾有一段對話。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問達摩，即位後所做的建寺、寫經、造像、度僧等事，有多少功德
達摩卻說無功德可談。梁武帝感到難以理解，達摩即渡江北上人魏，在嵩洛一帶傳授禅法。達摩晚年，傳說他遭遇毒害而死，也有說是“只履西歸”即手攜只履西歸印度。
菩提達摩的禅法以壁觀——安心法門爲中心。宗密說：“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人道，豈不正是坐禅之法
”[3](“壁觀”，是面壁而觀，心如牆壁，外，諸緣不能人，內，心無不安。這是達摩傳授的獨特禅法。道宣對它評價甚高：“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4]可見達摩禅法的影響是很大的。
達摩禅法的特點在于“藉教悟宗”，也就是憑借言教以啓發信仰，一旦信仰形成，便不再憑借言教。達摩禅法的具體內容是以理人爲主、行人爲輔的“二人四行”法門。史載達摩稱：“人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5]認爲成就佛道的方法只有“理人”(對于教的理論思考)和“行人”(修持實踐)兩種。關于“理人”，達摩說：“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人也。”[6]“真性”，是佛性，也是空性。“理人”有兩層含義：一是根據經教所說，深信人人都有真性，，在“含生同一真性”的理論基礎上，確立“舍僞歸真”的信仰和決心；二是在樹立信仰後，通過禅定“壁觀”，令心安定，不生分別，不再依賴經教，心與道冥符。“理人”即悟理。也就是悟人“無自無他，凡聖等一”的“性淨”之理，悟人“寂然無爲”的“空性”之理。悟理的關鍵是“壁觀”，也就是“安心”。菩提達摩特別重視“安心”，將心安住一處，使之達到安定寂靜的境界，這也可以說是不起分別心，沒有分別心。相傳有這樣一個故事，慧可初見達摩，說自己的心很不安甯，乞求幫助“安心”。達摩說，你把不安的心拿來，我使你安心。慧可說，不安的心拿不出來。達摩說，我已給你安心了。[7]這是說，不把心加以區別，就是安心的意義。可見，菩提達摩“藉教悟宗”的實質是重禅悟，輕經教，重智慧，輕語言，重內在超越，輕外在修持。
“行人”，“行”有“四行”，即有四項內容[8]：一是“報怨行”，人們對以往所作的業應有正確的認識，甘願承受，毫無怨憎，並且要努力修行，以顯了真性。二是“隨緣行”，人們應依隨苦樂順逆各種緣，保住真性，以漸進于道。叁是“無所求行”，對于現實經驗世界，不應有任何貪戀、追求。四是“稱法行”。“稱法”，指與理法相稱相應，理法即“性淨”之理，“空性”之理。這是指與“性淨”之理或“空性”之理相應的修行。“四行”是在四種禅修實踐中作到無怨無憎，無喜無悲，無貪無求，符合理法。“行人”是在“理人”的基礎上進行的，並要求與壁觀內證所得的“性淨”之理或“空性”之理相應。達摩提倡“理人”與“行人”的結合，實際上含有“理人”重于“行人”的傾向。
菩提達摩的“二人四行”說是一種自我心靈與行爲控製的修行方法，它把“言通”與“宗通”聯系、統一起來，並最終歸結爲“宗通”，也就是把樹立信仰與禅定修持、言說與內證、理論與實踐聯系、統一起來，並以超越言教的“悟宗”爲根本目的。
(二)慧可的“自覺聖智”說
慧可(僧可，487—593)，虎牢人(今河南荥陽)。少爲儒生，後出家。年約四十歲時，遇菩提達摩，即禮以爲師，從學六年。不少禅學史籍載有慧可“雪中斷臂求法”的故事，說慧可爲了向達摩表示求法的決心，立雪地數宵，斷臂，達摩有感于他的真誠就把四卷《楞伽經》授予他，並說，若依此經修行，就可自得度世。後到東魏的邺都，大弘禅法。但受到異派學者的迫害，其說法被稱爲“魔語”。北周武帝滅佛後，慧可南下隱居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潛縣)，在此傳法給僧璨。後又回邺都修禅傳法。
據《續高僧傳》卷十六《慧可傳》載，慧可繼承了達摩重念慧，而不重語言的傳統，是一位“專附玄理”、不拘文字的自由解經方法的倡導者。他的禅學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9]現存慧可《答向居士來書》中的一首偈，基本上體現了他的禅學見解，體現了他“專附玄理”的思想風貌。偈雲：“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余
[10]”“摩尼”，寶珠。“無余”，無余涅檠。第叁、四句是說，猶如衆生迷惑時，會視珍珠爲瓦礫一樣，不知摩尼是珍珠，衆生一旦覺悟，離開迷妄，也就立即明白自我的本性是覺性。這是一種本性覺悟說，即把自覺解釋爲自性覺悟，認爲自我本來是有覺性的、覺悟的。第五、六句是肯定無明與智慧無異，“萬法”皆是“真如”。偈文末尾兩句是說，衆生身與佛無差別，不必另求無余涅槃境界。應當指出，慧可所奉持的《楞伽經》所講的自覺聖智的“覺”字是指觸覺，“自覺”是一種自我觀證。慧可把自覺解釋爲不須依靠別的因緣的自我覺悟、本有覺悟，自覺聖智解釋爲自性覺悟的絕對智慧。與此相應，慧可把般若性空之“理”作爲“真如”，遍于衆生之中。這既爲衆生具有自覺聖智提供了本體論的依據，又把般若性空說與佛性論結合了起來。由此，慧可還進一步闡揚衆生的心靈即是佛、衆生身即是佛身、生死即是涅檠的思想。慧可的這種解經方法，和直指生佛無差別的自性本覺說，凸顯了達摩正傳的心法，對後世禅宗有重大的思想影響。
(叁)僧璨的任性合道說
僧璨的史料極少，今就托名僧璨所作的《信心銘》略作論述。《信心銘》是在佛教清淨心的思想基礎上，吸取道家，尤其是《莊子》的《齊物》、《逍遙》思想而成。文雲：“至道無難，唯嫌揀擇”。[11]“至道”，禅修的最高境界，實即人的心性的本真狀態。意思是說，把握“至道”的最根本之點就是不作任何分別。又雲：“不用求真，唯須息見”[12]不必去求真，但必須息滅各種妄見。這也就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而要作到息滅妄見，一心不生，就要“任性”：“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13]“性”衆生本性、真性。“任性”就是隨本性的自然，就是“複歸自然”。[14]這是不作分別，非有非空，無去無來的心性本然，是人心冥合至道、斷絕煩惱的理想境界。這種追求心靈的原初狀態、心性的自然表露，以及任運自在的自然主義的禅修生活准則，越來越爲後世大多數禅師所奉行。
二、道信和弘忍的東山法門
道信(579—651)，早年出家，後赴安徽舒州皖公山從僧璨學習禅法。僧璨圓寂後，道信南下江西吉州、江州一帶傳法，深得衆望，後又到與江州隔江相望的湖北黃梅雙峰山弘法叁十余年。弟子弘忍(601—674，一說602—675)，生于黃梅，早年奉事道信，曾負責組織安排寺內禅衆的勞動生産和生活，後來赴雙峰山以東約叁十公裏的東山弘法。道信和弘忍的禅修生活與以前的禅師們有所不同。其特點，一是定居，如道信在雙峰山叁十余年，聚徒多達五百多人。二是重視生活自給，以禅指導日常生活，把勞動生産與禅修實踐結合起來。道信和弘忍使禅僧生活方式以及修持方式發生重大的轉變，史稱他們的禅法爲“東山法門”。
道信在《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中說：“我此法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叁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15]這可以說是東山法門禅法的綱要，其中包含了心性理論和修行實踐兩個方面。這裏道信所說的“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是引用四卷本《楞伽經》的品名《一切佛語心第一》。該品名標示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在《楞伽經》中都具備了。道信把“一切佛語心第一”發揮爲“諸佛心第一”，強調人心的重要，強調要重視“心”的修持，以此強化向內用功的禅修實踐。所講《文殊般若經》一行叁昧，是一種修持方式，指一心念佛酌叁昧。總的說，東山法門的禅法就是靜態漸修的坐禅、念佛和守心，其特質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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