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
“佛”是佛教觉悟圆满的理想人格、崇高象征、庄严代表，追求成佛是中国佛教徒的最高终极目标。什么是佛？佛的特性、本质、功能、形象如何？佛如何定性、定位？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遇到，也是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国佛教学者历来比较注重对“佛”的解释、探究和阐发。由于儒道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原因，中国佛教学者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论述颇富浓重的中国特色。
中国佛教学者对“佛”的解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汉魏晋时期，是着重以儒道有关观念与“佛”进行比附；南北朝隋唐时期，又回归于以佛教原典来平实地表述佛的涵义；唐代中叶以来，禅宗热心关注“如何是佛”问题的问答，打开禅宗的各种语录，师徒们关于“如何是佛”问题的回答比比皆是，具体说法数以百计，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茫然莫解。然若把各种回答加以梳理、归类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其实质是日益以自我心性去沟通、缩小众生和佛的界限与距离，以人的主体与心性清净等同于佛，这也就是慧能一系禅学的核心思想。
“如何是佛”的问题，包含什么是佛和怎样成佛两层意义。下面，我们就什么是佛这一意义来论述禅宗回答“如何是佛”的思想实质。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先介绍隋唐前中国佛教学者对“佛”的典型解说，然后再评述禅宗对“如何是佛”的回答，以有助于了解在这个问题上禅宗与前人思想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揭示禅宗的核心思想之所在。
在隋唐前，中国佛教学者对于“佛”的解释，最富中国特色的典型说法有以下诸项：
(一)体道者是佛。牟子《理惑论》就“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问题回答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这段话不仅对佛作了界说，而且描绘了佛的形态和功能。意思是说，佛是道德的始祖，神明绪业的体现，也就是觉者。佛的形态恍惚不定，聚散、存亡、大小、方圆、老少、隐显，随意变化，且具有奇异的神通，刀火不能入，污祸不会沾。这显然是受当时的老庄道家和黄老神仙家思想的影响，按照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思想逻辑来规定佛的特性，实际上这是把佛与神仙等同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佛乃道德的元祖”一语中“道”的涵义，《理惑论》说：“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拟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四表”，四方极远的地方。这是说道是引导人入涅槃(无为)，入涅槃就是得道。这个道无声无形，没有四方上下的约束，充斥整个宇宙，与佛的特性毫无二致，成佛也就是与道合为一体。这个道的内涵与特征是“虚无恍惚”，“虚无”的道就是本体。佛就是体证道本体的觉者，神明。支谦在他译出的《大明度经》中也说：“夫体道为菩萨，是空虚也。斯道为菩萨，亦空虚也。”以虚无、虚空为道，这与道家所言的道颇相类，而与大乘中观学说虽可比附，但从整体来说，是与作为整个佛教教义的佛道之道相悖的。由此可见，所谓体道的佛、菩萨实质上是具有道家理论色彩的中国化的神明。
(二)“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东晋时期奉佛的代表人物孙绰转而从儒佛比较的角度来解释“佛”，他在《喻道论》中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名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孙绰认为，周公、孔子与释迦牟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是觉者，先觉者，只是教内外的名分不同，社会功能不同罢了。儒家是“救时弊”，重在社会治理，佛教是“明其本”，偏于内心的教化。这是从治国安民的社会作用的角度，肯定儒佛的出发点和目的的一致性、共同性，从而推动了儒佛思想的合流。但另一面，由于孙绰将佛等同于周孔，也就模糊了佛教与儒家的区别，削弱了佛教超越世俗的神圣性。
(三)佛是人格神。东晋时，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形尽神不灭观念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的解脱成佛理论，认为“冥神绝境，故谓之涅槃”，把解脱境界归结为“神”处于冥然不可知，又不为外境所影响的超然状态。他曾在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率弟子一百二十三人建斋立誓，发愿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弟子刘遗民执笔的《发愿文》中就有“其有惊出绝伦，首登神界”的话，这里慧远是把西方极乐世界称为“神界”。神界就是涅槃境界，也就是佛教所说经过修持所达到的死后往生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永恒主体“神”获得了解脱，人得到了永生。在慧远看来，所谓成佛，就是“神”最终的舍离情识的妄惑，摆脱形体的枷锁所达到的清净境界，“神”是永恒的真实存在，是成佛的主体，佛是神的升华，是最高的理想人格，是人格神。
慧远对“佛”的解释不同于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反对灵魂不灭，主张无我说，也不同于牟子《理惑论》以体现本体“道”为佛的说法，而是以“神”的超越为佛，强调的是永恒的主体精神、灵魂的存在和作用。
(四)“法即佛”和“理者是佛”。东晋宋间的著名佛教学者竺道生，运用中国传统的得意忘象的思维方式，把般若实相说和涅槃性学说结合起来，认为体认宇宙本体(实相)和显现众生本性(佛性)就是佛。竺道生对“佛”的解释既富中国民族特色，又是综合印度大乘佛教空有两宗思想的结果。
竺道生说：“以体法为佛，不可离法有佛也。若不离法，有佛是法也。然则佛亦法矣。”这是说，体认法为佛，不可离开法另有佛，从这层意义上说，佛即是法。那么什么是法呢？“法者，无非法义也。无非法义者，即无相实也。”“法者，理实之名也。”所谓法就是“无非法”，宇宙间无一不是法，法囊括了宇宙的一切，由此，法也是无相状的。法就是“理实”，就是“理”，也就是真理。可见法是遍于一切的本体，是普遍的真理。所以竺道生又说：“体法为佛，法即佛矣。”法是反映宇宙本体、真理的普遍概念，是成佛的原因、根据，佛离不开法；佛是体认本体、真理，即“体法”的结果。由此一方面说“佛亦法”，一方面又说“法即佛”。竺道生还就“体法”的意义这样说：“一念无不知者，始乎大悟时也。以向诸行，终得此事，故以名焉。以直心为行初，义极一念知一切法，不亦是得佛之处乎？”意思是说，在一念之间直下感知一切法，也就是“得佛之处”。
由于法是“理实”，因此竺道生又说：“佛以穷理为主”，“佛为悟理之体”，佛就是“穷理”、“悟理”的结果、体现。“理者是佛，乖者凡夫。”成佛是体认本体实相的“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理就是佛，而违背理就是凡夫。
竺道生还强调宇宙本体的法、理也体现在众生的心性之中，众生的本性、佛性，就是成佛的内在根据。他说：“夫体法者，冥合自性，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意思是“体法”即“冥合自然”，而“法”就是佛性。由此又可以说，显现佛性也就是冥合自然。道生又说：“不偏见者，佛性体也。……不偏则无不真矣。”“偏”，偏离，不正。“不偏”，不偏离正道，也就是无不真实。这是说，不偏，无不真，是佛性体，法与自然也是不偏，无不真的。在不偏，无不真这层意义上说，佛性、法和自然这三者是相同的。竺道生认为，众生若能显发佛性，冥合自然，直觉宇宙真相，也就成就为佛了。
就什么是佛这一层意义，禅宗对“如何是佛”的种种回答，可以归纳概括为四种典型的说法：
(一)心即佛
禅宗人对“如何是佛”的基本回答是心即佛。“心”，有的侧重指主体的现实心灵，有的则偏于指主体的清净心，即心的本性。“佛”，有的指佛性，佛心，有的指佛果。心与佛的关系，有的强调两者互不相离，有的则认定两者是相等的、无差别的。心即佛的典型说法有：
是心是佛。被奉为禅宗二祖的慧可在回答什么是佛法的问题时，对弟子说：“是心是佛”，认为众生的心就是佛。后来马祖的弟子大珠慧海也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即心即佛。史载：“马祖因大梅问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又大珠慧海在解释“即心即佛”哪个是佛时说：“有行者问：“即心即佛，哪个是佛？”师(慧海)曰：“汝疑哪个不是佛？指出看。”无对。师曰：“达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强调众生的自心即是佛。
心即是佛。黄檗希运说：“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惟此一心即是佛……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希运认为心是佛与众生沟通的桥梁，心是众生，心也是佛。
以上三种说法的表述虽略有不同，其思想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肯定无论是众生心，还是佛心，其心的体性是与佛无异的，此心即是佛。
禅师们对于此心即是佛的此心，也有不同的表述，重要的有：
念佛心是佛。被奉为禅宗四祖的道信宣扬“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把念佛心与妄念相对立，认为排除妄念，专心念佛，即能心中见佛，从这一意义上说，念佛心也就是佛。
自心是佛。禅宗六祖慧能大力倡导自心是佛说。他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慧能讲的自心，也就是自心具有的自性，他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则是佛。”
“自心是佛”是指自心悟，自性悟而言，处于迷妄状态的自心，自性，不是佛而是众生。
清净心是佛。黄檗希运提出了“本原清净心”的概念，以及“此心是本原清净佛”的命题，强调此心是本源之心，是心本性，众生若能直下体悟此心，当即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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