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仰》[82]、赵觉光的《千处祈求千处应的观音菩萨》[83]、涌渊的《略述观世音菩萨修行法门》[84]、王龙智隆的《闻思修解六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之六步反闻工夫》[85]、汤琳的《观世音菩萨法门》[86]、宋道发的《观音感应初探》[87]、樊子林的《观音名号刍议》[88]等。此类作品在佛教界也相当的多，几乎所有讲解《法华经》、《楞严经》和《心经》的宣教性作品都涉及到观音的法门。这类作品中有的属于研究性的成果，有的则仅仅是对义理的阐述。从内容来看，基本集中于《法华经》中《普门品》的救难法门、《楞严经》的“观音耳根圆通法门”、《心经》的般若智慧法门。其中前一种法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民众观音信仰的把握，后两种观世音菩萨法门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与禅宗思想的沟通。总体上来看，从哲学或宗教学角度对观音信仰义理的研究是所有观音研究领域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与艺术与文学角度的观音信仰研究相比，还显得非常冷清。另外，由于观音信仰这三种法门都来自于古代印度[89]，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均涉及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以及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行与演变等情况。
六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观音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同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的研究，如邢莉的《观音信仰与中国少数民族》[90]、扬政业的《从洱海区域的观音信仰看外域文化的影响》[91]、杨学政的《密教阿吒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影响》[92]、卢亚军译注的《西藏的观世音》[93]、萧明华《从两尊观音造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94]、周毅敏的《试析大理白族民间观音崇拜》[95]、李东红的《大理地区男性观音的演变——兼论密宗的白族化过程》[96]、吴棠的《白族信仰中的观音形象》[97]、邢康的《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的宗教信仰》[98]、徐晓望的《闽人与观音崇拜》[99]等。李翎等人对藏族地区的观音信仰则多有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关于藏密观音的造像艺术特征与演进，也有关于藏密观世音菩萨法门的阐释与分析。这类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揭示了观音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的流传与演变情况，不但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些民族的文化特性，也有利于我们认识观音信仰的不同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变化形态。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观音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仅仅涉及云南和西藏等几个少数地区，历史上观音与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均发生许多有趣的联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没有展开。
七是分门别类地总结和阐释中国观音信仰的各种现象的著作，这方面最有名的要算邢莉女士的《观音信仰》[100]和《观音——神圣与世俗》[101]。其中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扩充。这部书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1、观音的由来；2、观音的本土化；3、观音的神变；4、观音女神；5、少数民族与观音；6、历代观音；7、观音与诸神；8、弱者的烛光；9、强者的哀怨；10、妇婴的保护神；11、崇拜仪式与物化形式。温金玉的《观音菩萨》则探讨了观音的身世、观音的形象、观音的女性化、密教观音、观音的法门、观音的道场、观音信仰的传播等问题[102]。罗伟国的《话说观音》[103]和张总的《说不尽的观世音》[104]则以通俗和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介绍观音信仰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品涉及到观音信仰的很多方面，主要都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的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上自古代印度，下迄当代中国，而尤以中国历史上的观音信仰为核心。
八是对观音经典的整理校勘，在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要算方广锠先生近年来所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献属于观音经典，当然这些经典中更多的还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伪经。另外，近年来天津、海南等地还有多部观音资料大全类的丛书或大部头著作问世，一些电子版本的观音文献数据库也有几家正式制作完成，但这些出版物多没有对所收录的观音经典进行整理与校勘。诠释观世音菩萨法门的《心经》、《楞严经》、《法华经》等经典近年来陆续有人进行注释与白话翻译。
从纵向来看，中国大陆现有的观音信仰研究已经遍布各个时期，有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如王青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105]、杨曾文的《观音信仰的传入和流传》、周一良《跋观音赞》[106]主要论述的就是这个时期，孙昌武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107]和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注译》[108]也是关于这个时期观音信仰流传情况的原典整理与研究；也有研究隋唐时代的，如曾其海《天台宗对观音信仰的推动》[109]、郭绍林的《论唐代的观音信仰》[110]；还有研究宋以后的，如赵克尧的《从观音的变性看佛教的中国化》[111]、孙昌武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也有大量的篇幅在探讨明清时期的观音与文学。基本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音信仰的初期传播和灵验故事与造像研究等方面；唐代以后的观音信仰则集中在观音的女性化以及观音信仰与文学之关系等方面。
尽管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表现在：1、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观音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演变过程的专著，现有的研究都是从某个具体的方面或者具体的时代来展开的，所以，缺乏系统性；2、尚没有把观音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来进行研究，各种研究都是从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来进行研究的，缺乏完整性；3、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演变是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不断传播并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所以，从印度观音信仰的形成及其向中国传播的角度对观音信仰进行研究，将是揭示中国观音信仰源流与本质特征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还没有这样的研究，已有的理论性研究绝大多数流于平淡，介绍性、叙述性作品多，所以，缺乏深刻性；4、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观音研究，主要是从文学、艺术、考古、古籍整理、民俗等学科的方法进行的，而观音信仰首先是一种历史性的宗教现象，历史性的宗教现象首先应该从宗教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学科的方法，所以，从研究方法来讲，大陆现有的观音信仰研究方法很不到位，明显缺乏多样性。
二、台湾的观音信仰研究
台湾地区的佛教研究具有方法新颖、资料翔实、精微独到等许多大陆所难以达到的特点。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台湾学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可以从研究领域的角度将台湾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划分为以下七类：
首先是关于观音经典的研究和整理，主要成果有：黄国清的《〈观世音普门品〉偈颂的解读——梵汉本对读所见的问题》[112]、释道昱的《〈观世音经〉考》[113]、《再谈〈观世音经〉——〈请观世音经〉译本考》[114]、于君方的《伪经与观音信仰》[115]、《观音菩萨的经典依据及其名号和其他一些不明问题》[116]、张瑞芬的《从佛教经典看民间传说——李靖、妙善故事之演变》[117]、陈英善的《〈观音玄义〉性恶思想之探讨》[118]、演培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119]、萧婉珍等的《观音宝典》[120]、全佛文化编辑部编的《观音菩萨经典》[121]、张火庆的《观世音普门品》[122]等。这些研究对一些著名的观音经典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涉及翻译、语言、版本、思想、信仰、传说等很多问题，所以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研究各有所专，各有其长，新见不少，启发良多。
第二类是观音形象的研究。与中国大陆一样，从艺术角度对观音造像的研究也是台湾观音研究中成果最丰富的一个领域，笔者既没有尽阅此类作品，在这里也难以详尽列举所有成果。就笔者所接触的资料来看，比较重要的研究有：林富春的《论观音形象之变迁》[123]、陈清香的《千手观音像造型之研究》[124]、《观世音菩萨的形象研究》[125]、《观音造像系统述源》[126]、李玉珉的《梵像卷中几尊密教观音之我见》[127]和《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128]、胡文和的《四川与敦煌石窟中的“千手千眼大悲变相”的比较研究》[129]、古正美的《从佛教思想史上转身论的发展看观世音菩萨——中国造像史上转男成女像的由来》[130]、洪立曜的《观音画法鉴赏》[131]、赵超的《妙善传说与观世音造像的演化》[132]、刘世龙的硕士论文《明代女性之观音画研究》[133]、张惠玲的《台北市佛寺中的观音像研究》[134]、苏莹辉《院藏隋代佛重研》[135]、陈祚龙的《关于造作观世音菩萨形象的流变之参考资料(上下)》[136]、潘亮文的《有关观音像流传的研究成果和课题》[137]、《试论水月观音图》[138]、林子忻的《观世音造像之流变》[139]、广元的《释迦与观音像之考究》[140]、金荣华的《敦煌多臂观世音菩萨画像所持日月宝珠之考察》[141]、沈以正的《谈绘画史上的观音像》[142]、侑莲的《慈性之美——观音菩萨像(1-4)》[143]、黄崇铁的《金铜佛造像特展——以三十三观音为中心的探讨》[144]、马玉红的《艺术小百科——中国千手观音造像图考》[145]、葛婉章的《无缘大悲达观自在——院藏〈普门品〉观音画探究》[146]等。这些成果有的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涉及总体性的问题，如源流与演变以及特性等，有的则从具体的个案入手，进行翔实独特的考释；有的直接以物质形态的某类观音造像或某些具体作品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从精神形态的某种观音信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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