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敦煌与印度的关系》[190]主要研究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的艺术特点和基本内容及其同敦煌之间的艺术联系。日本学者西上青曜的《观世音菩萨图像宝典》则对观世音菩萨的各种形象及其来源进行了追溯和分析，对各种观音形象进行了说明[191]。
第二，国外观音研究的第二个类型是关于观音信仰的流传、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前面所说的第一类研究主要是研究观音的造像，尽管也涉及观音信仰的传播与演变问题。第二类型则主要是对观音信仰的产生、传播、演变以及所有这些变化的历史原因等，主要是用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尽管也涉及观音的造像。而前者则多考古型研究，主要使用实物资料。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宗教系硕士研究生Danya J. Furda的学位论文《观音菩萨：中国宗教中的女性象征》[192]对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行以及女性问题在观音信仰的演变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了分析。该论文分六章，分别论述了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入和早期发展、观音性别的转化、女性在中国宗教中的重要性、佛教的普及与观音的神奇意义、观音的女性象征意义和慈悲象征意义等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观音信仰问题。Glen Dudbridge的《妙善的传说》[193]对中国宋代以后出现的观音身世故事——妙善公主故事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故事的结构、意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C. N. Tay的长篇论文 《观音：半个亚洲的崇拜对象》[194]对观音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传播演变作了研究。[日本]佐伯富《近世中国的观音信仰》[195]一文则对中国历史上的观音信仰特别是宋代以后的观音信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美国罗哥斯大学教授Yu Jun-fang(于君方)的《观音：阿缚卢枳低湿伐罗在中国的转变》[196]则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最重要的观音研究成果。本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1年出版，共600多页，资料翔实，论述周密，对观音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她还有许多有关观音研究的论文，如《观音菩萨的经典依据及其名号和其他一些不明问题》[197]、《观音灵验故事》[198]等，也都有相当的分量。法国学者石泰安的《观音，从男神变女神一例》[199]，从古代印度与观音相类似的故事传说当中寻找二者之间渊源，并在此基础上对观音性别的演变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观音从男到女的演变来自于印度文化的影响。这种观点独树一帜。除了研究以中国为主的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以外，在第二类研究中，也有关于其他国家观音信仰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比较象样的成果是关于斯里兰卡历史上观音信仰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John Clifford Holt的《宝冠上的佛陀：斯里兰卡佛教传统中的观世音》[200]。该书分9个部分，对斯里兰卡接受观音信仰的历史契机、经过、演变、社会意义等作了详细的论述，书中还收集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图片，是研究南传佛教地区观音信仰的宝贵资料。A.D. T. E. Perera的《Isurumuniya寺庙的人与马造像之谜》[201] 对斯里兰卡的某寺庙所藏人与马头雕像及其与观音信仰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可谓具体的个案研究。另外，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的《观音的语义及古印度与中国对他的信仰》[202]、泽田瑞穗的《鱼篮观音的传说》[203]也是早期观音信仰流传方面的论文。
第三类是关于观音信仰的神话传说、宗教礼仪、神秘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和前面两种研究的区别是，前面两种研究都是对历史发展和历史遗存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到宗教与社会政治、思想观念、民俗、艺术等方面的联系，而第三类研究则更注重于观音宗教信仰传说以及信仰内容与特征的研究或阐释。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Martin Palmer, Jay Ramsay and Mao-Ho Kwok 的《观音：中国慈悲女神的传说和预言》[204]一书分三部分，一是简介观音信仰的起源与历史、二是阐述观音的神话与传说、三是关于流传于中国和日本等地的观音一百签和与之相应的一百首观音卜诗的解释和应用的说明。John Blofeld 也写了一部关于观音信仰的书，先是以《慈悲瑜伽：神奇的观音崇拜》[205]为书名在英国伦敦出版，后又以《慈悲菩萨：观音的神奇传说》[206]为书名在美国科罗拉多出版。笔者曾对两书作过对照，正文部分是完全相同的。该书对观音在印度和西藏的传播、中国民间的妙善故事、佛教的观音观念、宗教礼仪、瑜伽冥想、梦幻沉思、菩萨造像等与观音相关的问题都给予简明扼要的阐述。Sandy Boucher的《发现观音——佛教的慈悲女神》[207]则是以一个虔诚的美国女性信徒的身份阐释观音信仰的意义、特征以及礼仪等，讲述了美国一些妇女希望看到更具女性面孔的上帝的心理以及这些人信仰观音后的体会，揭示了观音信仰在西方传播的情况。日本后藤大用著、黄佳馨译的《观世音菩萨本事》[208]也是以一位观音信徒的身份，对观音信仰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整理，涉及到观音信仰的原理、观音形象的种类、观音的应化、观音的忏法等等。日本另外一位观音信徒森下大圆著、台湾星云法师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209]则是众多《普门品》阐释著作中的代表，主要是通过讲解《普门品》这部最流行的观音经典来阐释观音信仰的基本内容。Sangharakshita的《菩萨的理想：佛教的慈悲与智慧》[210]则是论述佛教菩萨信仰中最核心的思想，其中涉及到了观音信仰的基本宗教内涵。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国外学术界还有许多与观音信仰有关的书籍或论文[211]，由于笔者尚未阅读，这里就不再作详细介绍。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观音造像研究比较受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主要是观音各类雕刻像的研究，其次是观音画像的研究；二是有许多成果都是对观音女性化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说明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三是研究中国观音信仰的成果多于研究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其他国家的观音信仰的成果，这与中国观音信仰与印度和东南亚截然不同的个性特色及其广泛流传、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观音信仰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流行与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四是对南传佛教地区的观音信仰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尽管和北传佛教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观音信仰研究相比，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南传佛教流行地区的观音信仰研究还非常单薄，但因为这些地区属于非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流行地区，所以这些以实物为主要对象、偏重于考古和艺术的观音信仰研究，对于认识印度观音信仰的向外传播以及南传佛教地区历史上观音信仰的特征，便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五是研究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成果多于研究中国正统佛教的观音信仰，这两种观音信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更大兴趣说明他们看准了印度观音信仰中国化程度最深的部分，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所有观音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学者所进行的观音信仰研究，除了使用宗教学、历史学的方法外，还特别注重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很有特色，在选题方面比较喜欢一个具体甚至是细小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当然，除了像于君方这样的华裔学者外，许多国外学者由于汉语能力的限制和对中国文化深刻性把握的不足，所以，有关中国观音信仰的一些研究还不太到位，有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另外，国外学者偏重于微观研究，这在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时的确能显示出深刻、扎实、透彻等优势，但却缺少了宏观研究，在总体把握、完整描述、系统梳理等方面就显示出许多不足。
四、笔者自己的观音信仰研究
近年来，笔者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以观音信仰研究为题，先后参加过“第一届观音思想与现代管理学术研讨会”(仅提交论文)[212]、“中日长安佛教与日本学术研讨会”[213]、“中韩儒、释、道三教学术研讨会”[214]、“第二届天台山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215]、“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16]、 “首届终南山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217]、“首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218]、“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219]、中国第二届净土宗学术研讨会[220]、中国五台山首届国际佛教文化节佛教文化与艺术论坛[221]。已经正式发表这方面的论文21篇[222]，已经完稿等待发表的论文有7篇[223]，即将出版的书稿一部：《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共25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待出版的书稿一部《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40万字，计划2006年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里仅对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作简单的归纳如下：
1、观音信仰三大体系：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佛教，把依然流传于世的观音信仰分为三大体系，即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和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前两者均是有经典依据的正规的佛教信仰，其中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属于大乘密教范畴，它以各种真言、印契和与之相关的观想等宗教义理与规范为突出特征，在整个藏传佛教体系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属于大乘显教范畴，在义理上涵盖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内容，在实践上代表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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