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礼，诵持此偈。随后，弘忍又将神秀唤人堂内问道：此偈是你作的吧
神秀回答说：是我所作。我不敢妄求六祖位，只望和尚慈悲，看看我是否有点智慧，能识得佛法大意
弘忍对他说：依你这首偈的见解，你还只到门前，未能人内，因为你未能明见自己的本性。“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另作一偈给我，“若人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神秀回去以后，苦苦思索了几天，作偈不成。
又过了两天，有一童子经过碓房，口中念诵着神秀所写的偈颂。惠能一听，便知此偈未见本性。当他从童子处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便对童子说：我在这里踏碓八个月有余，一直没有到前堂去过。你能不能带我到南廊去一下，我也想到偈前礼拜一下，诵持此偈以求解脱。童子便引惠能来到偈颂前。惠能礼拜毕，因不识字，就请人代读一下。当时正好江州别驾张日用在场，就帮忙高声朗读了一遍。惠能一听，即识大意，马上另作一偈，并请张日用代为书写在了墙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惠能这首偈表达了与神秀不同的意境，表现了惠能顿悟成佛的见解。当时在场的众人看到在碓房里做杂务的惠能竟能做出这样一首偈，无不感到万分惊讶。而惠能却又悄悄地回碓房去了。
五祖弘忍来到廊下，见到惠能的偈，即知他已经悟解了佛法大意，但看到众人的惊怪，又担心别人加害于他，便把偈擦掉，说是也未见性。众人也就都这样认为了。而实际上，弘忍心中已暗暗拿定主意，准备传授衣法给惠能，让他继承祖位了。
三、密受衣法 领受师训
据说，在惠能作偈的第二天，五祖弘忍就秘密地来到碓房，向正在忙碌着的惠能问道：“米熟也未
”惠能回答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弘忍又用手杖在碓上敲打了三下，然后离去。惠能心领神会，便于夜里三更时分，悄悄地来到弘忍的房内。弘忍以架裟挡住灯光，亲自向惠能讲解《金刚经》。据敦煌本《坛经》，“惠能一听，言下便悟”。而其他各本《坛经》则还明确地记载说，惠能是在弘忍说至《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言下大悟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道理，并对弘忍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弘忍知惠能已悟本性，于是就把代代相传的顿教禅法和袈裟衣传给了惠能，并对他说：这袈裟衣是昔日菩提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传禅所留下的，历代祖师以此为嫡传的凭据，今传授给你，你就是禅宗的六祖了。你要记住，此衣只是传承的凭证，而不是佛法本身，佛法是要“以心传心”传下去的，要靠人的“自悟自解”。“自古传法，气如悬丝，”传授衣法一向是很危险的，常会为此而引发争端，因此，传衣到你为止，以后就不要再传了。你现在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恐怕也会有人要害你，你得赶快离开。惠能说：我本是南方人，对这里的山路很不熟悉，我怎么走呢
弘忍说，你不必担忧，我来送你。
于是，惠能禀受了衣法，三更时就匆匆离去。弘忍亲自把他送到了九江驿。临别时，弘忍特别关照惠能说：“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去以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悟无别。”这里的“三年勿弘”，惠昕本《坛经》作“五年勿说”，通行的宗宝本《坛经》等则作“不宜速说”。这些不同的说法与下面要提到的惠能南下以后究竟过了几年的隐遁生活有不同的记载是相关的。从上面说的“自古传法，气如悬丝”和这里的临别交待中可以看出，当时禅门里的派系之争和法嗣之争是很激烈的。
敦煌本以后的各本《坛经》中都还有弘忍把惠能送过江的记载，并增加了师徒之间关于“师度”、“自度”的对话。据说弘忍与惠能来到江边，见有一只小船。弘忍令惠能上船后，便把橹自摇。惠能说：“和尚请坐，应该让弟子来摇橹。弘忍说：应该是我渡你，怎么能让你来渡我呢
惠能回答说：弟子迷时师度，弟子悟了就该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弘忍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以后佛法的大兴就要靠你了。这一段内容，主要是为了强调惠能的得法开悟，并突出惠能禅“自性自度”的思想特色。
得法传衣，是惠能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尚未出家的惠能已经得到了禅宗六祖的地位。对于此事，唐代王维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就有记载，其中明确地说，惠能临行，弘忍“遂密授祖师以袈裟”。自此以后，禅宗南宗所传的各种资料中都记载了此事，并敷演出一些相关的传说，而在禅宗北宗的文献中也未发现有否定此说的文字。但近代自胡适以来，否定此说的便不乏其人。胡适直到晚年仍然认定这是惠能的弟子神会为了争法统而捏造出来的O。近年出版的《中国禅宗通史》中也认为“其初作俑者，始于《碑铭》而源自神会……这类袈裟的故事，应是宗派斗争的产物”。
我们认为，从《碑铭》是王维受神会之托而作，敦煌本《坛经》已为神会及其门下所添改，而得法传衣又是神会指斥神秀北宗“师承是傍”的主要武器等事实来看，胡适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弘忍传法付衣给惠能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禅家一向特别重视师承传授，认为“五师道终不成”。东晋名僧慧远、慧观和僧叡等都对当时中土所传禅法的师承不明而表示了不满，而佛陀跋陀罗来华应慧远之请而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叙述了佛灭度后禅法自大迦叶以下历代祖师的次第传授则受到了习禅之士的极大欢迎，“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到唐代时，禅学过渡到了禅宗。弘忍初创禅宗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论定了自菩提达摩以来历代祖师的传承。但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传授都并不限于一代一人。道宣的《续高僧传·道信传》中曾记载道信语说：“(吾)生来付嘱不少。”玄赜的《楞伽人法志》也记弘忍语说：“吾一生教人无数，……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杜砒的《传法宝纪》则说弘忍以后的传法是修行者若有所得即“密来自呈，当理与法”。惠能不识文字，凭着对佛法的悟性而主张不立文字、直了心性之禅，这种见地得到弘忍的印可并受到特别的赞赏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弘忍自己七岁就跟随道信，文化水平也不高，他勤于劳作，刻苦修习，不重文句，继承了四祖道信的朴实禅风，因而对惠能的简易朴实格外欣赏。惠能“当理”，弘忍“与法”，而在传法的同时又传衣，这在当时也是可能的。《全唐文》卷十七所收录的唐中宗的《召曹溪惠能人京御札》中就有“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的记载。其实，传衣之说并非弘忍首创，它一直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时代。《杂阿含经》卷四十一中就有“佛告迦叶：汝当受我粪扫衣”的记，载。据说惠能的同门玄颐也曾将自己的袈裟等传付于弟子净觉。惠能是南方人，当时菩提达摩系的禅法已经在嵩洛地区和长江流域有了一定的影响，但尚未扩展到广州一带。弘忍曾认为惠能是“堪为人师”的“一方人物”，为了支持惠能回南方去传法，便利用传衣的方式使惠能获得学有传承的凭信，这应该说是可能的。至于说弘忍传衣给惠能，是否如后来神会所宣扬的那样，表明了惠能为弘忍惟一的嫡传，那是另一回事。从弘忍一生教人无数，得法的有十大弟子等弘忍门下共同认可的说法来看，很可能是神会利用了传衣一事来大造舆论以争法统。
吕徵先生曾对惠能得法传衣之事发表过如下看法：“慧能在弘忍处所得的传授，后人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是附会的，不过也可以推想他很有可能得到弘忍的特殊传授。因为弘忍本人在道信门下就是很朴质的，但他却得到了道信的传授，自己的门下人才济济，他也要效法老师的作风，……而慧能恰巧也是那样纯朴，所以说他单独付法给慧能，这是有可能的。此外，他看到慧能是一方之师，特别是在当时广州这样文化落后的地方，所以，特别传衣给他，以作征信，增加他的号召力，这也是可能的。”吕澂先生还认为，后来围绕传衣一事而出现了许多传说故事，这“说明传衣之事是轰动一时的，可能实有其事。也说明弘忍为了便于慧能在南方传他的禅法，使他更有号召力，所以，给了他特别的照顾”。笔者基本赞同这样的看法。
近年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所附的杨曾文《(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依据有关史料对惠能得法和受传袈裟的可信性也作了专门的分析。文中认为，《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等弘忍门下惠能一系之外的禅系在记述东土五祖的传法时都很清楚，而在谈到弘忍传法时却都说得比较含糊，这“恐怕是弘忍确实私下把禅法要义和祖位密传给慧能了”。至于传衣之事，文中说：“其实在印度佛教已有传衣的说法。《付法藏因缘传》卷一有大迦叶在鸡足山人定等待弥勒佛来取僧伽梨(袈裟)的神话；《大唐西域记》卷九也有类似说法，载佛陀死前告叶说：“……我今将欲人大涅檠，以诸法藏嘱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堕。姨母所献金镂袈裟，慈氏成佛，留以传付……”慧能受法时虽还没有出家，只是个在寺院从事杂务的“行者”，但在弘忍看来，他是根器非凡者，是必定出家的。因而在授法的同时把自己的袈裟相赠也是可能的。……后世弟子借此炫耀，并加以夸张，于是编出从达摩以来传衣付法的说法。北宗史料只有付法而无传衣的记载，大概在弘忍以前没有这种说法。”这样的分析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惠能领受了弘忍“将法向南，三年勿弘”的师训，回到南方，先隐遁数年，等灾难过去了以后，便出山弘法，开“东山法门”，在曹溪行化近40年，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巨大的禅宗“南宗”，他自己也以禅宗六祖的地位而名垂禅史。
四、南下隐遁 出家受戒
惠能得法受衣以后，便连夜南行。而弘忍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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