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间佛教在现代传播发展的优秀人才。如果从太虚创办学校培养佛教人才开始算起，他们当属于第五代、第六代及第七代以后的人。

　　3. 禅宗将在新世纪的融合型的佛教中再现辉煌。中国自隋唐后虽形成多种宗派，但严格说来，彼此在组织上、教义思想上并非彼此壁垒森严，界线分明，而到明代以后越来越带有融合型的色彩，然而从整体来看却是以禅宗为主体的。印顺《论僧才之培养》说：“中国佛教能够陶练佛门的高僧大德，培植佛法宏法人才的，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要推禅宗。唐代以来，寺院几乎一律称为“禅寺”。……在禅者看来，若吾人自心清净，自然性戒不犯，所以唐代百丈、马祖们，离开寺院，别立禅寺，使住众们一心一意在禅思上下功夫。……禅寺中并不是完全抛弃了闻思慧，因为禅堂内有寺中的住持、首座、堂主们，随时随地指导清众，每天有定时的开示，对于学者行为举止，都有剀切的警策与指示。由于这种大众共同熏修的关系，渐渐产生了大禅寺，演出大丛林的制度和清规。”[10] 禅宗的影响直到现在仍很大。现在大陆佛教寺院并非按照宗派来分，寺僧对所奉宗派也未必十分明确。然而从总体来看，似乎皆带有禅宗的特色。1993年佛协六届会议通过的〈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规定重点寺院应按十方丛林制度选任住持，并且僧团序职如首座、西堂、后堂、堂主等班首，列职如监院、知客、维那、僧值等执事，也由住持按照丛林请职制度和协商原则，定期任命、晋升。[11] 在修行方面，传统的禅修做法仍很流行。台湾的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寺等，也清楚地标明自己传承的禅系(包括世系)，或属临济，或兼传临济、曹洞。笔者认为，中国禅宗在后期的发展中虽出现很多弊端，然而它毕竟具有很多为中国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特色。如果结合现代社会环境对禅宗的清规、禅法理论、上堂说法、参究方法、处世智巧等进行适当调整，相信它在新世纪是会再现辉煌的。当然，两岸也有奉天台、华严、净土和律诸宗为宗旨的寺院。实际上，佛教诸宗皆有生命力，关键是信奉修持的人；只要社会安定，僧俗素质提高，相信诸宗皆可在弘法利生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敦煌本《六祖坛经》)[12] 印顺法师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说过：“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13] 他们虽然指的是归依僧尼的在家弟子，然而并不意味著排斥其他的在家奉佛者。在进入近现代以后，适应社会信众多样性需要也出现若干新兴教团，有自己的教主、组织和系统教义理论。其中也有尊奉大乘般若中观理论和禅宗思想的教团。本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的李元松先生创立的现代禅教团，以“结合般若中观思想与现代人文精神”为宗旨，主张在家修行，重视修证体验，提倡履行社会义务和人伦道德，发展文教事业。[14] 笔者认为，以继承和发扬禅宗基本宗旨和精神的新兴教团的出现，也是禅宗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4. 随著女性在出众中比例的提高，女众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必然得到加强。大陆没有男众、女众统计数字，但从笔者看到的情况仍是男众多，然而近年女众有增长的趋势。在台湾据说女众是男众的三、四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女众在佛教界的积极性，是新世纪佛教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无论从历史上现实中以及身体条件来看，女性的能力未必就比男性差，只是互有长短而已。众所周知，台湾佛光山教团中的女众在佛光山佛教事业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已经有很多人身居领导岗位，为佛教界女众作出榜样。[15] 还有像证严法师、晓云法师等这样杰出的佛教出家女性，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弘法利生，奉献社会，做出为世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佛教女众在佛教界将要做出的贡献真是不可限量。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男性占据家庭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受到社会上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影响，并且受到教内某些传统律仪规则的束缚，佛教出家女性的独立人格受到限制，积极性受到极大压抑。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任何种族、性别歧视都为国际舆论所不容。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听任教内歧视和束缚女性的旧有条规继续存在，继续发生作用，是违背社会发展潮流，影响佛教适应时代前进的。因此，笔者对2001年3月昭慧法师站出来公开声明废除“八敬法”的大无畏的做法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支援。[16] 这种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要求教内男女平等的盛举，不仅在台湾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必将对大陆佛教界产生影响，从而推动两岸佛教随应时代取得新的发展。

　　二、佛教研究——借鉴、向导和佛教教育的前提条件

　　21世纪的人间佛教实践离不开佛教研究，离不开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的研究，而应当从佛教的研究中寻求借鉴、指导理论，并且为开展教育培养人才提供必要的条件。否则，实践就会是盲目的实践。

　　笔者虽多年从事佛教研究，然而深知佛法无边，学海无涯，对大陆佛教研究情况所知尚未全面，对台湾所知自然更少。[17] 1999年4月曾斗胆写了〈世纪之交话佛教研究〉，2000年1月稍作修改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举办的“佛教与宗教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18] 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以下五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并向诸位请教。

　　(一) 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佛教来自印度，然而迄今留待我们研究的方面和问题有很多。印顺法师在20世纪40年代尚处战乱之时写出《印度之佛教》，后又出版修订本，晚年对此书所用语体、引证仍不满意，写了《印度佛教思想史》。现在被不少佛教院校作为教材。此外对原始佛教经典、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也作了研究，写有专著。[19] 然而笔者认为，在印度佛教的研究方面，现在有必要继承以往的成果并且广泛吸收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组织学者通力合作写出一部完整系统的印度佛教通史。据笔者所知，日本平川彰教授撰写，1979年由春秋社出版的《印度佛教史》是吸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以其清晰得当的历史架构、资料翔实、论证言简意赅而著称。此外日本在对佛教部派、戒律、经典的研究中也有很多成果。如果先对这些著作进行翻译介绍，也一定能推进中国的印度佛教研究。此外，两岸对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在内的南传佛教也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 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对隋唐以前佛教的研究比较深入，成绩也多，但对两宋、元、明、清、近现代佛教的研究较少。中国现代佛教无论从信奉的教法、僧团寺院组织形式和传戒制度、佛事仪轨，还是从寺院建筑来看，基本上是明清佛教的直接延续，因而对明清佛教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近年来对于近现代的研究虽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问世，但尚未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新的世纪除应继续组织学者编写中国佛教通史外，对佛教断代史、各类专题、人物、教派等，及涉及各种学科的综合研究，例如对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关系、佛教与中国哲学思想、佛教与中国文化艺术等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

　　(三) 在中国佛教中包括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相对而言，以往对传播历史悠久并且影响最大的汉语系佛教的研究投入的力量较大，所取得的成果也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对其他两系佛教的研究较少。今后应当吸收各地区各民族佛教学者的意见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加强对这两系佛教的历史、教义开展研究，并整理它们的基本典籍。

　　(四) 在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中，为维护佛教内部的和谐和妥善处理与社会外界的关系，自然要产生若干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组织，教内与教外等等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于是便产生种种戒条，以及诸如十善、六度、四摄、六和敬等等。然而，这些戒条、行为规范虽包含道德规范的意义，但是不完全等同于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而且在佛教的发展中，大小乘佛教的不同学派、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宗派对这些戒条、规则所赋予的含义、在理论上所作的发挥又不完全相同。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不仅应继续对佛教戒律学作深入研究 [20]，还应当开展对佛教伦理学的专门研究。

　　2001年春笔者应邀到台湾法鼓山讲学，偶然看到昭慧法师在《法光学坛》第5期上发表的《撰写〈佛教伦理学〉的“教证”与“理证”》，得知她已经完成《佛教伦理学》的写作，对她在文章中介绍的内容很感兴趣。后来因出席祝贺印顺法师九十七寿辰举行的第三届“人间佛教，薪火相传”学术研讨会，有幸得到昭慧法师赠与此书，概略地读了一下，感到很有兴趣。1. 全书为避免引起大小乘、南北传佛教的不同派别由于在教理、伦理思想上的见解不同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尽可能地少作教理、史实的引证(教证)，而援引大小乘佛教派别共同承认的“缘起”之法作为主要理论依据，以此为基本前提进行推演(理证)；2. 以缘起的自然本性为效法模式，推演出“缘起论者”应有的伦理观和与此伦理观相适应的现实人格特质──谦恭、感恩、慈悲、崇尚民主科学平等的精神；3. 从重重无尽的缘起、因果报应和菩萨精神，推导出“护生”(爱护一切生命，笔者认为与儒家的“仁”、基督教的“爱”有可类比之处)的三大“根源理论”──自通之法(有点像儒家的仁恕之道)、缘起的相关性、缘起的平等性；4.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佛教的伦理，最后联系现代社会提出对政教伦理、环卫生态伦理的见解。[21] 此书确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佛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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