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北宗及其禅法
现在所说的禅宗，一般是指由慧能开创而在唐末以后成为禅宗主流的南宗禅。然而从禅宗发展历史考察，在唐末以前曾有过南北二宗并行传播的时期，而且至少在弘忍去世(公元６７４年)到“安史之乱”(７５５－７６３年)结束之前，北宗曾在以长安和洛阳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十分盛行。唐开元二十年(７３２)，慧能的弟子神会在靠近洛阳的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与北宗僧人辩论，宣称南宗慧能曾从弘忍受祖传袈裟，是禅门正统，禅法主顿；北宗没有祖传袈裟，“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竭力为南宗在北方传播开辟地盘。由于神会的努力，南宗禅曾在洛阳一带兴盛过较短的时期。但毕竟北宗势力过于强大，神会受到北宗势力的诬陷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之乱”之后，由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敛钱支援军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统地位逐渐得到朝廷的确认。此后南宗才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派，北宗逐渐衰微。
在本世纪从敦煌文书中发现大量早期禅宗文献之前，人们对北宗的历史和禅法所知甚少。在发现敦煌禅籍后的六、七十年以来，由于国内外学者的相继研究，丰富了早期禅宗的历史，为人们了解北宗以及南北二宗的分歧和争论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
本文参考传统佛教史书、碑文和敦煌禅籍对北宗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北宗禅法进行介绍。
一、曾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神秀及其弟子普寂
在弘忍的弟子中，以神秀、法如、慧安和慧能最为有名。其中作为北宗代表人物的是神秀及其弟子普寂、义福。他们由于受到朝廷的崇信，使北宗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盛行于以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
由于他们在佛教界拥有显赫的地位，死后都有当时的著名儒者为他们撰写碑文传记：黄门侍郎张说(玄宗时任中书令)为神秀撰写《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载《全唐文》卷二三一)，曾任户部员外郎和括州、淄州、滑州三州剌史的李邕为普寂撰写《大照禅师塔铭》(载《全唐文》卷二六二)，先后任尚书左丞和洛州剌史的严挺之为义福撰写《大智禅师碑铭》(载《全唐文》卷二八０)。此外，在敦煌禅籍《传法宝纪》之中载有神秀的传，在《楞伽师资记》和《旧唐书》卷一九一的＜方伎传＞中载有他们三人的传。《宋高僧传》的卷八和卷九分别载有神秀和普寂、义福的传(注１)。
(一)神秀和东山法门
神秀(？－７０６)，俗姓李，陈留尉氏县(在今河南省)人。童年出家，对老庄、《尚书》、《周易》以及其它经史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戒律都有深入的研究。二十岁受具足戒，从此“锐志律仪，渐修守慧”(《传法宝纪》)。
在神秀四十八岁时，听说弘忍禅师在蕲州东山传授达摩禅法，乃前往投师。见弘忍“以坐禅为务，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宋高僧传.神秀传》)此后，一边从事寺中的砍柴担水等杂务，一边从弘忍求道受法。如此度过六年。神秀因为在理解禅法要义和修行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弘忍的称赞，据神秀的同门玄赜所著《楞伽人法志》记载，弘忍曾对玄赜表示，在他死后能够传授他的禅法者只有１０人，其中神秀最为优秀，说：“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是说神秀对于《楞伽经》是有深入的理解的。《宋高僧传》的＜神秀传＞载，弘忍曾对神秀赞誉说：“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悬解”意为从迷惑烦恼中摆脱出来，实指对禅理的深入领会；“圆照”是指通过禅观体悟真如自性的修行。张说《大通禅师碑铭》载，弘忍曾赞叹：“东山之法尽在秀矣。”道信、弘忍的东山禅法是继承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把通过禅观修行达到心识的转变作为对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为神秀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表现，故受到弘忍的赞许是可以理解的。
《传法宝纪》记载，神秀曾一度还俗(原文：“后随迁适，潜为白衣”)，在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天居寺隐居１０年，不为世人所知。唐高宗仪凤年间(６７６－６７９)经由荆楚高僧数十人举荐，神秀正式得到朝廷允许受度出家，被派到当阳(在今湖北)的玉泉寺担任住持。玉泉寺是隋天台宗创始人智顗所开创的寺院，曾在此宣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著作。与神秀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弘景(因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一般写为恒景。６３４－７１２)在唐初曾跟道宣的弟子文纲学习戒律，后到此寺修持天台止观(详见《宋高僧传》卷五＜恒景传＞)。可以认为，玉泉寺是有讲习天台宗教义传统的寺院。神秀在此也可能习学天台宗的教义，但他向弟子传授的主要是“东山法门”。神秀的名声日著，前来从他受法的人很多。《传法宝纪》记载，在弘忍的另一位弟子法如去世之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天下志学，莫不望会”。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６８４)临朝执政，５年后改国号为周，称“神圣皇帝”，后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她在篡唐为周的过程中曾利用佛教。《大云经》、《宝雨经》中的“女身”菩萨为王的记载，成为她决心登基当皇帝的重要依据。一些御用和尚曾迎合她的意向撰写《大云经疏》，宣称她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国主。武则天在称帝后，特别尊崇佛教，改变以往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前的政策，“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她下令在各地建造大云寺，在洛阳城北造大佛像，召请各地名僧进京讲经说法。当时受到她崇信的高僧有翻译八十卷本《华严经》的于阗僧实叉难陀、有从印度求法而归的义净、有翻译《宝雨经》的印度僧菩提流志，还有华严宗的正式创始人法藏、禅宗僧神秀、慧安等人。
久视元年(７００)武后派使者迎请神秀入东都洛阳。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宋之问为隆重迎接神秀，特写《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上奏，赞美神秀“契无生至理，传东山妙法，开室岩居，年过九十，形彩日茂，宏益愈深”；说两京和各地的很多信众都曾受到神秀的教示，在信徒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建议以“法事”迎神秀入城，“焚香以遵法王，散花而入道场”(《全唐文》卷二四０)。神秀被迎进洛阳之后，立即受到武后的崇高礼遇，张说《大通禅师碑铭》载：
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仰佛日之再中，庆优昙(按，优昙是一种花名，据说盛世方开)之一现。混处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坐，后妃临席，鹓鹭(按，比喻排列有序的百官)四匝，龙象(按，喻称高僧大德)三绕……
是说神秀见到武后时不必起立致礼，可以乘轿舆上殿，接受皇帝的礼拜，被安置在皇宫内部(内道场)居住。神秀被奉为东西两京的“法主”，是武则天、中宗和睿宗三位皇帝的“国师”。他德高望重，佛法高妙，在朝廷受到的优遇无以复加，每当传禅说法之际，帝王与之并坐，后妃临席，周围有大臣、高僧围绕。武则天下诏在神秀曾住过的当阳玉泉寺建成度门寺，在他的故乡尉氏县故宅修建报恩寺。
张说以擅长文辞著称，虽位居高官，但对神秀执弟子之礼。上引碑文难免有夸张之处，但基本是属实的。这在其它史书也可得到证明。例如《传法宝纪》说：神秀受到皇帝的礼敬供养，“授戒宫女，四会归仰，有如父母焉。王公已下，歙然归向”；《宋高僧传·神秀传》记述：则天太后召神秀入京，“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跪拜，日有万计”。王臣贵族和一般平民百姓之所以对佛教，对被皇帝召请到京城的神秀等高僧表现出如此炽热的崇拜感情，不仅是因为当时佛教信仰十分兴盛，更重要的是由于则天武后和皇室对佛教的特殊崇信，造成了一种强大的能够左右人们精神和舆论的社会氛围。
在《楞伽师资记》的＜神秀传＞中有一段记载对了解东山法门和神秀的禅法很有参考价值。曰：
大足元年，召入东都，随驾往来，两京教授，躬为帝师。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禀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诰？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以秀是忍门人，便成口实也。
说明神秀是继承道信和弘忍的禅法的。道信在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明确地表示他的禅法一是依据《楞伽经》重视心性的法门，一是依据《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的禅法。何谓一行三昧？南朝梁曼陀罗仙翻译的《文殊说般若经》对这种禅法作了解释，说修这种禅法是叫人在禅观中从观想一佛开始，到观察法界的真如实相，最后达到对世界空寂和一切平等无有差别的认识。道信提倡的“守一”、“观心”禅法，弘忍提倡的“守心”禅法都贯彻着这种思想。后面将要介绍的神秀的“观心”禅法就是这种禅法－－“东山法门”的发展。
唐中宗即位后，对神秀继续崇信。神秀几次提出回归玉泉寺，都得不到允准。神龙二年(７０６)二月二十八日在洛阳的天宫寺去世。因为神秀从不讲自己的年岁，故死时岁数不详。《大通禅师碑铭》、《传法宝纪》都估计神秀寿过百岁。然而《传法宝纪》讲神秀十三岁时因为“王世充扰乱”，河南、山东发生饥疫，便到荥阳义仓请粮。如果把此时仅限定在王世充称帝之年，即唐武德二年(６１９)，那么，神秀当生于隋大业二年(６０７)。前面所引宋之问《迎秀禅师表》说神秀“年过九十”应诏赴洛阳，此年是久视元年(７００)。据此计算，神秀当生于隋大业七年(６１１)之前。这样，我们可以推算神秀的生年或在公元６０７年，或至迟不会晚于６１１年。神秀死后，皇帝派人吊哀，赐谥“大通禅师”之号。歧王李范、张说、徵士卢鸿各撰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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