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北宗及其禅法
現在所說的禅宗，一般是指由慧能開創而在唐末以後成爲禅宗主流的南宗禅。然而從禅宗發展曆史考察，在唐末以前曾有過南北二宗並行傳播的時期，而且至少在弘忍去世(公元６７４年)到“安史之亂”(７５５－７６３年)結束之前，北宗曾在以長安和洛陽東西兩京爲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十分盛行。唐開元二十年(７３２)，慧能的弟子神會在靠近洛陽的滑臺(在今河南滑縣東)與北宗僧人辯論，宣稱南宗慧能曾從弘忍受祖傳袈裟，是禅門正統，禅法主頓；北宗沒有祖傳袈裟，“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宗密《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竭力爲南宗在北方傳播開辟地盤。由于神會的努力，南宗禅曾在洛陽一帶興盛過較短的時期。但畢竟北宗勢力過于強大，神會受到北宗勢力的誣陷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之亂”之後，由于神會主持戒壇度僧斂錢支援軍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統地位逐漸得到朝廷的確認。此後南宗才發展成爲禅宗的主流派，北宗逐漸衰微。
在本世紀從敦煌文書中發現大量早期禅宗文獻之前，人們對北宗的曆史和禅法所知甚少。在發現敦煌禅籍後的六、七十年以來，由于國內外學者的相繼研究，豐富了早期禅宗的曆史，爲人們了解北宗以及南北二宗的分歧和爭論提供了比較可靠的文獻資料。
本文參考傳統佛教史書、碑文和敦煌禅籍對北宗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北宗禅法進行介紹。
一、曾爲“兩京法主，叁帝門師”的神秀及其弟子普寂
在弘忍的弟子中，以神秀、法如、慧安和慧能最爲有名。其中作爲北宗代表人物的是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義福。他們由于受到朝廷的崇信，使北宗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盛行于以東西兩京爲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
由于他們在佛教界擁有顯赫的地位，死後都有當時的著名儒者爲他們撰寫碑文傳記：黃門侍郎張說(玄宗時任中書令)爲神秀撰寫《唐玉泉寺大通禅師碑銘》(載《全唐文》卷二叁一)，曾任戶部員外郎和括州、淄州、滑州叁州剌史的李邕爲普寂撰寫《大照禅師塔銘》(載《全唐文》卷二六二)，先後任尚書左丞和洛州剌史的嚴挺之爲義福撰寫《大智禅師碑銘》(載《全唐文》卷二八０)。此外，在敦煌禅籍《傳法寶紀》之中載有神秀的傳，在《楞伽師資記》和《舊唐書》卷一九一的＜方伎傳＞中載有他們叁人的傳。《宋高僧傳》的卷八和卷九分別載有神秀和普寂、義福的傳(注１)。
(一)神秀和東山法門
神秀(？－７０６)，俗姓李，陳留尉氏縣(在今河南省)人。童年出家，對老莊、《尚書》、《周易》以及其它經史和佛教的大小乘經論、戒律都有深入的研究。二十歲受具足戒，從此“銳志律儀，漸修守慧”(《傳法寶紀》)。
在神秀四十八歲時，聽說弘忍禅師在蕲州東山傳授達摩禅法，乃前往投師。見弘忍“以坐禅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宋高僧傳.神秀傳》)此後，一邊從事寺中的砍柴擔水等雜務，一邊從弘忍求道受法。如此度過六年。神秀因爲在理解禅法要義和修行方面表現突出，受到弘忍的稱贊，據神秀的同門玄赜所著《楞伽人法志》記載，弘忍曾對玄赜表示，在他死後能夠傳授他的禅法者只有１０人，其中神秀最爲優秀，說：“我與神秀論《楞伽經》，玄理通快，必多利益。”是說神秀對于《楞伽經》是有深入的理解的。《宋高僧傳》的＜神秀傳＞載，弘忍曾對神秀贊譽說：“吾度人多矣，至于懸解圓照，無先汝者。”“懸解”意爲從迷惑煩惱中擺脫出來，實指對禅理的深入領會；“圓照”是指通過禅觀體悟真如自性的修行。張說《大通禅師碑銘》載，弘忍曾贊歎：“東山之法盡在秀矣。”道信、弘忍的東山禅法是繼承達摩以來重視《楞伽經》的傳統，把通過禅觀修行達到心識的轉變作爲對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爲神秀在這方面有卓越的表現，故受到弘忍的贊許是可以理解的。
《傳法寶紀》記載，神秀曾一度還俗(原文：“後隨遷適，潛爲白衣”)，在荊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天居寺隱居１０年，不爲世人所知。唐高宗儀鳳年間(６７６－６７９)經由荊楚高僧數十人舉薦，神秀正式得到朝廷允許受度出家，被派到當陽(在今湖北)的玉泉寺擔任住持。玉泉寺是隋天臺宗創始人智顗所開創的寺院，曾在此宣講《法華玄義》、《摩诃止觀》等著作。與神秀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弘景(因避宋太祖之父趙弘殷之諱，一般寫爲恒景。６３４－７１２)在唐初曾跟道宣的弟子文綱學習戒律，後到此寺修持天臺止觀(詳見《宋高僧傳》卷五＜恒景傳＞)。可以認爲，玉泉寺是有講習天臺宗教義傳統的寺院。神秀在此也可能習學天臺宗的教義，但他向弟子傳授的主要是“東山法門”。神秀的名聲日著，前來從他受法的人很多。《傳法寶紀》記載，在弘忍的另一位弟子法如去世之後，“學徒不遠萬裏，歸我法壇，遂開善誘，隨機弘濟，天下志學，莫不望會”。
武則天在光宅元年(６８４)臨朝執政，５年後改國號爲周，稱“神聖皇帝”，後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她在篡唐爲周的過程中曾利用佛教。《大雲經》、《寶雨經》中的“女身”菩薩爲王的記載，成爲她決心登基當皇帝的重要依據。一些禦用和尚曾迎合她的意向撰寫《大雲經疏》，宣稱她是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國主。武則天在稱帝後，特別尊崇佛教，改變以往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前的政策，“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後本紀＞)。她下令在各地建造大雲寺，在洛陽城北造大佛像，召請各地名僧進京講經說法。當時受到她崇信的高僧有翻譯八十卷本《華嚴經》的于阗僧實叉難陀、有從印度求法而歸的義淨、有翻譯《寶雨經》的印度僧菩提流志，還有華嚴宗的正式創始人法藏、禅宗僧神秀、慧安等人。
久視元年(７００)武後派使者迎請神秀入東都洛陽。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宋之問爲隆重迎接神秀，特寫《爲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禅師表》上奏，贊美神秀“契無生至理，傳東山妙法，開室岩居，年過九十，形彩日茂，宏益愈深”；說兩京和各地的很多信衆都曾受到神秀的教示，在信徒中擁有很高的聲望；建議以“法事”迎神秀入城，“焚香以遵法王，散花而入道場”(《全唐文》卷二四０)。神秀被迎進洛陽之後，立即受到武後的崇高禮遇，張說《大通禅師碑銘》載：
趺坐觐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叁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昙(按，優昙是一種花名，據說盛世方開)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坐，後妃臨席，鹓鹭(按，比喻排列有序的百官)四匝，龍象(按，喻稱高僧大德)叁繞……
是說神秀見到武後時不必起立致禮，可以乘轎輿上殿，接受皇帝的禮拜，被安置在皇宮內部(內道場)居住。神秀被奉爲東西兩京的“法主”，是武則天、中宗和睿宗叁位皇帝的“國師”。他德高望重，佛法高妙，在朝廷受到的優遇無以複加，每當傳禅說法之際，帝王與之並坐，後妃臨席，周圍有大臣、高僧圍繞。武則天下诏在神秀曾住過的當陽玉泉寺建成度門寺，在他的故鄉尉氏縣故宅修建報恩寺。
張說以擅長文辭著稱，雖位居高官，但對神秀執弟子之禮。上引碑文難免有誇張之處，但基本是屬實的。這在其它史書也可得到證明。例如《傳法寶紀》說：神秀受到皇帝的禮敬供養，“授戒宮女，四會歸仰，有如父母焉。王公已下，歙然歸向”；《宋高僧傳·神秀傳》記述：則天太後召神秀入京，“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谒，望塵跪拜，日有萬計”。王臣貴族和一般平民百姓之所以對佛教，對被皇帝召請到京城的神秀等高僧表現出如此熾熱的崇拜感情，不僅是因爲當時佛教信仰十分興盛，更重要的是由于則天武後和皇室對佛教的特殊崇信，造成了一種強大的能夠左右人們精神和輿論的社會氛圍。
在《楞伽師資記》的＜神秀傳＞中有一段記載對了解東山法門和神秀的禅法很有參考價值。曰：
大足元年，召入東都，隨駕往來，兩京教授，躬爲帝師。則天大聖皇後問神秀禅師曰：所傳之法，誰家宗旨？答曰：禀蕲州東山法門。問：依何典诰？答曰：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叁昧。則天曰：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以秀是忍門人，便成口實也。
說明神秀是繼承道信和弘忍的禅法的。道信在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中明確地表示他的禅法一是依據《楞伽經》重視心性的法門，一是依據《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叁昧”的禅法。何謂一行叁昧？南朝梁曼陀羅仙翻譯的《文殊說般若經》對這種禅法作了解釋，說修這種禅法是叫人在禅觀中從觀想一佛開始，到觀察法界的真如實相，最後達到對世界空寂和一切平等無有差別的認識。道信提倡的“守一”、“觀心”禅法，弘忍提倡的“守心”禅法都貫徹著這種思想。後面將要介紹的神秀的“觀心”禅法就是這種禅法－－“東山法門”的發展。
唐中宗即位後，對神秀繼續崇信。神秀幾次提出回歸玉泉寺，都得不到允准。神龍二年(７０６)二月二十八日在洛陽的天宮寺去世。因爲神秀從不講自己的年歲，故死時歲數不詳。《大通禅師碑銘》、《傳法寶紀》都估計神秀壽過百歲。然而《傳法寶紀》講神秀十叁歲時因爲“王世充擾亂”，河南、山東發生饑疫，便到荥陽義倉請糧。如果把此時僅限定在王世充稱帝之年，即唐武德二年(６１９)，那麼，神秀當生于隋大業二年(６０７)。前面所引宋之問《迎秀禅師表》說神秀“年過九十”應诏赴洛陽，此年是久視元年(７００)。據此計算，神秀當生于隋大業七年(６１１)之前。這樣，我們可以推算神秀的生年或在公元６０７年，或至遲不會晚于６１１年。神秀死後，皇帝派人吊哀，賜谥“大通禅師”之號。歧王李範、張說、徵士盧鴻各撰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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