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密及其禅教会通论
杨曾文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219~235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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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宗密(780～841年)是华严宗五祖，又是禅僧。他的会通禅、教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圆觉经大疏抄》、《注华严法界观门》、《原人论》等发挥华严宗教理，又应裴休之请著《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大约在太和7年(833年)以后，集编《禅源诸诠集》，撰《禅源诸诠集都序》。
宗密所处的时代，禅宗与其它教派以及禅宗内部诸派之间已产生不少分歧乃至争论。宗密为此忧虑，决定出来会通禅、教。他会通禅教的理论有两个层次：
一、在以荷泽宗为正统的前提下，会通禅宗内部诸宗。他虽奉荷泽宗为正统，但并不主张废弃其它各宗，认为它们仍可以适应不同根基人们的需要而发挥作用。
二、禅教会通论。宗密的禅教会通论在结构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禅教同源论，二是禅教会通论。宗密按照自己的见解，把禅宗诸派分为从低至高的三宗，又把佛教经论也按层次高低分为三教，认为上述三宗与三教是相应的，指明它们的一致之处，加以会通。会通的方法是先用三教的教理来印证禅宗三宗，证明它们彼此相应，使人消除对禅与教、此宗与彼宗的分别意识，达到与“无念”相契合的心境：“禅教双忘，心佛俱寂”。到达如此境地，从内心世界来说，念念无非是佛心；从应机传法来说，则句句皆是禅教。教与禅相通，禅门三宗彼此补充，皆为引导众生成佛之妙法。这样，也就没有北宗与南宗、荷泽与江西之争了。如果不站在会通的立场，而局限执守于一教一宗，那么任何教法不仅对教化无利，反而有害。
关键词：1.宗密 2.《禅源诸诠集》 3.禅藏 4.禅宗 5.禅教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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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是唐代著名的华严宗学僧，被华严宗奉为继杜顺、智俨、法藏、澄观之后的五祖。然而他同时信奉禅宗，并且主张神会的荷泽宗为禅宗正统，以直承荷泽宗自许。他既著书发挥自法藏以来的华严宗教理，又撰专著阐述禅宗史论。他的会通禅、教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宗密与裴休
宗密(780～841年)，俗姓何，果州西充(在今四川)人。幼年学习儒学经书，进入青年时期开始接触佛教经论，年二十三入遂州(今四川遂宁)义学院专攻儒学，二年后从道圆禅师出家。[1] 在他为沙弥时，曾随众到府吏任灌家赴斋，受赠《圆觉经》，读后有悟，决心弘扬此经。受具足戒后，至益州(今成都)拜谒南印(惟忠)禅师，此后至洛阳会见南印另一位弟子神照禅师。
据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圆觉经略疏钞》卷4及《圭峰碑铭》，荷泽神会的门下有一支是：磁州法观寺智如(俗姓王)──成都圣寿寺唯(或作“惟”)忠(俗姓张，亦称“荆南张”、“南印”)──遂州大云寺道圆(俗姓程，长庆2年［822年］后被成都信徒迎归圣寿寺)和洛阳神照，宗密是道圆的弟子。《景德传灯录》卷13也有这种记载，但其中有明显错讹之处。
胡适曾撰《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后有补充和修定未完稿，原意未变)，认为宗密“存心诈欺，存心攀龙附凤”，伪造自己上承荷泽神会的受法世系。说上述继承荷泽神会的智如和尚当是“宗密捏造出来的”，后来虽看到日本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第五章〈荷泽宗的盛衰〉，查到《宋高僧传》卷29〈道齐传〉所附的〈法如传〉，但仍怀疑他的真实性；胡适又据《宋高僧传》卷11〈自在传〉所附〈南印传〉，谓南印是成都净众寺神会(俗姓石)的弟子，净众神会应上承弘忍──智诜──处寂──无相的法系，而与南宗慧能──荷泽神会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断定“宗密故意把成都净众寺的神会认作东京荷泽寺的神会”。[2] 胡适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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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说法仍缺乏充足的证据。
在《宋高僧传》〈南印传〉中明明记载南印在师事净众寺神会之前已经“得曹溪深旨，无以为证”，才拜谒净众神会，后成为其弟子。那么，南印是从谁受“曹溪深旨”呢？应当认为他即是宗密的禅宗著述中的“磁州智如”。此人也就是《宋高僧传》〈道齐传〉附传的法如(在《景德传灯录》作“磁州法如”，约722～810年)，俗姓韩，慈州(磁州旧称)人，在东京出家，“往嵩少间，游于洛邑，遇神会祖师授其心诀”，后到太行山的马头峰下结庵居住传法，此地后建成寺，当即宗密所说的磁州法观寺。磁州地处太行山分布区域，法观寺未必如胡适理解的非置于磁州治所城内不可。宗密虽将他的俗姓误作姓王，并称之为“智如”，但仅据这些不足以否定宗密所说自己承继荷泽神会法系的真实性。[3]
宗密离开洛阳来至襄汉(此指襄阳，今湖北襄樊)，在恢觉寺遇到病重的灵峰和尚。灵峰是华严宗四祖澄观(738～839年)的弟子，把自己珍藏的澄观所著《华严经疏》、《华严经演义钞》赠给宗密。自此之后，宗密遥尊澄观为师，潜心研读澄观的华严章疏，并向门下众僧讲述。宗密后来曾到长安礼谒澄观，在其身边师事数年，深究华严宗教理。
在元和11年(816年)宗密住终南山的智炬寺，撰《圆觉经科文》、《圆觉经纂要》。此后连续住在山中三年研读大藏经。在元和14年(819年)先后住长安兴福、保寿等寺，撰《金刚纂要疏》、《唯识疏》等。从长庆元年至长庆3年(821～823年)，退居地处圭峰之下的草堂寺(在今户县)，有时住终南山丰德寺，先后撰《华严纶贯》、《四分律疏》、《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圆觉经略疏钞》、《圆觉经道场修证仪》等。此外还撰有《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华严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对《大涅槃经》、《大乘起信论》、《盂兰盆经》等也著有注疏。
唐文宗太和2年(828年)庆成节(文宗生日，10月10日)，宗密应诏入京城内殿说法，受赐紫袈裟，敕号“大德”。前后住京城三年，太和4年(830年)底回到草堂寺。[4] 在此前后，他应裴休之请著《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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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7年(833年)以后，集编《禅源诸诠集》，撰《禅源诸诠集都序》。[5] (以上主要据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并序》，载《全唐文》卷734与《金石萃编》卷104，及《宋高僧传》卷6、《景德传灯录》卷13本传、清续法《法界宗五祖略记》)
宗密于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于长安兴福寺去世，被迁至圭峰荼毗(火化)，年六十二。宣宗大中7年(853年)追谥“定慧禅师”之号，赐塔额“青莲”。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裴休撰《圭峰禅师碑铭并序》(或作《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大中9年(855年)建碑。
宗密在京期间，与朝中萧俯、温造、白居易、刘禹锡、裴休等人有密切交往。这里仅简单介绍他与裴休的交往。
裴休(约791～864年)，河内济源(在今河南省)人，出身官宦之家。家世奉佛，对佛教义理深有研究。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6年)官至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出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会昌3年(843年)以后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曾向怀海另一弟子沩山灵祐咨问禅法；唐宣宗大中2年(848年)迁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从大中4年(850年)回京历任礼部尚书、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大中6年(852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相位五年。[6]
裴休与宗密交往是在他出任外职之前。他为宗密所作《圆觉经大疏》、《华严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以及《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作序。很可能在宗密回到草堂寺之后，裴休写信请宗密教示禅宗南、北宗及南宗中主要流派荷泽宗、洪州宗及牛头宗情况，请“具言其浅深、顿渐、得失之要，便为终身龟鉴也”。宗密应请写出《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当时裴休尚未任国相，今本文前的〈裴休相国问〉自然是后人改加的。他为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写序时，已经出任外职，宗密已去世。他在书中称宗密为“吾师”。裴休在此期间及出任宣歙观察使时，正式礼黄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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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运为师，希运是马祖弟子百丈怀海的弟子，而在任湖南观察使时又向怀海的另一弟子沩山灵祐咨问禅法。这样他在南宗内部便取得与宗密为同一辈份的身份，即：宗密是继慧能──荷泽神会──智如(或作法如)──惟忠──道圆之后的第六代，而裴休是继慧能──怀让──马祖──怀海──希运之后的第六代。因此在裴休于大中7年(853年)担任国相时写的《圭峰碑铭》中改而说：
休与大师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于恩为善知识，于教为内外护。
他在碑中引述当时已经定型的南宗传法祖统说，提到弘忍传神秀为北宗；慧能传神会为荷泽宗，“荷泽于宗为七祖”；慧能传怀让，怀让传马祖为江西宗(洪州宗)。对于荷泽至宗密的一支也有介绍，其中说：“大师于荷泽为五世，于达摩为十一世，于迦叶为三十八世。”裴休自认为已经上承马祖法系，在法系上与宗密为昆仲(兄弟)。虽洪州宗与荷泽宗互相敌视，但他对于荷泽法系的以神会为“七祖”，以荷泽为正统的说法并未提出异议，也未回避。
二、宗密的禅宗著作
宗密关于禅宗的著作有《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
(一)、《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中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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