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密及其禅教會通論
楊曾文
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頁219~235
中華佛學研究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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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宗密(780～841年)是華嚴宗五祖，又是禅僧。他的會通禅、教的著作和理論在中國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圓覺經大疏抄》、《注華嚴法界觀門》、《原人論》等發揮華嚴宗教理，又應裴休之請著《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大約在太和7年(833年)以後，集編《禅源諸诠集》，撰《禅源諸诠集都序》。
宗密所處的時代，禅宗與其它教派以及禅宗內部諸派之間已産生不少分歧乃至爭論。宗密爲此憂慮，決定出來會通禅、教。他會通禅教的理論有兩個層次：
一、在以荷澤宗爲正統的前提下，會通禅宗內部諸宗。他雖奉荷澤宗爲正統，但並不主張廢棄其它各宗，認爲它們仍可以適應不同根基人們的需要而發揮作用。
二、禅教會通論。宗密的禅教會通論在結構上可分爲兩個層次，一是禅教同源論，二是禅教會通論。宗密按照自己的見解，把禅宗諸派分爲從低至高的叁宗，又把佛教經論也按層次高低分爲叁教，認爲上述叁宗與叁教是相應的，指明它們的一致之處，加以會通。會通的方法是先用叁教的教理來印證禅宗叁宗，證明它們彼此相應，使人消除對禅與教、此宗與彼宗的分別意識，達到與“無念”相契合的心境：“禅教雙忘，心佛俱寂”。到達如此境地，從內心世界來說，念念無非是佛心；從應機傳法來說，則句句皆是禅教。教與禅相通，禅門叁宗彼此補充，皆爲引導衆生成佛之妙法。這樣，也就沒有北宗與南宗、荷澤與江西之爭了。如果不站在會通的立場，而局限執守于一教一宗，那麼任何教法不僅對教化無利，反而有害。
關鍵詞：1.宗密 2.《禅源諸诠集》 3.禅藏 4.禅宗 5.禅教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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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是唐代著名的華嚴宗學僧，被華嚴宗奉爲繼杜順、智俨、法藏、澄觀之後的五祖。然而他同時信奉禅宗，並且主張神會的荷澤宗爲禅宗正統，以直承荷澤宗自許。他既著書發揮自法藏以來的華嚴宗教理，又撰專著闡述禅宗史論。他的會通禅、教的著作和理論在中國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宗密與裴休
宗密(780～841年)，俗姓何，果州西充(在今四川)人。幼年學習儒學經書，進入青年時期開始接觸佛教經論，年二十叁入遂州(今四川遂甯)義學院專攻儒學，二年後從道圓禅師出家。[1] 在他爲沙彌時，曾隨衆到府吏任灌家赴齋，受贈《圓覺經》，讀後有悟，決心弘揚此經。受具足戒後，至益州(今成都)拜谒南印(惟忠)禅師，此後至洛陽會見南印另一位弟子神照禅師。
據宗密《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圓覺經略疏鈔》卷4及《圭峰碑銘》，荷澤神會的門下有一支是：磁州法觀寺智如(俗姓王)──成都聖壽寺唯(或作“惟”)忠(俗姓張，亦稱“荊南張”、“南印”)──遂州大雲寺道圓(俗姓程，長慶2年［822年］後被成都信徒迎歸聖壽寺)和洛陽神照，宗密是道圓的弟子。《景德傳燈錄》卷13也有這種記載，但其中有明顯錯訛之處。
胡適曾撰《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師傳法碑》(後有補充和修定未完稿，原意未變)，認爲宗密“存心詐欺，存心攀龍附鳳”，僞造自己上承荷澤神會的受法世系。說上述繼承荷澤神會的智如和尚當是“宗密捏造出來的”，後來雖看到日本宇井伯壽《禅宗史研究(第二)》第五章〈荷澤宗的盛衰〉，查到《宋高僧傳》卷29〈道齊傳〉所附的〈法如傳〉，但仍懷疑他的真實性；胡適又據《宋高僧傳》卷11〈自在傳〉所附〈南印傳〉，謂南印是成都淨衆寺神會(俗姓石)的弟子，淨衆神會應上承弘忍──智诜──處寂──無相的法系，而與南宗慧能──荷澤神會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斷定“宗密故意把成都淨衆寺的神會認作東京荷澤寺的神會”。[2] 胡適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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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說法仍缺乏充足的證據。
在《宋高僧傳》〈南印傳〉中明明記載南印在師事淨衆寺神會之前已經“得曹溪深旨，無以爲證”，才拜谒淨衆神會，後成爲其弟子。那麼，南印是從誰受“曹溪深旨”呢？應當認爲他即是宗密的禅宗著述中的“磁州智如”。此人也就是《宋高僧傳》〈道齊傳〉附傳的法如(在《景德傳燈錄》作“磁州法如”，約722～810年)，俗姓韓，慈州(磁州舊稱)人，在東京出家，“往嵩少間，遊于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到太行山的馬頭峰下結庵居住傳法，此地後建成寺，當即宗密所說的磁州法觀寺。磁州地處太行山分布區域，法觀寺未必如胡適理解的非置于磁州治所城內不可。宗密雖將他的俗姓誤作姓王，並稱之爲“智如”，但僅據這些不足以否定宗密所說自己承繼荷澤神會法系的真實性。[3]
宗密離開洛陽來至襄漢(此指襄陽，今湖北襄樊)，在恢覺寺遇到病重的靈峰和尚。靈峰是華嚴宗四祖澄觀(738～839年)的弟子，把自己珍藏的澄觀所著《華嚴經疏》、《華嚴經演義鈔》贈給宗密。自此之後，宗密遙尊澄觀爲師，潛心研讀澄觀的華嚴章疏，並向門下衆僧講述。宗密後來曾到長安禮谒澄觀，在其身邊師事數年，深究華嚴宗教理。
在元和11年(816年)宗密住終南山的智炬寺，撰《圓覺經科文》、《圓覺經纂要》。此後連續住在山中叁年研讀大藏經。在元和14年(819年)先後住長安興福、保壽等寺，撰《金剛纂要疏》、《唯識疏》等。從長慶元年至長慶3年(821～823年)，退居地處圭峰之下的草堂寺(在今戶縣)，有時住終南山豐德寺，先後撰《華嚴綸貫》、《四分律疏》、《圓覺經大疏》、《圓覺經大疏鈔》、《圓覺經略疏》、《圓覺經略疏鈔》、《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等。此外還撰有《華嚴經行願品別行疏鈔》、《華嚴原人論》、《注華嚴法界觀門》，對《大涅槃經》、《大乘起信論》、《盂蘭盆經》等也著有注疏。
唐文宗太和2年(828年)慶成節(文宗生日，10月10日)，宗密應诏入京城內殿說法，受賜紫袈裟，敕號“大德”。前後住京城叁年，太和4年(830年)底回到草堂寺。[4] 在此前後，他應裴休之請著《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大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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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7年(833年)以後，集編《禅源諸诠集》，撰《禅源諸诠集都序》。[5] (以上主要據裴休《圭峰禅師碑銘並序》，載《全唐文》卷734與《金石萃編》卷104，及《宋高僧傳》卷6、《景德傳燈錄》卷13本傳、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
宗密于會昌元年(841年)正月于長安興福寺去世，被遷至圭峰荼毗(火化)，年六十二。宣宗大中7年(853年)追谥“定慧禅師”之號，賜塔額“青蓮”。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裴休撰《圭峰禅師碑銘並序》(或作《圭峰定慧禅師傳法碑》)，大中9年(855年)建碑。
宗密在京期間，與朝中蕭俯、溫造、白居易、劉禹錫、裴休等人有密切交往。這裏僅簡單介紹他與裴休的交往。
裴休(約791～864年)，河內濟源(在今河南省)人，出身官宦之家。家世奉佛，對佛教義理深有研究。唐文宗太和年間(827～836年)官至監察禦史、右補阙、史館撰修、中書舍人等職。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出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會昌3年(843年)以後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曾向懷海另一弟子沩山靈祐咨問禅法；唐宣宗大中2年(848年)遷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從大中4年(850年)回京曆任禮部尚書、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大中6年(852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在相位五年。[6]
裴休與宗密交往是在他出任外職之前。他爲宗密所作《圓覺經大疏》、《華嚴原人論》、《注華嚴法界觀門》以及《禅源諸诠集都序》等作序。很可能在宗密回到草堂寺之後，裴休寫信請宗密教示禅宗南、北宗及南宗中主要流派荷澤宗、洪州宗及牛頭宗情況，請“具言其淺深、頓漸、得失之要，便爲終身龜鑒也”。宗密應請寫出《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當時裴休尚未任國相，今本文前的〈裴休相國問〉自然是後人改加的。他爲宗密的《禅源諸诠集都序》寫序時，已經出任外職，宗密已去世。他在書中稱宗密爲“吾師”。裴休在此期間及出任宣歙觀察使時，正式禮黃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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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運爲師，希運是馬祖弟子百丈懷海的弟子，而在任湖南觀察使時又向懷海的另一弟子沩山靈祐咨問禅法。這樣他在南宗內部便取得與宗密爲同一輩份的身份，即：宗密是繼慧能──荷澤神會──智如(或作法如)──惟忠──道圓之後的第六代，而裴休是繼慧能──懷讓──馬祖──懷海──希運之後的第六代。因此在裴休于大中7年(853年)擔任國相時寫的《圭峰碑銘》中改而說：
休與大師于法爲昆仲，于義爲交友，于恩爲善知識，于教爲內外護。
他在碑中引述當時已經定型的南宗傳法祖統說，提到弘忍傳神秀爲北宗；慧能傳神會爲荷澤宗，“荷澤于宗爲七祖”；慧能傳懷讓，懷讓傳馬祖爲江西宗(洪州宗)。對于荷澤至宗密的一支也有介紹，其中說：“大師于荷澤爲五世，于達摩爲十一世，于迦葉爲叁十八世。”裴休自認爲已經上承馬祖法系，在法系上與宗密爲昆仲(兄弟)。雖洪州宗與荷澤宗互相敵視，但他對于荷澤法系的以神會爲“七祖”，以荷澤爲正統的說法並未提出異議，也未回避。
二、宗密的禅宗著作
宗密關于禅宗的著作有《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禅源諸诠集都序》。
(一)、《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
《中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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