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
《优婆塞戒经》上说：“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主，于自国土，常修知足，不以非法求觅财物，，不举四兵而取他国。”这是佛教反对侵略的铁证。又《增一阿含经》上说：“波斯匿王白佛言：今此国界，有大寇起。夜半兴兵擒获，今已坏之。功劳有在，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故诣来至，拜跪觐省。尔时佛告曰，如是大王，如汝所说。”《高僧传》上也说：“功德铠法师在关婆国时，颇为国王所敬。顷之，邻兵犯境。王谓法师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皈命师尊，不知何计
法师曰：暴寇相攻，宜须扞御。王自领兵抗之，旗鼓初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法师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这又是佛教徒鼓励抗战的证据。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的组织，足从这两种意义上树立起来的。
二十八年(1939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福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和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憋，当然还有一点准备逃难的打算，使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和朋友们经过几次商讨之后，决定组织救亡团体，并征求同志。记得是4月14日，在福严寺后山树林里开第一次筹备会议，连我和上封寺的知客演文一共五个人，议决名称为：佛教僧青年救亡团，推我起草宣言及简章。15日上午，我做好了宣言再和他们商量，有两位借口经济没有办法，态度完全变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见了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主任黎友民。黎是党国先进，并且信佛，对于我们的计划，鼓励不遗余力，并允将宣言用无线电发出，关于备案一层，也答应极力帮忙，我们才决定干下去。
那时，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刚在南岳开办，教育长汤恩伯，政治部主任陈军长烈，对于指导民运，都很热心。汤将军很忙，我只和他会过几次面，没有多谈。陈军长看了我们的宣言，又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第一，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卫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第二，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第三，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同时还告诉我们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汤将军说，他也愿意负责去替我们商量。
可巧田汉先生和鹿地亘、冯乃超、马彦祥等五人也从桂林来了，我在上封寺会见了他们。田先生说：宣言文字太漂亮了，恐怕一般佛教徒看不懂，纵然看得懂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同情。最好多引用佛教经文，字句也要古老一点。我们便请他斧正，他答应了，在上封寺过了一夜，我们一同下山。经过磨镜台的时候，他为此事，还亲自去和陈辞修部长商量，我们便办了一套呈请备案的公文，请求总政治部备案。可惜田先生太忙，没有几天，就回广西到重庆去了，临走的时候，把这桩事情完全交给陈军长办理，宣言当然没有能够斧正。改头换面，还足由我出马。
可是事实上，做工作是不大容易的。尤其足在错综复杂的抗战阶段，所以陈军长对于我们工作的原则，虽然没有异议，人的决定，还须要考察一番，便宋了一个试验。
其时游干班下面有民运指导处的设立，专门办理南岳附近民运工作的事情。指导员徐承枢、周天，我们因黎友民的介绍认识的。谈到南岳僧道的情形，他们希望我们贡献一个动员办法。研究的结果，决定先由民运处召集僧道全体大会后，再请各寺庙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商决动员办法。4月23日下午两点钟，便在大庙圣帝殿前，集中了二百多个和尚与道士。在南岳佛教史上，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中委梁寒操氏亦出席讲话，情绪尚称热烈。
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是陈军长主持的，为融洽感情起见，在祝圣寺办了几桌斋招待大家。席间决定筹办地方性质的救亡团体，通过名称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公推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士为副会长。又议决简则十条，其中规定于备案成立之后，集中全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在祝圣寺受训一月。散会后，陈军长要我们领导他们，我就受宣传股长之聘，演文受训练股长之聘。
可是成立大会，还是杳杳无期，其原因有二：第一，老和尚们怕训练的时候要实弹射击；第二，年轻的怕训练之后政府当壮丁调到前线去。陈军长又不得不花消一点茶点费，召集诸山长老开谈话会。席间，陈军长很温和的告诉他们：训练科日，注重政治常识，及佛学；军事方面，不过操操步伐锻炼身体。至于调到前线去的话，他正恐怕年轻的和尚要到前线去，因为到前线去是须要强健的身体，与丰富的技术的，年轻的和尚懂得那一桩
白白的送死，就是妨碍人家的工作。所以他可担保，训练之后的工作区域，以南岳附近为限。长老们才答应于五月七号开成立大会。陈军长又说：僧徒的没落，佛教的衰微，这是人所共知共见的事实，毋庸讳饰，假定在这时候还不想法补救，将来是一定会遭受严重的打击，所以这次训练，不是长老们帮他的忙，而是他帮了佛教的忙。长老们点点头就散了会。
7号那天，有叶剑英先生出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载《救亡日报》)。陈军长更体贴入微，叫我们在总理遗像之前，敬一尊佛像，烧一炉檀香。8号就开始训练。每周授课36小时，课程：分政治常识、佛学、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抗战歌曲六门。政治常识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倭寇侵略史、抗战建国纲领、宣传组训技术、国内外时事六科，每周各两小时。军事常识分：学科、术科两种，每周各三小时。佛学和救护常识，都是每天一小时。教授除佛学外，皆由民运处的几个指导员负责。受训的人，一共七十多个，只有一个疯疯傻傻的道士，其余都是和尚，有20名受过三年以上的佛学教育，30名受过一年佛学教育，其余则目不识丁，所以讲授和管理方面，都非常棘手。
其实棘手的原因，还不完全是程度参差的关系，和尚们因为到处可以挂单吃饭，到处可以敲木鱼赚钱，几乎个个都养成一种不肯吃苦，又不服管束的劣根性。在这里感觉着不舒服，马上背起行李就走，走了也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久而久之，就都只知有己、不顾大局起来。有一次，大家商议要受训的人轮流挑洗脸水，当采买。刚一宣布，就溜走了三个。我们为儆一惩百起见，用公函请他们挂单的大善寺还他们的单，大善寺的知客——副会长有缘，则借口他们没有破坏大善寺的规矩，不允迁单。事情闹成了僵局，管理方面，就无法紧起来，“宁管一队兵，不管一队僧”，的确也是经验之谈。
佛教僧青年救亡团请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备案的公文，很久没有批下来，我们又去催陈军长。陈军长说，在军委会政治部备案是有全国性的，恐怕人力不够。还足缩小范围，先在第九战区做起。至于名称，救亡两字是临时性质，不如就用佛教僧青年团来得永久。当时政治部秘书刘善述先生也在那里，他也赞成这种办法。并且说：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胡越，和陈军长很相得，只要陈军长去一封信备案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就另办了一件请求备案的公文，请陈军长转交第九战区政治部，名称用佛教僧青年团。
过了几天，胡主任到南岳了，我们因陈军长之介绍而得晋见。首先，胡主任说，佛教僧青年团的名称，政治意味太重，将来用以推动工作起来，或者会引起佛教界的歧视，不如改为佛教青年服务团较为妥当。他返省以后，马上就批出来。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他很满意。希望我们用佛教青年服务团的机构，先在湖南省内各个各个地、照样建立地方性质工作单位以后，再联合成为全省的团体，以次推及于第九战区乃至全国。经济方面，他知道我们都是穷光蛋，答应补助开办费和一部分经常费。佛教青年服务团找到了保姆，我们高高兴兴与他告别了衡岳旅馆。
大约足5月28日吧，接到了第九战区政治部准予备案的指令以后，我们就开始把团体充实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团员，我们几经商量，认清训练班里可以吸收为团员的只有一二十人。其中有一部分对演文的感想很坏，假定把他们吸收进来，恐怕要闹得四分五裂，所以决定不告诉他们，而只取十个与演文无恶感者，满想先把团体健全地撑起来了，再谋充扩大的办法。
至于经济，一方面呈请第九战区政治部补助，一方面聘请名誉团主任和赞助人，以便较干瘪时向他们开口。我们自己也把腰包掏出来，做服装旗帜等，约费二百余圆，尤以智圆同志所垫为最多，约百余圆。当时曾聘得叶副教育长、陈军长、黎友民主任为名誉主任，张振国、陈荫轩参谋、罗哲明大队长、潘旦明、俞浩、杨国兴、薛子正教官、刘斐章、江南熏队长、胡兰畦团长、刘善述主任及灵涛、明正法师等数十人为赞助人，后又添聘了好几位。
佛青团于6月10日假祝圣寺开成立大会，九战区政治部特派第一政治大队罗大队长赶到监誓，那时游干班第二期政治部主任戴之奇还没有到任，秘书蔡正中代为主席，南岳各机关也都派代表参加。我们虽一共只有十二人，而他们对我们的希望则很大，蔡秘书说：
宗教可以补法治之穷，观于佛教在中国民间的潜势力可知。目前是全民抗战的紧要阶段，佛教既控制了民间的意志，佛教徒就应该起来帮助政府，做动员民众的工作。所以兄弟对于佛教青年月良务团的组织，感觉着非常兴奋，今天能够出席这个成立大会，很是荣幸。不过佛教界中，一向沉寂惯了，骤然要他们动起来，事实上是有许多困难的。希望各位同志不要以人力单薄为虑!勇往直前地，不顾一切地照着拟定的目标干下去!我相信不要好久，一下就会展开大规模的工作范围。我们都彳艮愿意以最大的力量，从旁帮助。
罗大队长说：
佛教经典上，常常以…
《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