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两句话勉励教徒。这表示无我牺牲决心与勇气，也就是革命的、抗战的精神。兄弟相信佛教青年服务团诸同志，是本着这种精神起来的。兄弟谨代表第九战区政治部向诸位致其崇高敬意，同时还有一点意见要贡献大家：第一，日本强盗现在正用佛教的幌子，麻醉士兵愚弄沦陷区内的民众，这比飞机大炮，无限制地屠杀，还要利害。希望诸位用纯正的反侵略的佛理，来一个正面的反攻。第二，日本强盗对于南方佛教国如：锡兰、缅甸、暹罗等处，正蛇竭似地用“征服中国，就是铲除耶稣教势力，发展佛教”的话骗他们，希图借以引诱他们，破坏我们的国际交通，这也希望各位同志，能够在这方面，多尽些力。第三，不要忽略了本位工作，要严密地把各佛教徒组织起来，拖到抗战的阵线里去，南岳有几百和尚，乃是一个彳艮好的工作对象，千万不要放弃。第四，要多多接近民众，因为出家人也起来救国，对于民众是一个很好的刺激。第五，要参加精神动员方面的工作。各位同志，假定能够照着这几个目标工作下去，对于抗战，无疑地有很大帮助，经济的援助，可以用工作争取的。兄弟回部以后，当然会将贵团困难情形，据实报告。
此外还有许多演词，都很宝贵，而我们只报以几颗瓜子、花生米而已。
13号，我们要和抗剧八队、电影一队到衡山县城，配合当地团体，做欢送出征壮士募款公演的工作。11号晚上，中央通讯社黎主任与当地士绅谢宪周、唐三等用茶点欢送我们。12号救难协会训练班毕业，13号早晨就领着团员出发。他们都排着队在山门口欢送，劈劈拍拍的爆竹声，打响了每个僧青年的心弦。
到了衡山，住在清凉寺。我们的工作为街头宣传，推销公演票，出壁报，写巨型标语，维持剧场秩序，散发慰劳品等外，还印发了《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二千份。其文如下：
各位同胞们：
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
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
我们要认清，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所以他们自身的康健与安全，他们家族的给养与抚慰，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
只要我们实际地做到这一点，胜利的凯歌，定会震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欢送，绝对不是强作欢容，乃是良心的、人道的、胜利的欢笑。
菩萨会保佑牺牲小我而为大我服务的出征壮士们，更能为帮助他们的人祝福!
在衡山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对于民众，似乎发生了一些影响，各界对于我们，也都报以热烈的同情。因为南岳的赞助人，大都是游干班的教官，要替我们募款，所以又回到南岳去。
回到南岳之后，就积极补充与整理。整理是确定纪律，以求不违佛戒，适应僧规。吸烟吃酒皆在禁止之列。补充则是增加团员。很想把这个团体，造成一个流动的佛学院，借实际工作，逐渐养成干部人材，以谋进而改革僧制。有一个小和尚只有16岁，两三次要求入团，我们嫌他年纪太小，不能工作。他说：只要许他入团，扫地、抹桌、送信的事情，总还做得来。我们没有别的话可以拒绝，就遂了他的愿。
南岳赞助人替我们募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捐簿劝募，发起者为第九战区政治部第二政治大队，第九预备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衡山县义安镇军民合作站，南岳镇军民合作站，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剧八队和电影一队。劝募的对像是游干班教职员及队员，共募得一百八十余圆。潘教官旦明，马队长抱一出力最多。
另一种是抗剧八队与电影一队联合举行募款公演。因为放影机损坏，和忙着准备“七·七”纪念，没有实现。不过他们给我们精神上的帮助非常之多，尤其是抗剧八队的刘队长和卢林、金陵、王逸诸位同志，简直没有把我们当另外一个团体看待。坦白的指导，恳切的安慰，现在想起来还有说不出的感谢。我们本来约好，在工作方面尽可能地打成一片，以矫正一般工作团队互相倾轧的丑态。而“佛青团”昙花一现地幻灭了，回忆着他们的友谊，真要流泪。当我们整理补充的时候，救难协会组织了流动工作团，由暮茄、绍贤两法师率领到衡阳工作，很得到衡阳各界的赞许，后来他们又到湘潭工作一次，也有很好的收获。
6月30号晚上，接到九战区政治部的代电，要我们到长沙去参加“七·七”二周年扩大纪念会，我们就连夜赶到长沙。从4号到8号，忙得简直喘不出气来。太阳像火一样，照着我们街头宣传，推销戏票，举办超度阵亡将士法会，参加火炬游行，编贴佛青壁报，出席各种集会。有时早晨三点钟就起来，晚上十二点钟才能休息。6号晚上的纪念大会，我们用自己的团体名义，散发《为“七·七”二周年纪念告同胞书》三千份。其词如下：
各位同胞：
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那一个民族， 由他的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的蹂躏中锻炼出来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不用说，就是希腊文明，也应该感谢波斯大帝的压榨。敌人明治维新的策动者，实际上是荷兰与美国的大炮。所以我们全民的持久的焦土抗战的结果，决不会变成真正的焦土，相反地要从焦土中，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新中国。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抗战两年，八分胜利；抗战三年，十分胜利”。这非但预言着倭寇必然要因虚伪的胜利而总崩溃，同时更说明我们将为血的洗炼而团结，而一致，以得到新生、抗战两年来，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各种进步的事实，证明这话绝对正确；无疑地，这个纪念并不是创痛的回忆，乃最后胜利的预祝。
但是当前的荆棘，还没有完全斩除。如汉奸的活动，吏治没有彻底澄清，民众不够认识等等，都足以迟缓最后胜利的获得：那就需要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要在精神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第一先要知道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借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洪炉，持久则要是永生的左券，同胞们!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算的事业，不用再有顾虑，再有畏葸。
在精神方面决定了动员的步伐，物质方面就要统制生活，实行像佛家的苦行主义：老实说，只有苦行才是牺牲的表现，才能实际做救亡工作。
同胞们!前路的荆棘如何斩除，抗战建国的使命如何完成，就看我们在纪念以后，是否切实动员起来、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句非常有哲理、有经验的话．前进，同胞们! 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上讲，实在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罗队长还希望我多做些街头宣传工作。他说：民众会被感动的。
政治部三组组长侯野君先生，是一个真诚热烈的领导者，我在《阵中报社》会见了他。他对于我们的宣言，极口赞扬，认为是抗战史料当中最宝贵的文献；同时也就是近几百年来，佛教界中最清越的晨钟。他对于佛学颇有认识，所以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马上就开展出去，为落伍朽腐的僧伽，开一条新鲜的光明的路。他又说：不要怕困难，不要讲痛苦，干这种伟大的、艰巨的事业，就是连生命都牺牲了，也值得的。我要求在《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他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并且说，关于经济，他想由《阵中日报》社发起，替我们筹募基金。据他的估计，三四千圆是不成问题的。
此外《阵中日报》总编辑蔡鸿干先生，第一版编辑骆何民先生，副刊编辑马午先生，对于我们的工作，皆尝予以有效的、热烈的赞助。13号出《佛青特刊》第一期，14号又将我的《检举过去探讨将来》一文登出，我们的工作动向，始为长沙人士所知。
自我们的工作动向为长沙人士所知以后，省动员会和《国民日报》社，在财政厅会议所招待我们。到任启珊、雷锡龄、刘昭业等。席间任启珊先生希望我们领导长沙僧尼精神动员，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刘昭业先生希望我们能借佛教之仪式宣传三民主义，我们都诚恳地接受了。当时我曾说：总理的哲学思想，有人说他倾向于唯心论，而佛教也以唯心论为出发点。所以佛法可以辅助三民主义，在理论方面更深一层的解释。同时希望省动员会能够领导长沙市内各种宗教徒联合起来，组织反侵略同盟，以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他们都以为是。后来我和青年会张总干事以藩，李主任干事振声商量，也很赞成。胡主任并且督促过他们。湘北会战前夕的紧张，毁灭了我们的一切计划，可恨日本强盗!
长沙佛教团体，有长沙市县佛教会，和湖南省佛教会；主持者都是了凡和尚。八大丛林的财产权，也大半捏在他手里。对于佛教青年团颇表同情。六号午刻，他以地主的资格在华严寺——佛青团临时驻地——设盛筵欢迎我们，又捐助了一百六十块钱。我们知道他有工作的热情，就请他为名誉团主任。
白云庵的当家尼翊莲，也深明大义，我们在南岳和在华严寺的膳食，都是她自动供给的。同时政治部也发给津贴一百圆，陈军长从常德又寄来一百圆，各团员才领到一块钱零用费。后来开福寺、龙王宫也办斋招待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照壁上写上一两条巨型佛化抗战标语，如：“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以佛陀革命牺牲的精神救中国”等，以为酬谢。
长沙的工作环境，比南岳顺利得多。我们遵守政治部的指示，一方面扩大影响，一方面从事本位工作。扩大影响的工作有五：
一、和长沙青年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省动员委员会，青年记者学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之友社青年团体筹备献心会。从7月18号起，陆陆续续办了…
《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