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阶级开始与不同种族结合，企求建立可提供他们心灵慰藉的宗教信仰，以与“背叛”他们的团体区隔。基督教基本上是在如此的氛围中发展出的新兴教派，要了解基督教的宗教性格，也必须放在此一历史脉络中理解。[6]
亡国之后，对弥赛亚的期望早已深植犹太人心中，透过先知宣喻的实现，上帝的意旨终将实现。然而，由于现实改革无望，中下阶层不再奢望现实中的大卫，能以军功带领犹太子民重回迦南地，反而将弥漫在当时社会中对弥赛亚的期望与近东垂死之神(Osiris Attis, Adonas)观念结合，让耶稣“地上受苦、为众人而死、又复活”的事迹，以充填了心中对弥赛亚预言的期待。中上阶层既得利益者，比较不能接受“失败”或在现实中“无力”的神祉，反倒是受压迫、低层的民众，在现实压力下，比较容易将“神”转换成期待来世逆转的形象。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基督教虽然沿续著《旧约》的传统，然而，安提阿大会以及保罗后来的宣教，让《新约》所代表的新的宗教，都很明显地与犹太教有所区隔。耶稣并不废除《旧约》中律法与先知的传统，但以新的诫令(登山宝训)代替禁制性的要求。事实上，早期基督教的建立，无论是在教义与现实的影响上，都是保罗的努力。
保罗接纳异邦人，并与中小工匠阶级结合，以经济上的力量支持新兴的宗教，在当时诸多不同信仰系统与分歧教派中，逐渐发挥其影响力，确立基督教在义理与现实世界中的地位。接受异邦人、在安提阿大会斥责彼得言不顾行，确立了基督教脱离种族色彩成为普世宗教，此外，耶稣在福音书中将《旧约》中原先分开的律法结合成“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可10:27;太22:37-40;可12:30-3)，经由保罗的强调，让基督教成为“爱”(agapee)的宗教[7]，“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5:14)相对于犹太教是“律法”的宗教，将“爱”引入圣经神学系统的是保罗，在他看来，人无法主动地“爱”上帝，只能“被动领受地爱”(信)上帝，在救赎问题，保罗强调中下阶级都能轻易拥有的“信”，以及上帝恩宠预选了选民，因著爱，让人们白白称义，与犹太教中上阶层拥有优势的律法信仰加以区别。
圣殿被毁后，法利赛派一直主导著犹太宗教信仰，然而，耶稣时代各种信仰充斥，多元化的结果也让不同的宗教信仰派别，因竞争主导性而产生了诸多冲突。耶稣只是当时诸多被视为弥赛亚的先知之一，大部份被视为弥赛亚的宗教领袖，拥有不少追随者，不断证明其宗教神魅(charisma)以得到群众的认同；然而，相对的，这些拥有神魅的宗教领袖也必须不断符合民众心理的潜在需求，以及被接受的证明程序[8]，否则无法得到其神圣性，反而成为“伪弥赛亚”或是“敌基督”了。在耶稣时代，早期基督教最大竞争对手反而不是犹太教，而是观念接近、信徒背景接近而又彼此竞争的新兴宗教，诸如厄色尼派(Essenes)、施洗者若翰派(Baptists)、末世论派(Apocalyptic movements) 、撒玛黎雅派(Samartians) 、灵智论(Gnostics)、神秘主义(mystical movements)等等[9]。《新约》中处处可以见到对灵智论以及神秘主义的严厉批评，正代表这两派也是早期基督教的不同支派，虽属于同一传统，但对早期基督教会具有极大的威胁所致。
保罗将希腊世界四大理念“信仰、希望、智慧、爱欲”，转换成后世所熟知的“信、望、爱”三价值，其中，智慧不再强调，爱(agape)也已经不是希腊世界所熟知肉欲的爱(eros)了。中上阶层所接受的“灵智论”受到希腊哲学影响，强调救赎由智慧而来，不是下层不识字民众所熟悉者；神秘主义强调经由欲望与性行为能够圣灵充满而与神圣合而为一，也是早期基督教要严厉谴责的。保罗对抗其他教团不同主张，将早期基督教界定为中下阶层以信仰与邻人爱为主的宗教，让广大中低阶层信众接受此一新兴宗教。从存留在《新约》中对于灵智派和有关“性”的事项谴责之严厉，我们仍可见出当时“斗争”的激烈。
灵智论在第一世纪时由埃及传入西方世界，为融合多种信仰与哲学思想的早期基督教派，强调经由领悟神秘的灵知，灵魂才能救，承认善恶二元，在二至三世纪盛行于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灵智论的刺激，早期教会必须藉编纂《新约》，在信仰上与之对抗，以消弱灵智论对教义上的诠释优势。[10]早期基督教信奉者从耶稣宣教时的下层阶级，到了保罗教团的中小工匠阶层，到了第三世纪后，教会的发展渐渐排除了其他竞争者，直到第四世纪的尼西亚会议的胜利，天主教会已经发展成整个欧洲信仰的中心。
虽然书写文字在西元前五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然而，西方世界大部份地区都还不是以书写系统为社会建构原则。直到近世教育普及，识字阅读成为普遍日常生活世界的原则之前，识字民众仍然相当有限，宗教经典与教义的解释，垄断在少数识字而能阅读的宗教贤达手中。早期基督教的信仰系统以保罗与彼得教团所开展出的信仰系统为主，教会的权威日渐增加，《圣经》虽然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直接阅读《圣经》，而是由教士阶级为民众阅读及解释。中世纪基督教会在黑暗时代肩负著文化传递，以及对抗回教世界的责任，对现世影响日渐增加。800AD时，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确立了教宗对现世权力有著更高合法性地位；802AD教会完成三位一体论，确立了中世纪神学系统。此后，没有任何现实力量可以撼动罗马教会系统的权威性。
“教会之外无救赎” (Extra ecclesian nulla salus)、“教皇权威至上论”以及“教训无误论”，让教会系统掌握著现世最大的权柄，随之而来的是过于追求现世利益所引发的诸多弊端。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皇膨涨的现世权威、炼狱的存在，以及救赎的途径，正式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后来的喀尔文及各不同新教教派，也都针对腐化的教会权威提出质疑。然而，要与庞大的教会权威以及教皇制度相抗衡，唯一有力的武器只能诉诸更高的《圣经》权威。
事实上，早期改革宗教的推动与支持者，大部份都是属于圣奥古斯丁潜修团的修士，他们接受保罗神学体系的训练，在潜心研读《圣经》经文时，发现许多教会的作法不但在《圣经》原文中找不到理论依据，甚至有许多想法是与《圣经》原意背道而驰的。“赎罪券”所依赖关于炼狱的理论根本没有任何支持的证据，许多教义观念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早期抄本有限、印刷术未发明时，个别修士的疑问仍无力挑战教皇与教会制度，教会仍能有效地垄断对《圣经》的研读与诠释，宗教领袖、修士、信徒之间的认知差距也还没那么大。然而，一旦经济环境改善，印刷术发展、阅读能力逐渐普及时，潜在的问题就逐渐显现。
不同于天主教教会中的宗教领域，修士们没有现实的权力，但拥有阅读的能力与接触《圣经》的方便，当然会对教会系统的腐化产生强烈的不满；然而，直到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之前，散在各教会中的修士仍然无力提出全面性的反省。拜谷腾堡(J. Gutenberg)活字印刷术发展之赐，人文学者伊拉斯谟斯于1516年刊行希腊文《新约》，人们首次有可资参考的经典来与武加大版(Vulgate) 拉丁文《圣经》对抗；印刷术使得经典方便可得，第二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也就不是那么意外之事了。
新教运动代表著修士结合了人文学者与中产阶级，藉著《圣经》的权威性对抗罗马教会制度与教皇系统，设若不是基督教传统立基于严格遵守《圣经》条文的传统，近世西欧社会只能创立新的宗教而非“改革”宗教。新教运动代表著每个信徒回到《圣经》本身再重新出发。
二、基督教之《圣经》编纂
依《圣经》为信仰核心，意味著经典的编纂决定了宗教解释的权威性，如何择取与诠释经典也成为不同教派关心的议题。《旧约》只有部份被掳时的作品是亚兰文写成，其余大部份篇章都是希伯莱文写的，写作时间历经一千年之久(1400BC-400BC)，部份内容原为口说传统，后由三十多人执笔才完成了各篇章。250BC到150BC间，旧约已经约略成形，在多利买二世非拉铁菲(285-247BC)推动下，召集精通希伯莱文、希腊文的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完成了希腊文七十士译本(LXX)。由于七十士译本尚包含一些次经，后来的宗教会议中常讨论要将那些次经从正典中剔除。90AD时，一群犹太学者在麦尼亚(Jamnia)开会，确定了现有39卷标准版本，将其他次经从定本中剔除。虽然次经没有收录在正典中，但也都是流传在西元前二、三世纪至西元后第一、二世纪的书卷，也为七十士译本所收，早期基督教会仍视其为有价值的作品，教会一直没有明确表达出对这些未收录的次经所抱持态度。直到十六世纪时，宗教改革的思想家才正式将它们排除在正典之外。喀尔文明确指出，既然上帝旨意是交托给犹太人的(罗3:2)，那么犹太正典收录与否才是《旧约》正典的决定标准，因此主张将所有次经全部从《圣经》中剔除。相应于改革新教的立场，天主教会很快在天特会议决议，除了〈玛喀比书〉(三)、(四)、〈以斯拉书〉(三)、(四)、〈玛拿西祷词〉外，其他十二卷书卷仍应被视为正典，并称其为第二正典。[11]
《新约》最早写成的是〈加拉太书〉(48AD)，最晚写成的部份应该在9…
《基督新教与人间佛教的现世关怀：经典编纂的比较研究(翟本瑞、尤惠贞)》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