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与人间佛教的现世关怀：经典编纂的比较研究

　　翟本瑞(南华大学教授)、尤惠贞(南华大学副教授)

　　论文提要

　　韦伯认为在世界诸宗教里，只有基督新教因著教义上的绝对性格，信徒对《圣经》的严格信守，让信仰与现世间的紧密联结无从消解，自发地开展出现世宰制的价值观。本文从当前台湾社会中，佛教徒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检视人间佛教如何能从原始佛教的特殊教义与出世特质中，发展出现世关怀的态度。

　　依本文之研究，即使是西方各宗教，都可视为同一宗教传统，藉由经典编纂之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宗派，就其形式意义而言，与佛教各教派发展没有太大差异。整体而言，内在于各宗教经典中仍存在著相当程度的诠释空间，因此，传衍中的宗教，得以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出其现世关怀的态度与特质。

　　关键词：基督新教、人间佛教、经典编纂、宗教诠释、宗教比较

　　韦伯(M.Weber)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一书，探讨存在宗教伦理与现世经济生活间的选择性亲近性(elective affinity)关系，认为基督新教内在教义的伦理性格，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中，尤其是喀尔文教派“预选说”所代表的合理神义论，更是近世视“工作”为天职的价值观的奠基基础，藉由新教的现世制欲主义(inner-worldly asceticism)更开展出近代西欧与北美宰制世界(world-mastery)的世界观。

　　韦伯晚年为了平衡学界对他在该书中唯心主义的批评，并为基督新教伦理在世界经济史中给予适当定位，特别撰写《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藉著比较世界各大宗教对现世经济生活所抱持的态度，说明近代西方合理化过程中，宗教合理化与经济合理化间的独特关系，并补充先前诸多讨论之不足。就因果归属而言，韦伯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三大事实，对后世宗教合理化具有关键性影响：[1]

　　第一，为犹太人间的预言，把犹太教中的魔术消灭了，因之，妖术虽仍视为实在之物，然成鬼怪而非神圣的性质了。第二，为圣灵降临之奇迹，这是一种讲基督降神于信徒的仪式，这对于古代基督教信念之非常迅速的传布，实有决定的意义。第三，为安提阿之大会，保罗反对彼得而许不受割礼者并同祭祀。由此而撤废了当时尚残存于古代城市的氏族、部落及民族间之魔术的束缚，使西方城市的成立成为可能。

　　摩西与先知对犹太教反巫术性格的确立、耶稣的诞生、保罗“因信称义”以及“预选说”的逻辑架构，这三件事情确立了基督教后世发展的基本性格，也开展出世界诸宗教间，相当特殊的一套宗教信仰；而西方历史发展，即是在此一历史独特性意义下开展出来的。在韦伯看来，判断一个宗教合理性的程度有两个标准：[2]

　　1. 宗教将巫术从其本身排除的程度。

　　2. 宗教对于神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宗教与世界之间的伦理关系，所表现的系统性统一连结程度。

　　其中，只有基督新教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因而能够开展出现世的合理化，以及现代资本主义。韦伯指出，信徒在关于宗教救赎问题上的焦虑，对现世生活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世界宗教而言，只有三套整体理念系统，能够构成合理的神义论，解决宗教与现世生活间可能存在的冲突。这三套合理“神义论”分别为：[3]

　　1. 印度的业与轮回的教义：主张因果报应，灵魂轮回，现世的业决定了来世的命运。它结合了靠人自我修行的贤人式自我救赎与获得救赎的普遍性；也结合了最严格的拒斥世界与有机的社会伦理；更结合了以冥思为救赎的最高途径与现世职业伦理，可以说是“神义论”最一致与最完备的形式途径。

　　2. 二元论：以祅教为代表。但只是将魔法多元论的系统化罢了。

　　3. 预选说：它拒绝以任何形式的巫术作为救赎的手段。命运的非理性力量是没有理性的解决途径，它隐藏了世界与神之间，实际存在与理想之间的最大紧张。

　　其中，祅教的二元论虽然能够合理化宗教与现世价值之间的冲突，然而，由于欠缺更深入的义理，教义上的价值并不大，在历史上影响有限，目前信奉者也仅剩下约十五万人，大部份居住在印度，对现实世界而言，没有太大影响。于是，印度强调业与轮回的宗教，以及主张“预选说”的基督新教，就成为探讨宗教伦理与现世价值间的冲突解消，最重要的两套思想系统。施路赫特(W.Schluchter)将韦伯宗教合理化的类型学，依下列五个层面区分为两种对立的立场：[4]

　　1. 基础：宇宙中心的／神为中心的。

　　2. 手段：巫术的(模范预言)／伦理的(伦理预言)。

　　3. 领域：出世的(彼岸的)／现世的(此岸的)。

　　4. 方法：神秘主义／制欲主义。

　　5. 体制：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其中，强调业与轮回的佛教与基督新教，在这五个向度上都处于完全对立的两端。基督新教是神为中心的、伦理的、现世的、制欲主义、特殊主义的；相形之下，佛教是宇宙中心的、巫术的、出世的、神秘主义、普遍主义的。韦伯因而论证基督新教开展出现世宰制的制欲精神，让现代资本主义得到开展所需的动力；相对的，佛教则是遁世、消极的生活态度，很难与现代资本主义联想在一起。基督新教与佛教可说是两套完全对立的信仰系统，无法以同样态度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展。

　　西方世界，透过先知的神谕，传留出不可增易的宗教经典，无论是《犹太圣典》、天主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回教的《可兰经》，乃至近代的《摩门经》，都是依圣经经文为唯一依循标准，白纸黑字不可移易。犹太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等都是依《圣经》为信仰中心的宗教。事实上，这四大宗教源头相同，都是起源于近东地区的一神信仰，只是随著历史特殊开展经验，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呈现的宗教制度。相较于东方宗教强调宗教贤达修证体验，以及成圣成贤经验，这四大宗教都是以严格遵守《旧约》、《新约》、《可兰经》等神圣经典为信仰中心，以伦理预言为其宗教核心。因此，其神圣经典的编纂过程与诠释态度，就成为认识该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核心课题。这种依权威经文的绝对性所建立出的宗教，虽然彼此差距甚大，然而，相较于东方宗教，仍然显现出相当的同质性；就形式面而言，彼此间的差别不大，但与依崇高圣哲为主的东方宗教，则就有著相当大的差异。

　　诸大乘佛教经论强调“四依”，所谓：“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5]其所揭示的原则与西方宗教性格大不相同，如果按照西方宗教启示所展现出的伦理性格，则依语、依识、依不了义、依人等原则，反倒才是西方神学建构的基础。就韦伯(M.Weber)在宗教社会学上的分类而言，西方宗教是依法条建立的伦理性(ethical)宗教；相较之下，东方宗教则是依宗教贤达所建立的范例式宗教。摩西的“十诫”与禅宗的“不立文字”恰好成为两个极端对比。

　　佛教过去给人的印象，似较偏向消极、遁世的彼岸价值，现实参与不足；然而，过去这些年在台湾社会中，无论是佛光山、法鼓山、慈济功德会与香光尼寺等教团，都展现出积极参与社会的诸多气象，除了传统社会救济等宗教活动外，现世关怀也成为台湾佛教界特殊的文化表现。学界这些年来，针对基督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儒家文化与商业发展的讨论甚多，也得到许多不同于韦伯时代的看法；然而，对于佛教如何从消极遁世观转换出积极的现世关怀的讨论仍相当有限。

　　本文将从基督新教与人间佛教对经典编纂态度与方法上的异同，探讨经典编纂在教义诠释上存在的空间，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藉此，进一步讨论不同宗教面对现实世界所可能产生的历史性格差异。

　　一、基督教发展史

　　《新约》与《旧约》是两套不同的约，也分判著基督教与犹太教间的差别。在亚伯拉罕与上帝订定拣选之约后，犹太教就是行割礼的犹太人的种族性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然而，在亡国之后，犹太人丧失现世中的国家保护，只能在宗教律法上保持自身的存在尊严，对律法(十诫)的严格遵从，成为犹太教信仰的核心。然而，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之后，不同种族共居，处于劣势的犹太人，在政治上回复到大卫的光荣已经成为不可能之事，犹太教面对与现实世界妥协的压力。罗马帝国中的犹太人包括乡民(Am Ha-aretz)、法利赛人(Pharisees)和撒都该人(Sadducees)三个阶层，在罗马帝国统治早期，熟读法律的城市中产阶级法利赛人与下层没受教育的乡民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富有的贵族阶级撒都该人，下层阶级生活虽然困苦，但有宗教的支持，仍能安于现状。然而，在帝国统一、反抗现世强权统治无望之后，法利赛人转而愈趋保守，妥协于现实政治环境，而与罗马统治阶层结合。广大的下层阶级因无产化而变得愈趋激烈，强烈地要求在宗教上的变革。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但中下阶层民众对法利赛人“背叛”大众的忿怒与仇视在《新约

　　福音书》中处处可见，税吏与法利赛人成为共同的敌人。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路6:20-5)

　　这么强烈的种阶级仇恨即使在近代社会也很少见到，可见社会大众对宗教改革的期待。犹太教仍旧为中上阶级的犹太教，宗教领袖一味遵从律法，忽视现实生活中民众恶劣的处境，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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