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與人間佛教的現世關懷:經典編纂的比較研究
翟本瑞(南華大學教授)、尤惠貞(南華大學副教授)
論文提要
韋伯認爲在世界諸宗教裏,只有基督新教因著教義上的絕對性格,信徒對《聖經》的嚴格信守,讓信仰與現世間的緊密聯結無從消解,自發地開展出現世宰製的價值觀。本文從當前臺灣社會中,佛教徒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檢視人間佛教如何能從原始佛教的特殊教義與出世特質中,發展出現世關懷的態度。
依本文之研究,即使是西方各宗教,都可視爲同一宗教傳統,藉由經典編纂之差異而産生的不同宗派,就其形式意義而言,與佛教各教派發展沒有太大差異。整體而言,內在于各宗教經典中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诠釋空間,因此,傳衍中的宗教,得以在時代的變遷中展現出其現世關懷的態度與特質。
關鍵詞:基督新教、人間佛教、經典編纂、宗教诠釋、宗教比較
韋伯(M.Weber)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書,探討存在宗教倫理與現世經濟生活間的選擇性親近性(elective affinity)關系,認爲基督新教內在教義的倫理性格,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中,尤其是喀爾文教派“預選說”所代表的合理神義論,更是近世視“工作”爲天職的價值觀的奠基基礎,藉由新教的現世製欲主義(inner-worldly asceticism)更開展出近代西歐與北美宰製世界(world-mastery)的世界觀。
韋伯晚年爲了平衡學界對他在該書中唯心主義的批評,並爲基督新教倫理在世界經濟史中給予適當定位,特別撰寫《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藉著比較世界各大宗教對現世經濟生活所抱持的態度,說明近代西方合理化過程中,宗教合理化與經濟合理化間的獨特關系,並補充先前諸多討論之不足。就因果歸屬而言,韋伯指出,西方曆史上有叁大事實,對後世宗教合理化具有關鍵性影響:[1]
第一,爲猶太人間的預言,把猶太教中的魔術消滅了,因之,妖術雖仍視爲實在之物,然成鬼怪而非神聖的性質了。第二,爲聖靈降臨之奇迹,這是一種講基督降神于信徒的儀式,這對于古代基督教信念之非常迅速的傳布,實有決定的意義。第叁,爲安提阿之大會,保羅反對彼得而許不受割禮者並同祭祀。由此而撤廢了當時尚殘存于古代城市的氏族、部落及民族間之魔術的束縛,使西方城市的成立成爲可能。
摩西與先知對猶太教反巫術性格的確立、耶稣的誕生、保羅“因信稱義”以及“預選說”的邏輯架構,這叁件事情確立了基督教後世發展的基本性格,也開展出世界諸宗教間,相當特殊的一套宗教信仰;而西方曆史發展,即是在此一曆史獨特性意義下開展出來的。在韋伯看來,判斷一個宗教合理性的程度有兩個標准:[2]
1. 宗教將巫術從其本身排除的程度。
2. 宗教對于神與世界的關系,以及宗教與世界之間的倫理關系,所表現的系統性統一連結程度。
其中,只有基督新教同時滿足這兩個標准,因而能夠開展出現世的合理化,以及現代資本主義。韋伯指出,信徒在關于宗教救贖問題上的焦慮,對現世生活態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世界宗教而言,只有叁套整體理念系統,能夠構成合理的神義論,解決宗教與現世生活間可能存在的沖突。這叁套合理“神義論”分別爲:[3]
1. 印度的業與輪回的教義:主張因果報應,靈魂輪回,現世的業決定了來世的命運。它結合了靠人自我修行的賢人式自我救贖與獲得救贖的普遍性;也結合了最嚴格的拒斥世界與有機的社會倫理;更結合了以冥思爲救贖的最高途徑與現世職業倫理,可以說是“神義論”最一致與最完備的形式途徑。
2. 二元論:以祅教爲代表。但只是將魔法多元論的系統化罷了。
3. 預選說:它拒絕以任何形式的巫術作爲救贖的手段。命運的非理性力量是沒有理性的解決途徑,它隱藏了世界與神之間,實際存在與理想之間的最大緊張。
其中,祅教的二元論雖然能夠合理化宗教與現世價值之間的沖突,然而,由于欠缺更深入的義理,教義上的價值並不大,在曆史上影響有限,目前信奉者也僅剩下約十五萬人,大部份居住在印度,對現實世界而言,沒有太大影響。于是,印度強調業與輪回的宗教,以及主張“預選說”的基督新教,就成爲探討宗教倫理與現世價值間的沖突解消,最重要的兩套思想系統。施路赫特(W.Schluchter)將韋伯宗教合理化的類型學,依下列五個層面區分爲兩種對立的立場:[4]
1. 基礎:宇宙中心的/神爲中心的。
2. 手段:巫術的(模範預言)/倫理的(倫理預言)。
3. 領域:出世的(彼岸的)/現世的(此岸的)。
4. 方法:神秘主義/製欲主義。
5. 體製:普遍主義/特殊主義。
其中,強調業與輪回的佛教與基督新教,在這五個向度上都處于完全對立的兩端。基督新教是神爲中心的、倫理的、現世的、製欲主義、特殊主義的;相形之下,佛教是宇宙中心的、巫術的、出世的、神秘主義、普遍主義的。韋伯因而論證基督新教開展出現世宰製的製欲精神,讓現代資本主義得到開展所需的動力;相對的,佛教則是遁世、消極的生活態度,很難與現代資本主義聯想在一起。基督新教與佛教可說是兩套完全對立的信仰系統,無法以同樣態度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展。
西方世界,透過先知的神谕,傳留出不可增易的宗教經典,無論是《猶太聖典》、天主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回教的《可蘭經》,乃至近代的《摩門經》,都是依聖經經文爲唯一依循標准,白紙黑字不可移易。猶太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等都是依《聖經》爲信仰中心的宗教。事實上,這四大宗教源頭相同,都是起源于近東地區的一神信仰,只是隨著曆史特殊開展經驗,在不同地區,以不同形式呈現的宗教製度。相較于東方宗教強調宗教賢達修證體驗,以及成聖成賢經驗,這四大宗教都是以嚴格遵守《舊約》、《新約》、《可蘭經》等神聖經典爲信仰中心,以倫理預言爲其宗教核心。因此,其神聖經典的編纂過程與诠釋態度,就成爲認識該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核心課題。這種依權威經文的絕對性所建立出的宗教,雖然彼此差距甚大,然而,相較于東方宗教,仍然顯現出相當的同質性;就形式面而言,彼此間的差別不大,但與依崇高聖哲爲主的東方宗教,則就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諸大乘佛教經論強調“四依”,所謂:“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5]其所揭示的原則與西方宗教性格大不相同,如果按照西方宗教啓示所展現出的倫理性格,則依語、依識、依不了義、依人等原則,反倒才是西方神學建構的基礎。就韋伯(M.Weber)在宗教社會學上的分類而言,西方宗教是依法條建立的倫理性(ethical)宗教;相較之下,東方宗教則是依宗教賢達所建立的範例式宗教。摩西的“十誡”與禅宗的“不立文字”恰好成爲兩個極端對比。
佛教過去給人的印象,似較偏向消極、遁世的彼岸價值,現實參與不足;然而,過去這些年在臺灣社會中,無論是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功德會與香光尼寺等教團,都展現出積極參與社會的諸多氣象,除了傳統社會救濟等宗教活動外,現世關懷也成爲臺灣佛教界特殊的文化表現。學界這些年來,針對基督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以及東亞地區儒家文化與商業發展的討論甚多,也得到許多不同于韋伯時代的看法;然而,對于佛教如何從消極遁世觀轉換出積極的現世關懷的討論仍相當有限。
本文將從基督新教與人間佛教對經典編纂態度與方法上的異同,探討經典編纂在教義诠釋上存在的空間,以及可能産生的影響。藉此,進一步討論不同宗教面對現實世界所可能産生的曆史性格差異。
一、基督教發展史
《新約》與《舊約》是兩套不同的約,也分判著基督教與猶太教間的差別。在亞伯拉罕與上帝訂定揀選之約後,猶太教就是行割禮的猶太人的種族性宗教,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然而,在亡國之後,猶太人喪失現世中的國家保護,只能在宗教律法上保持自身的存在尊嚴,對律法(十誡)的嚴格遵從,成爲猶太教信仰的核心。然而,羅馬帝國統一地中海世界之後,不同種族共居,處于劣勢的猶太人,在政治上回複到大衛的光榮已經成爲不可能之事,猶太教面對與現實世界妥協的壓力。羅馬帝國中的猶太人包括鄉民(Am Ha-aretz)、法利賽人(Pharisees)和撒都該人(Sadducees)叁個階層,在羅馬帝國統治早期,熟讀法律的城市中産階級法利賽人與下層沒受教育的鄉民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富有的貴族階級撒都該人,下層階級生活雖然困苦,但有宗教的支持,仍能安于現狀。然而,在帝國統一、反抗現世強權統治無望之後,法利賽人轉而愈趨保守,妥協于現實政治環境,而與羅馬統治階層結合。廣大的下層階級因無産化而變得愈趨激烈,強烈地要求在宗教上的變革。法利賽人是宗教領袖,但中下階層民衆對法利賽人“背叛”大衆的忿怒與仇視在《新約
福音書》中處處可見,稅吏與法利賽人成爲共同的敵人。
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上帝的國是你們的。
你們饑餓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飽足。
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喜笑。....
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
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要饑餓。
你們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要哀恸哭泣。(路6:20-5)
這麼強烈的種階級仇恨即使在近代社會也很少見到,可見社會大衆對宗教改革的期待。猶太教仍舊爲中上階級的猶太教,宗教領袖一味遵從律法,忽視現實生活中民衆惡劣的處境,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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